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出生在北京沙滩的,那时父亲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母亲也在北京上学。但是我很认真地每次都强调自己是河北省南皮县沧州市(原地区)潞灌乡龙堂村人,我乐于用地道的憨鲁的龙堂乡音说:“俺是龙堂儿的。”我一有机会就要表明,我最爱听的戏曲品种是“大放悲声”、苍凉寂寞的河北梆子。我不想回避这个根,我必须正视和抓住这个根,它既亲切又痛苦,既沉重又庄严,它是我的出发点,我的背景,我的许多选择与衡量的依据,它,我要说,也是我的原罪,我的隐痛。我为之同情也为之扼腕:我们的家乡人,我们的先人,尤其是我的父母。
大概我出生后过了一两年,我被父母带回了老家。我至今有记忆,也是我有生以来的最初记忆,我的存在应是从此开始。而我的从小的困惑是在这些记忆以前,那个叫做王蒙的“我”在哪里。而如果此前并无王蒙的自我意识与我的自我意识,那么这个“我”的意识其后甚至有了姓名,煞有介事又是从哪里掉下来的呢?
我在夏日睡午觉,我被两只黑猫吓醒了,两只黑猫的眼睛是亮晶晶的棕红色。有点血腥,有点凶险。我不能断定的是是否我们在老家当真养着这样的猫。
我还有一个梦,在老家房后的梨园里(家人称之为后园子)玩耍,一脚陷入了一个大坑,我吓醒了。我闻到了秋梨的气息。
我记得祖母去世的一点情景,相信也是此年,也是夏日,在正房的相对比较大的厅堂里,许多人紧张地走来走去,说是奶奶死了。事后分析,这事情的发生大概是在凌晨,睡梦中被唤醒了,只记住了影影绰绰。
我的母亲董敏对奶奶的印象不佳,一直称之为“老乞婆”。此外我对奶奶一无所知。我的父亲王锦第(字少峰,又字日生)提起奶奶抱极尊敬态度。父亲是遗腹子,只见过他的母亲而没有见过他的父亲。
很晚了我才弄清,我的祖父名叫王章峰,参加过公车上书,组织过“天足会”,提倡妇女不缠脚。算是康梁为首的改革派。
又有一个记忆涌现脑海:有一个词:逃难?逃什么难?应是卢沟桥“七七”事变,是从北京往乡下逃还是从乡下往北京逃?我记不清也问不出来了。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就是说我对于故乡的少量记忆来自我三岁以前的经历。逃难时母亲抱着我,坐着一辆马拉轿车。我的记忆是夜间宿在大车店时听到的马匹的吃草声和工人的铡草声,喀嚓,喀嚓,沙拉,沙拉……深夜,沉睡,我被喀嚓声吵醒,我似乎闻到了干草和青草的气息。有一匹大马充斥着我的印象与记忆空间。
我断定,我是先学会了说沧州南皮话,后来上学才接受了北京话的,我虽然出生在北京,说话却和胡同串子式的京油子不同,我的话更像后来学会的普通话“官话”而不是北京原生土话。至今我有些话的发音与普通话有异,例如常常把“我觉着”的觉读成上声,疑出自“我搅着”的读法。一直到十四五岁了,我回到家,与父母说的仍然是乡下话,而我的弟弟妹妹就不会说这种乡下话了。我的这些表现似乎是要大声强调,我,我们的起点是何等地寒碜!我们的道路是何等地艰难!本来就是这样土,这样荒野,这样贫穷落后愚昧,远离现代,不承认这个,就是不承认现实。
也是许多年后,我去龙堂的时候,才听乡亲告诉,我家原是孟村回族自治县人。后因家中连续死人,为换风水来到了离南皮(县城)远离孟村近的潞灌。本人的一个革新意识,一个与穆斯林为邻,密切相处,看来都有遗传基因。
一九八四年我首次在长大成人之后回到南皮潞灌龙堂。我看到的是白花花的贫瘠的碱地,连接待我的乡干部也是衣无完帛,补丁已经盖不上窟窿,衣裤上破绽露肉,房屋东倒西歪。我从县志上读到当地的地名与人名,赵坨子,李石头……还有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民谣:
羊巴巴蛋,
上脚搓,
俺是你兄弟,
你是俺哥。
打壶酒,
咱俩喝。
喝醉了,
打老婆。
打死(读Sa)老婆怎么过?
有钱的(读di),
再说个。(王注,家乡人称娶媳妇为说个媳妇)
没(读mu)钱的,
背上鼓子唱秧歌。
至今,读起这首民谣,我仍然为之怦怦然。这就是我的老家,这就是北方的农村,这就是不太久前的作为伟大中华民族的后人的我们中多数的生活。
而父亲常常带几分神经质地告诉我,他小时候上厕所没有卫生纸可用,连石头土块也用光了,于是人们大便后在附近的破墙上蹭腚(肛门),结果一堵破墙的一角变得光滑锃亮。
这次回老家也找出一点事,一位年轻的当地农民数次来北京找我,他拿出判决书,告诉我他的哥哥因为盗窃牛只被判了刑,他生活困难。他不相信我没有“权力”使乃兄释放与给他解决挣现钱的工作岗位。我帮他到县里一个建筑工地做工,他不干。他后来又谈他的先人曾被侵华日军抓到日本当劳工,如何索赔的问题。我也未能给以明确的指引。我面对 故乡,面对农民,低头寻思,拼命解释,一筹莫展,更像是在推托。
二○○五年春节,我与在京的亲属共访龙堂。已经面貌一新,治理次生盐碱化成绩显著,经过挖沟排碱,土地已经不见碱渍,到处都有塑料大棚之类的农业生产设备。乡亲们穿得囫囫囵囵,有的穿着皮夹克。新房很多。南皮的灯泡厂、汽车部件厂、针织厂、酱菜厂与县医院都搞得不错。县医院新添的德国造CT扫描仪,比北京医院的设备丝毫不差。龙堂的乡亲向我诉苦的是他们仍然喝着盐碱苦水。与二十年前相比,已经是天上地下,我颇感欣慰。
但是我的子侄们纷纷私下里说:怎么这样落后,改革开放在这里怎么没有成果?他们的根据一是村子里的道路有许多泥泞,一是农民家里的家具极差,找不到几把完整的椅子,更不要说沙发了。
南皮的一个邻县是同属于沧州的吴桥,吴桥的一大出名之处是它的硬气功,至今河北省的国际杂技节是以吴桥杂技节来命名的。我在文化部工作时批准了吴桥杂技学校的建立。家乡人有习武的传统,家乡话叫练把式,叫张跟头竖直溜。这些都好。但是同时,我们的家乡是清末义和团的一个基地,成为杂技成为武术的许多好东西,也极易带着我们的父老乡亲走火人魔,投合我辈“中华当然高明,非蛮夷能望其项背”的集体潜意识。关键是文化科学常识的缺乏与自我评价上的不肯或不敢面对实际。
沧州下属的黄骅县由于修建海港而出名。黄骅与天津间有一大片苇坑,一望无际,说是当年这片苇坑里出没着好几拨土匪。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来收编他们,他们提出要与八路军的干部赤身在芦苇塘中过夜比赛喂蚊子,八路军胜过了他们,他们乃进入了抗日队伍。当然,这更像口头传说。
我不知道是由于习武而性情暴烈,还是由于性情急躁而习武。家乡人说话嗓门大,像是吵架。家乡人爱骂人,骂得千奇百怪花样翻新,我在《活动变人形》一书中写了一些,使高雅的冰心老人看了不爽。家乡人还爱动手。一九八四年我坐着沧州文联的车去沧州,路上因超速行驶受到交警拦阻,迎接我的一位写作同行立即愤怒地下车与民警理论,好容易才劝解开。面包车恢复行驶以后,我的写作同行还脸红脖子粗地宣称:“我要揍他!”
一位亲戚嘲笑我们家人(说话嗓门大)说,“怎么个个像唱黑头的?”我当然不能忍受这种侮辱,立即反唇相讥:“我看你像是唱小旦的!”话虽然应对及时,不辱乡梓,但是我至今的在家中突然动怒突然瞪眼之类的不良习惯,仍显然与乡风有关。
南皮出过一个大人物是张之洞,他的弟弟张之万也很有名。在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张之洞》里,写到张之洞受到的教诲:“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厉行新政,不悖旧章”,我为之叫绝称奇。启沃是对上作宣传启蒙。恪守是讲纪律讲秩序。厉行是志在改革,向前看,一往无前。不悖是减少阻力,保持稳定……中国吗?深了去啦。
沧州是不是林冲发配的地方?我闹不清楚。沧州倒是修了山神庙,供游人凭吊梁山好汉。可惜的是山神庙后面的背景竟是一道高压输电线。蒋子龙(沧县)、柳溪(沧县)、旅马(来西亚)的女作家戴小华(青县),歌唱家李双江(南皮)、朱明瑛(南皮)都是沧州老乡。
过去本地人嘲笑沧州,叫做:“一条大街一个楼,一个警察一个猴。”一条街是署前街,我姥姥家在此。一个楼是天主教会,旧称“洋楼”,这里有早年的西医医院。日伪时期说是要弄什么动物园,搞了一只猴子来,底下就没有下文了。
王任重同志是沧州相邻的景州人,沧州的狮子景州的塔,东光县的铁菩萨,都很有名。沧州狮子是生铁打造,扬首欲奔,形象生动,生铁经数百年而不太锈,奇怪。后来为它修了遮晒遮雨的棚子,从此大锈,走向腐烂,再找什么专家研究也没有辙了。
故乡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词儿。我完全不明白我为什么是沧州南皮人,这说明 故乡何处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用“为什么”来讨论的合乎逻辑推理的问题。 故乡就是命运,就是天意,就是先验的威严。 故乡一词里包含着我的悲哀,屈辱,茫然与亲切,热烈,高度的我要说是蚀骨的认同。
故乡是我的发生图,我个人的无极与太极,是我的最初的势与能,最本初的元素,来自冥冥的第一推动力,是其后各种变化与生成的契机。我与我们,都是这样开始的。
越是年长,我越是希望能够与朋友共同重温我的 故乡与初始,我的原由与来由,我的最早被设置的格式、定义、路径和密码,我希望能有所发现,有所破译。
而我之所以要有意识地强调自己的故乡性与初始化,还由于,我已经隐隐感到,随着个人与家庭生活的城市化首都化国际化,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全球化,随着与时俱进与一日千里,我的过去,我的 故乡,我的初始将会淹没,我的故乡与我的初始状态由于乏善可陈而将被漠视、轻蔑和忘却,我的童年的痛苦与心思,可怜的不开化的与傻气的种种经验和遗憾将被抹杀,我的此后的一切,将无法从根子上加以解释和回味。而我与他人与读者包括至爱亲朋的交流,将留下一堵厚墙,留下一大段一大块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