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仁恕，重法理也要重人情
管理背景之二十六：寻求安稳，盼望安心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讲究“和”，而要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统一，首先就要“安”，要让整个局势都稳定下来。
“安定”、“安稳”这类字眼总让人感到温暖、舒心。这是因为在这种稳定、有秩序、可预测的状态下，中国人就能安心。心一安下来，就不必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就可以心宽体胖、安享天年。
相反，“瞬息万变”、“变幻莫测”这些词总让人感到不舒服，因为它们意味着变动，意味着不可知、不可预料的未来，这使人们感到不安和恐惧。
在中国人的词汇中，安心与不安是衡量个人心境好坏的标准，而安居乐业与否则是评价一个人一生是否愉快的标准。
中国人很重视居住条件的安稳，对家乡有着特殊的感情。在美国两个加利福尼亚人在纽约邂逅，他们并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感觉，要是两个广东人在北京见了面，就会有聊不完的话题，连“今冬西窗前，寒梅着花未”这种事也要问上一问。
中国人家乡观念浓重，安土重迁，除非万不得已，实在不想离家外出，“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窝”，所以即便是出去混迹了一辈子，也要争取落叶归根，将自己的一把老骨头埋在祖坟山里。
背井离乡，离家出走在外国人眼里可能是值得骄傲的，是成人的一种标志，而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却总是令人心酸的一幕，以为自己从此就踏上了一条颠沛流离之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成了茫茫大海中一叶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飘萍了。
中国人还重视家庭的安稳。人首先要安家，要有自己的一角屋檐，然后要赡养父母要养老婆，还要抚养孩子，还要供养一尊菩萨，总之要把所有这一切都撑起来之后，自己才能安心，所以中国人常念叨“家和万事兴”，所以中国有几千万人为解决夫妇两地分居，孩子就近入学等问题而奔走，为了这些事情的安顿而奔波。
所以中国的思想家一直强调在施政之中让老百姓们感到安稳的重要性。“为政之要，在于安人。”只要让人心安稳了，社会局势自然就能安定下来。
要做到安稳其实也不难，只要把握好两个方面就行了：
首先，要解决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要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生活水平在温饱线以上。吃饱了，穿暖了，他们就感到心安了，就可以安闲地去打牌，闲聊了。如果领导能够给他们更多的实惠，他们就会平添出许多感激来，认为这个领导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衣食父母，是亘古不遇的治世能臣，就会为他在家乡树碑立传了。
承包责任制后，全国农民一致叫好，为什么？“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不会饥肠辘辘了，安顿了肚皮，心里自然就安稳了，其他的要求就可以暂时搁一搁了。
其次，要找个单位安顿下来。社会就像一个蜂房，单位就像蜂房中的小巢格，每个蜜蜂都安顿到格子里去了，整个蜂房就有序了。
有了单位，中国人就既有了生活来源，又明确了社会定位，也找到了栖身之处，出了麻烦事也找到了解决的地方，心中立即安定下来，一切似乎都已经妥当了。就像转业军人安置似的，只要找到了接收单位，是好是坏姑且不论，安置就算完成了。
美国人可以在一生中搬十几次家，结七八回婚；可以寅吃卯粮，花想象中的钱；可以先开始工作，边工作边安顿。在求安惧变的中国人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接受的。中国人不怕贫穷，最怕不安稳！
洞悉管理情境国人总是把“安”和“乐”联系在一起，生活不安稳就没有快乐可言。
颠沛流离的生活，变动显著的工作，在中国人看来都是令人心悸，不能使人心安的。
相应管理对策：解决下属的后顾之忧
大多数中国人的内心中都求安惧变，因此管理活动必须顺应中国人的这一心理，领导要让下属感到安稳，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帮助解决下属的后顾之忧。
周经理刚开了一家电脑公司，自己做了自己的老板，心中十分高兴。他又利用自己的交情，想方设法把原单位的高级工程师老刘也挖了出来。
可孰料就在公司揽到第一笔业务的时候，老刘却提出想请假回家看看，周经理当场傻了眼，他想尽办法劝说老刘，要他念在公司创业之初，先想方设法顶一阵子，千万以公司利益为重。
他说着说着，猛然抬头一看，却发现老刘的眼中闪烁着泪花。老刘说：“周经理，我不是没事找事故意拆台哪！我家发洪水了，老婆孩子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还能在这安心工作吗？
这番大实话使周经理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是啊，人家连家里都没有安顿好，又怎么能有心思安心工作呢？
于是周经理咬咬牙，拿出20万元替老刘买了一处房子，又替老刘的妻子找了一份工作，解决了老刘的一块心病。
老刘没有了后顾之忧，就把公司当作自己的家，全心投人工作，在短短一年中为公司创造了300万元的利润，周经理的事业从此越越越大。
人们首先必须具备了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活条件，然后才能从事各项工作。因此，员工的生活状态直接影响着他的思想状态、精神面貌和工作效率。
一个精通中国人性的优秀领导，不仅要善于使用下属，更要善于通过替下属排忧解难来唤起他内在的工作主动性，要替他解决后顾之忧，让他的生活安稳下来、心灵安静下来，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上。
为部下解决后顾之忧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其一，要摸清下属的基本情况。
领导要时常与员工谈心，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对下属尤其是生活较为困难的下属的个人和家庭情况要心中有数，要随时跟踪下属的情况，把握下属后顾之忧的核心所在，以便对症下药。
其二，领导对下属的关心必须出于一片真心。
领导必须从事业出发，实实在在、诚心诚意、设身处地地为下属着想，要体贴下属，关怀下属，真正地为他们排忧解难。
尤其要把握好几个重要时机：当重要下属出差公干时，要帮助安排好其家属的生活，必要时要指派专人负责联系，不让下属牵挂；当下属生病时，领导要及时前往探望，要适当减轻其工作负荷，让下属及时得到痊愈；当下属的家庭遭遇不幸时，领导要代表单位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缓解不幸造成的损失。
其三，领导对下属的帮助也要量力而行，不要开出实现不了的空头支票。
领导分担下属的困难要本着实际的原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帮助可以是精神上的抚慰，也可以是物质上的救助，但要在公司财力所能承担的范围内进行。
比如说在前面的例子中，周经理不会买一幢别墅送给老刘的，因为在公司创业之初这也做不到。
对于困难比较大的下属，要尽量发动大家集体帮助，必要时可以求助于社会。
同时，领导还要处理好轻重缓急，要依据困难程度给予照顾，不能“撒胡椒面”搞平均主义，要多“雪中送炭”，少“锦上添花”。
锦囊妙计
人必须在基本生活有保障之后才可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对于求安惧变的国人来说，基本生活的安稳更是全身心工作不可或缺的前提。所以领导者，一定要真心实意地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
经典管理实例
刘备洒泪送徐庶
一个有情义的人才能折服人，才能被部下拥戴。三国时期曹操的老对手刘备就很善于运用以情动人的管理手段。综观刘备一生，他的统治史几乎就是一部个人的情义史。这里，我们可从《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玄德用计袭樊城元直走马荐诸葛”中刘备送徐庶的场景中略见一斑。
曹操听说徐庶有才，就把徐母囚禁起来，胁迫徐庶帮他。时在刘备帐中的徐庶无奈，只得辞汉营而转奔曹营。
当日，刘备设宴为徐庶饯行，并亲自将徐庶送出城去。让我们把镜头对准送别场面，那真是感人至深：“玄德不忍相离，送了一程，又送一程。庶辞日：‘不劳使君远送，庶就此告别。’”玄德在马上拉着庶的手说：“先生此去，天各一方，未知相会却在何日！”说完，泪如雨下。徐庶也是泪流满面。这已达到送别的最高潮，可是，高潮之后又是更高潮。刘备停马站立于树林边，看着徐庶越来越远的背影，哭着说：“元直去矣！吾将奈何？”然后“凝泪而望，却被一树林隔断。玄德以鞭指日：‘吾欲尽伐此处树木。’众问何故。玄德日：‘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至此，若徐庶能闻此言，那份感动将何以言表啊。
这样的深情，谁人不为之动容。不仅徐庶感动得涕泪交错，手下诸将也是“无不伤感”，无不被感动。
其实，不仅在中国，很多国家的管理理念都有“以情动人”的影子。
日本风行“走动管理”，它主要指行政主管身先士卒，深入下去，体察民意，了解真情，沟通思想，与部属打成一片，以求引发“心理能源”。
欧美盛行“和拢管理”，“和拢”表示管理必须强调个人和整体的配合，创造整体和个体的高度和谐性。其特点之一的韵律性，就是要靠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情感沟通，促使集体与个人之间达成一种融洽和谐、充满活力的氛围，激发人们的内驱力和自豪感。
新加坡有“六顺”，顺情（动之以情）、顺性（根据人们的个性和年龄特性施教）、顺势（适时进行教育）、顺理（晓之以理）、顺利（因势利导）、顺真（讲真话、实事求是），以达到对员工的有效管理。
美国一位学者认为，伟大领导者的独特之处在于鼓励人性，并将人性的实质遍布到整个组织中去。一个领导者创建人人都愿意去的地方、人人都愿意呆的地方，能随意表达出献身的精神、奔放的热情，以及对人的体贴关心而无所顾忌，那就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
领导者以情动人，以义赢得部下，这种管理手段早已被各大管理学家们所认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企业管理中客体是有感情的人及其思想。情是管理工作的心理基础和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思想与思想撞击的“警戒线”，能否突破这一“警戒线”和“前沿地带”，是深入了解、解决管理工作难点的起点、关键点和突破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给人们带来了实惠，带来了物欲上的满足，也给人们带来了心灵上的冷漠感、虚伪感，客观上造成一种唯利是图的心理趋向。人们的内心深处在需要钱的同时，更渴望得到真诚、友善、关怀、理解、信任、温暖和发展，渴望真情的润泽。人的感情，同时更是一种无形、奇异、敏感，具有巨大潜力和激发性效应的隐形市场。
以真诚友善而炽热的情怀平易近人，才能缩短企业管理工作中领导、下属之间的心理距离，使下属感受到被尊重、理解、信任、关怀，并产生接近、倾诉的愿望，感情相通、相融才有解决思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才有摆脱金钱诱惑，激发下属对工作、事业的激情、热情和使其产生积极向上的行为的可能性。
高招解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大感情投入，是一种经济、切实、有效、深刻、持久的激励手段和方法。同时，领导者也应该认识到管理活动中，情为经，利为纬，加大感情投资的同时，要兼顾物质奖励。
名人谈中国人性格：林语堂谈合理近情的态度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教于清华。1923年获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66年定居台湾。]
中国人对于人类本身的态度，和对于其他一切问题的态度一样，可以归纳于“让我们做合理近情的人”这句话里。这就是一种不希望太多，也不希望太少的态度。人类好像是介于天地之间，介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介于崇高的思想和卑劣的情欲之间。这样被夹在中间便是人类天性的本质，渴求知识和渴求清水，喜爱一个良好的思想和喜爱一盘精美的笋炒肉，向慕一句美丽的词语和向慕一个漂亮的女人：这些都是人之常情。
所谓合理近情的态度就是：我们既然得到了这种人类的天性，那么，让我们就这样开始做人吧！况且，要逃避这个命运反正是办不到的。不管热情和本能原本是好是坏，空口讨论这些事情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在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受它们束缚的危险。就停留在道路的中间吧！这种合理近情的态度造成了一种宽恕的哲学，觉得人类的任何错误和谬行，无论是法律的，道德的，或政治的，都可以认为是“一般的人类天性”（或“人之常情”）而获得宽恕，至少有教养的、心胸旷达的、合理近情的精神而生活的学者是抱这种态度的。中国人甚至认为天或上帝本身也是一个颇为合理近情的家伙，认为如果你过着合理近情的生活，依照你的良知而行动，你就不必惧怕任何东西，认为良心的平安是最大的天恩，认为一个心地光明的人连鬼怪都不必惧怕。
在道家和儒家两方面，这种哲学的结论和最高的理想是对自然的完全理解。
如果我们需要一个名词以便分类的话，我们可以称这种哲学为“合理的自然主义”（Reasonable Naturalism）。-个合理的自然主义者于是便带着一种兽性的满足，在世界上生活下去了。
——摘自《中国民族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