公元前396年，魏国的国君魏文侯去世，太子魏击(魏武侯，？—公元前371年)即位，任田文为宰相。大臣吴起大不自在，当面质问田文说：“我和你比一比功劳如何？”田文回答说：“可以!”吴起说：“统帅三军，使士卒乐于效命，敌国不敢窥边，你和我比，如何？”田文摇了摇头：“不如。”吴起又说：“治理百官，使人民亲附，国库充实，你和我比，如何？”田文又摇了招头：“不如。”吴起说：“把守西河，使秦国不敢东进，韩、赵俯首听命，你和我比，如何？”田文又摇了摇头：“不如。”吴起说：“你样样都不如我，你当宰相，居我之上，是何道理？”田文说：“如今，先君辞世，新君年少，全国犹豫观望，大臣尚未归附，百姓还不信任。在这个时候，宰相是你干好，还是我干好？”吴起沉吟半天，说：“还是你干好!”
论才能功绩，田文自愧不如；论当宰相，吴起甘拜下风。这个事实，值得后人深思。
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事实：某人，看不出他有什么出众的才华，也谈不上有赫赫功业，但宰相的位置却非他莫属。这里，除掉其他因素不谈，个人的素质不容忽视。
宰相不但应有一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心术与器量，我们称之为“宰相器度”。
一、镇国家、抚百姓是宰相的责任
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在位。即位初期，有丞相两人：右丞相周勃，左丞相陈平。汉代以右为上，故周勃位在陈平之上。一日上朝，文帝问周勃：“一年之中，审判案件多少？”周勃不好意思地回答说：“不知道。”文帝又问：“一年之中，国家出入钱谷多少？”周勃更加恐慌，无奈地说：“不知道。”文帝的几次垂问，急得周勃汗流浃背，深感惭愧。文帝转问陈平同样的问题，陈平却回答说：“各有主管部门。”文帝又问：“主管部门是哪些？”陈平回答：“如问审判案件，则问廷尉；如问钱谷多少，就问治粟内史。”文帝说：“既然各有主管部门，做宰相又有何事？”陈平说：宰相的职掌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文帝称善。在这里，陈平勾画出宰相的四大任务：一是根据四时变化，安排国家事务；二是镇抚四夷诸侯，和平相处；三是使百姓亲附，服从统治；四是协调各个部门各尽其职。总之，宰相是整个国家机构的主持者，不是个别部门的管事人，所以宰相只管方针政策，不亲细务。汉宣帝时，丙吉(？—公元前55年)为宰相。一日，丙吉驾车从长安大街穿行，途中，看到众人在打架斗殴，大街上死伤遍地，丙吉不予理睬，驾车疾驰而过。后来，丙吉路过城门附近，看到有人追赶耕牛，累得气喘吁吁，丙吉立刻停下车来，询问追赶耕牛走了多少路程。众人斗殴死伤，丙吉视而不见；耕牛喘气，他倒关怀备至，随从人员表示不能理解。丙吉说：“街头打架斗殴，是长安县令、京兆尹(首都市长)的事情，长安令和京兆尹称职与否，自有年终的考核来施行赏罚。而如今还是春季，天气又不太热，耕牛喘气不止，是否气节反常，如果气节反常，就大有伤害了。宰相的职任是‘调节阴阳’，耕牛喘气事关大局，宰相理当过问。丙吉的行为是否过当姑且不论，但它说明一个原则：作为宰相要顾全大局，要站得高、看得远，不斤斤计较眼前的利害得失，不为繁琐的事务所纠缠。“居庙堂之上，念及江湖之远”，才是宰相的本务，现举数例如下说明其要。
公元前207年，刘邦大军自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突入关中，大破秦军，攻占咸阳。诸将争先恐后分掠金银财宝，只有萧何(？—公元前193年)急忙赶到档案库中，收集秦朝的律令图籍，借以全面了解全国的土地户口、人民疾苦、经济状况、关卡要塞，为将来统一全国作准备。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一举消灭东方两大割据势力王世充和窦建德，全国统一形势已渐明朗。大军进驻洛阳，所有功臣名将静待行赏，分割财富，只有房玄龄忙于结纳东方的“英雄豪杰”，纳入秦王幕府，为夺取大唐帝国政权作准备。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大片土地沦入少数民族统治者之手，这时西晋的一位皇室成员司马睿(公元276年—公元322年)以安东将军的名义移驻江南，驻守建康(今南京)。西晋灭亡，北方全部沦陷，司马睿在建康称帝，但实际上他是既无实力又缺乏声望的光杆司令。原东吴以来的江东豪门大族有土地，有人口，有私家武装，实力不可动摇。同时，北方的豪门大族带领他们的宗族部曲源源而来，他们有威望，也有实力，这些南北士族才是有实力的群体。如何把这些有实力的人物联合起来，团结在司马睿的旗帜之下，建立政权，以便和北方落后民族抗衡，才是眼前至关重要的大局。司马睿的宰相王导(公元276年—公元339年)积极活动，一切举动都是围绕这个大局，东晋政权终于在江南站稳了脚跟。但自此以后，偏偏有许多朝臣不理解这个大局，两只眼睛只盯着这些豪门士族广占田园、隐庇户口、违法乱纪，时时想通过整顿“纲纪”，争权夺利，排挤王导，但结果却是战乱频仍，且多以失败而告终。有人询问当时的名士殷羡：“王导有何功绩可言？”殷羡答道：“王导的功绩无足称道。但他三次上台，三次国家稳定；三次下台，三次国家动乱。”王导自己也曾说“人们都说我愦愦(糊涂)，但将来你们终究会怀念我这个‘愦愦’”。王导正是利用他的“愦愦”，对豪门贵族大节不变，小事不论，维持了豪门士族间、士族与皇室之间的平衡。一旦有人有能力彻底澄清吏治，这个平衡就遭到破坏，东晋王朝就摇摇欲坠了，历史就是如此演进着。
唐朝中期，有位李泌(公元722年—公元789年)，是唐玄宗的太子李亨(肃宗，公元711年—公元762年)的密友。学问深厚，见解超群，但自称是道教信徒，往来名山之间，不慕权贵。“安史之乱”后，国家多难，每当皇室危难之时，李泌便出现在皇帝面前，出谋划策，调和矛盾。安禄山叛变，进军关中，攻占长安，唐玄宗南逃四川，唐王朝危在旦夕。太子李亨率少数部众北上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自立为帝。这时，李泌投奔到李亨身旁，他认为“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李泌建议李亨不要急于收复两京(长安、洛阳)，应利用敌人自长安至范阳(今北京)战线数千里的弱点，由李光弼(公元708年—公元764年)统军自今山西太原出井陉(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的隘口)骚扰敌人后防，由郭子仪(公元697年—公元781年)率众入今山西南端摆出进攻洛阳的姿态，皇室军队活动在长安外围，各路交互出击。“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让他来回奔跑，使其疲惫不堪，然后派大军沿长城一线东进，和李光弼合力直捣敌人巢穴，战事不过两年即可结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这是极其正确的战略方针。但是，李亨只看到大军已集，急于回长安过他的宫廷生活，还是派兵攻取了长安。叛军收缩了战线，双方陷入残酷的拉锯战，又延续了六年之久，唐朝才平定了叛乱，且留下河北三镇半独立状态的后果。后来，李泌受宦官及奸臣迫害，去衡山再过他的道士生活去了。李亨死后，代宗李豫(公元726年—公元779年)即位，李泌奉诏入京，不久再次受宦官排挤，出任杭州刺史。公元780年，德宗李适即位，此人昏庸躁动，信用奸相，轻率起动干戈，激起“泾原兵变”，叛军杀入长安，德宗仓皇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继而，李怀光(公元729年—公元785年)叛变，德宗又逃至汉中，唐王朝再度陷入绝境。这时，李泌又来到皇帝身边，出谋划策。后经李晟(公元727年—公元793年)、马燧(公元726年—公元795年)、浑瑊(公元736年—公元799年)诸将艰苦奋战，收复长安。但当时存在两大难题，一是关中连年兵燹，生产凋残，宿兵数十万，军粮匮乏，随时都有因粮食问题再度发生兵变的可能，形势危迫。而当时只有江东地区连年丰稔，粮食储备丰盛。江东地区是浙西观察使辖区，浙西观察使韩混混滉(公元723年—公元787年)在李适南逃汉中的时候，曾增修石头城(今南京)宫阙，预作李适再次南逃的避难所，却遭到李适的疑忌，群臣纷纷上表称韩滉图谋不轨。李适疑心特重，加之软耳根，深信不疑。韩滉的儿子韩皋(公元744年—公元822年)名为在长安做官，实为人质，不敢离长安一步，父子两人惶恐不安。这时李泌以皇帝祖父师友之尊，以家人百口担保，保证韩滉忠贞不二，建议李适放韩皋回江南省亲，命他告诉其父急运军粮入京。韩皋到镇江以后，韩滉感激涕零，自临江滨发运大米百余万斛。并命韩皋立刻回京，以解李适疑忌。以后年年起运不断，江南米粟送达长安，解决了政府的燃眉之急。公元786年，皇帝禁军因缺乏军粮，躁动不安，李适恐惧万分。李泌告诉他：三万斛大米已经至陕(今河南陕县)，李适喜出望外，奔赴太子东宫，嚷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救了!”对唐帝国而言，迫在眉睫的另一威胁是西方大国吐蕃王朝的入侵。当时，吐蕃北连回纥(今蒙古地区)，南控南诏(云南)，唐朝处于三面包围之中。吐蕃数万大军在长安西面游弋，时时威胁长安的安全。李适在“安史之乱”中曾受回纥官吏的侮辱，始终耿耿于怀，所以他宁愿摆脱回纥，一心一意与吐蕃议和，以求苟安。吐蕃掌握了李适的心理，借机玩弄李适。当时支撑国家危局的是李晟、浑瑊、马燧三位将军，当时的宰相张延赏(公元727年—公元787年)忌才害能，先解除反对和议的李晟的兵权，又听信吐蕃的挑拨，让马燧也主张和议。公元787年，唐朝同意吐蕃请求，派浑瑊为结盟使，赴平凉(今甘肃平凉县)结盟。李适自以为得计，以为万事大吉，不料在平凉会盟所，吐蕃突然发动袭击，击杀唐朝出使的官兵，并捉拿浑瑊，浑瑊夺马奔回。吐蕃的如意算盘是：因为李晟反对和议，解除其兵权；平凉活捉浑瑊，使其回归不得；马燧因主和失策，罢去兵权。一箭三雕，瓦解唐朝的抵抗力量，然后大军进攻长安。张延赏忌害功臣，其他人全部拒绝出任抗敌统帅，吐蕃大军压境，唐朝又处在了危难之中。李泌在肃宗、代宗、德宗三朝，为了避开朝廷的权力斗争，宁愿作幕僚，不愿出任宰相。然而如今，名臣和奸相纷纷落马，大将纷纷退位，朝廷空虚，再无人支撑危局。李适无奈，只好请李泌出山为相。为了挽救危局，李泌只好改变初衷，走马上任。李泌带领李晟、马燧谒见李适，要李适保证不杀二人，用以消除君臣隔阂，加强内部团结。同时，以师友之尊，力劝德宗改变初衷，采取“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南诏国)，西结大食(阿拉伯)、天竺(印度)”的方针。李泌不知费了多少口舌才使这位蠢夫改变了主意，同意这一方针的实施。公元788年，唐朝和回纥再度和亲通婚，回纥同意牵制吐蕃，南诏国也于公元793年脱离吐蕃的羁绊，归顺唐朝，与吐蕃为敌。这一方针的贯彻，反过来使吐蕃处在三面包围之中，加之内部矛盾重重，吐蕃王朝日薄西山，走向衰落，唐朝西部边境的压力大大减轻了。
春秋时期，郑国的元老子皮赞扬宰臣子产说：“君子务知(主持)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唐朝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有一篇《梓人传》，说的是一个木匠，他的床脚坏了，他不会修理，还要请别人代劳。但是他手执长尺、曲尺、墨斗、设计图样、丈量尺寸、选材取料、指挥工匠各任其职，一座宫殿楼台便落成了。柳宗元说，正如一个宰相，他是大政方针的制定者，各种事务的安排者，而不是具体事务的操作者。所以，作为宰相，不应斤斤于日常细务。
二、忠顺臣子的诚惶诚恐
封建时代，宰相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宰相首先要稳妥地处理好和这个“一人”的关系，即个人与国君的关系。
在我国古代，常常有这样的宰相：对上，他一味逢迎拍马，博取皇帝的欢心，以巩固自己的权位；对下，则假借威福，忌才害能，排斥异己，为非作歹。这种宰相，是败坏政事的根源，更谈不上什么宰相器度，姑且不论。另有一种宰相，精干有为，率领百官管理国家，处理政事，成绩卓著，威权日重。但是，宰相实力的膨胀，势必对皇权形成威胁，甚至形成骑虎难下非篡位不可的局面。这时，如果国君也精明能干，加上猜忌，君、相之间的矛盾斗争就难避免了。历史上国君诛杀宰相、宰相篡位的事情层出不穷，历史悲剧屡屡发生，便是君、相矛盾的结果。所以，作为宰相，如何做到使国君充分信任，无所疑忌，又能统率群僚，忠于职守，做到不尸位素餐，国家政权正常运行，平安无事，便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封建时代，君臣界限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作为臣子的宰相，对国君要忠顺不二。所谓忠，就是要勤于职守，不逢迎苟合，敢于据理力争；所谓顺，就是要尊重皇帝的权威，不僭越，不专制，自始至终把自己摆在臣子的位置上。
以诸葛亮为例。蜀汉自刘备死后，诸葛亮全掌国政，集军、政、财于一身。有能力，有威望、有自己的官署、有自己的全班人马，而国君阿斗(后主刘禅)却年幼愚昧，而且先帝有言在先：“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又曾告诫阿斗：“汝与丞相从事，事之若父。”照理，阿斗在孔明的眼中应该是“蔑如也”。然而，诸葛亮却把阿斗当做神明一般。《出师表》中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街亭失败，上疏自贬三等，引咎责躬，承担责任。临终前，诸葛亮上表后主：“(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服，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是何等谦恭的态度。历史上有许多权臣，总希望自己的国君是个愚昧的阿斗，以便于自己操弄国柄；而诸葛亮恰恰相反，他总希望阿斗改变愚昧的状态。在《出师表》中，诸葛亮苦口婆心地要阿斗赏罚公允，要“亲贤臣，远小人”，要“咨诹善道，察纳雅言”，不要“妄自菲薄”。总之，要打起精神来，作一个像样的国君。后人评价诸葛亮这种忠顺的作风说：“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政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也说：“他集中权力于一身，但是后主并不感到他的威胁，朝臣并不感到他的僭越。”这种器度，为当时人所钦佩，为后代人所赞赏。所以，在封建时代，与其说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还不如说他是道德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