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定传》又载：“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访问，久之，无所遇，已而见卖酱薛翁于眉邛间，与语大有所得。”我们细玩“易学在蜀”四字，大约二程在四川，遇着长于易的人很多，不止箍桶翁一人，所以才这样说。
段玉裁做富顺县知县，修薛翁祠，作碑记云：“……继读东莱吕氏撰常州志，有云。”袁道洁闻蜀有隐君子名，物色之，莫能得，末至一郡，有卖香薛翁，且荷笈之市，午辄扃门默坐，意象静深，道洁以弟子礼见，且陈所学，叟漠然久之，乃曰：“经以载道，子何博而寡要也，与语，未几复去。”宋史云“眉邛间”，吕氏云“至一郡”，皆不定为蜀之何郡县。最后读俊仪王氏《困学纪闻》云：“谯天授之易，得于蜀夷族曩氏，袁道洁之易，得于富顺监卖香薛翁，故曰：学无常师。宋之富顺监，即今富顺县也，是其为富顺人无疑”。（见段玉裁《富顺县志》）究竟薛翁是四川何处人，我们无须深考，总之有这一回事，其人是一个平民罢了。（按：宋史作卖酱，吕王作卖香，似应从吕王，因东莱距道洁不久，宋史则元人所修也。）
袁滋问易于伊川一无所得，与卖酱翁语，大有所得，这卖酱翁的学问，当然不小，论语上的隐者，如晨门、荷蒉、沮溺、丈人等，不过说了几句讽世话，真实学问如何，不得而知，箍桶翁和卖酱翁，确有真实学问表现，他二人易学的程度，至少也足与程氏兄弟相埒，卖酱翁仅知其姓薛，箍桶翁连姓亦不传，真是鸿飞冥冥的高人。
易学是二程的专长，二人语录中，谈及易的地方，不胜枚举，《宋史张载传》称：载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理，吾所不如，汝辈可师之。”抑坐辍讲。据此可见二程易学之深，然遇着箍桶翁则敬谨领教，深为佩服，此翁之学问，可以相见。袁滋易学，伊川不与之讲授，命他入蜀访求，大约他在四川受的益很多，才自谦不如蜀人，于此可见四川易学之盛。
据《困学纪闻》所说，四川的夷族，也能传授高深的《易学》，可见那个时候，四川的文化，是很普遍的，《易经》是儒门最重要之书，《易学》是二程根本之学，与四川发生这样的关系，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三、道教方士学派渊源于川蜀文化
薛翁说袁道洁博而寡要，俨然道家口吻。他扃门默坐，宜象静深，俨然道家举止。可见其时道家一派，蜀中也很盛，二程在蜀，当然有所濡染。
宋儒之学，据学者研究，是杂有方士派，而方士派，蜀中最盛。现在讲静功的人，奉《参同契》和《悟真篇》二书为金科玉律，此二书均与四川有甚深之关系。
“悟真篇”是宋朝张伯端字平叔号紫阳所著。据他自序，是熙宁已酉年，随龙国陵公到成都，遇异人传授，考熙宁已酉，即宋神宗二年。据伊川所作《先公太中传》称：“神宗即位年代，知汉州，熙宁中议行新法，州且嚣然，皆以为不可。公未尝深论也，及法出，为守令者奉行惟执后，成都一道，抗议指其未便者，独公一人。”神宗颁行新法，在熙宁二年，即是张平叔遇异人传授之年，正是二程在四川的时候。平叔自序，有“托遇真筌，安敢隐默”等语。别人作的序有云：“平叔遇青城丈人于成都”，又云：“平叔传非其人，三受祸患。”汉州距成都只九十里，表城距成都，距汉州，俱只百余里。二程或者与青城丈人或张平叔相遇，否则平叔既不甚秘惜其术，二程间接闻也，未可知。
现在流行的《参同契集注》，我们翻开一看，注者第一个是彭晓，第二个是诸子，彭晓字秀川，号真一子，仕孟昶为祠部员外郎，是蜀永康人。永康故治，在今崇庆县西北六十里。南宋以前，注参同契者十九家，而以彭晓为最先，通行者皆彭本，分九十一章，朱子乃就彭本，分上中下三卷，宁宗元年，蔡季通编贯道州，在“寒泉精舍”与朱子相别，相与订正“参同契”，竟夕不寐，明年季通卒，越二年朱子亦卒，足见朱子晚年都还在研究参同契这种学说。
清朝毛西河和胡渭等证明：宋儒所讲，无极太极，河图洛书，是从华山道士陈搏传宋。朱子解易，曾言“邵子得于希夷（即陈搏），希夷源流，出自参同契”。宋学既与参同契，发生这种关系，而注参同契之第一个人是彭晓，出在四川，他是孟昶之臣。孟昶降宋，距二程到川，不及百年。此种学说，流传民间，二程或许也研究过。
义和团乱后，某学者著一书，说：“道教中各派，具发源于四川。其原因就是由于汉朝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修道，其学流传民间，分为各派，历代相传不绝。”他这话不错，以著者所知，现在四川的教派很多，还有几种传出外省，许多名人，俯首称弟子，这是历历可数的。逆推上去，北宋时候，这类教派当然很盛，二程在蜀当然有所濡染。
四、佛学禅宗对川蜀文化之影响
佛教派别很多，末儒所请佛学者，大概指禅宗者而言。禅宗至六祖慧能而大盛。六祖言：“不思善，不思恶。正凭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宋儒教人：“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宛然是六祖话头。
四川佛教，历来很盛，华严宗所称为五祖的宗密，号圭峰，即是唐时四川西充人。唐三藏法师玄奘，出家在成都大慈寺，以禅宗而论，六祖再传弟子“马道一，即是张文定所说的马大师，是四川什邡人。他在禅宗中的位置，与宋学中的朱子相等，有“五灯会元”可考。他的法嗣，布其天下，时号马祖。他出家在什邡罗汉寺，得道在衡岳，传道在江西，曾回什邡，筑台说法，邑人称为活佛。（《什邡县志》。）二程到四川的时候，当然他的流风余韵，犹有存者。什邡与汉州毗连，现在什邡商景关内，有雪门寺。相传二程曾在寺中读书，后人于佛殿前，建堂祀二程，把寺名改为雪门，取“立雪程门”之义。（《什邡县志》。）二程为甚不在父亲署内读书，要跑到什邡去读？一定那个庙子内有个高僧，是马祖法师。二程曾去参访，庄了许久，一般人就说他去读书了。
马祖教人，专提“心即是佛”四字。伊川曰“性即理也”，宛然马祖声口，这种学理，或许从雪门寺高僧得来。
宋朝禅宗大师宗杲，名震一时，著有“大慧语录”，朱子也曾看他的书，并引用他的话，如“寸铁伤人”之语。魏公道是四川广汉人，他的母亲秦国夫人，曾在大慧门下，参禅有得，事载“五灯会元”。大慧之师圆悟，是成都昭觉寺和尚，著有“圆悟语录”，成都昭觉寺，现有刻板，书首载有张魏公序文，备极推崇。圆悟与二程，约略同时，二程在川之时，四川禅风当然很盛，二程当然有所濡染。
五、二程及其讲道台
二程的父亲，卒于元祜五年庚午，年八十五岁，逆推至熙宁元年戊申，年六十三岁。其时王安石历行新法，明道曾力争不听，他们兄弟，不愿与安石共事。因为父亲年已高，所以侍父来蜀。明道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于二年癸酉，二人入蜀时，年三十六七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抛弃了政治的生活，当然专心研究学问。王阳明三十七岁，谪居贵州龙场驿，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与二程在汉州时，年龄相同，不得志于政治界，专心研究学问，忽然发明新理，也是相同。
现在汉州城内，开元寺前，有“二程讲道台”，（《汉州志》）可见二程在汉州，曾召集名流，互相讨论，把三教的道理，融会贯通，恍然有得，才发明所谓宋学，伊川所说的“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汉州开元寺，可等于王阳明的龙场驿。
宋明诸儒，其初大都出入佛老，其所谓佛者，是指禅宗而言，其所谓老者，不纯粹是老子，兼指方士而言，阳明早年，曾从事神仙之学，并且修习有得，几于能够前知，有阳明年谱可证。不过阳明不自讳，宋儒就要多方掩饰，朱子著“参同契考异”托名“华山道士邹诉”，不直署己名，掩饰情形，显言可见。
二程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人，遇着箍桶匠，都向他请教，当然道家的紫阳派，真一派，佛家的圆悟派，也请教过的。我们看程子主张“半日读书，半日静坐”，形式上都带有佛道两家的样子，一定与这两家有关系。伊川少时，体极弱，愈老愈健，或许得力于方士派的静坐，不过后来排斥佛老，与这两家发生关系的实情，不肯一一详说，统以“出入佛老”一语了之，箍桶翁是他自己说出，并笔之于书，后人方才知道。
我们从旁的书考证，宋朝的高僧甚多，乃宋史仅有方技传，而高僧则绝不一载。此由宋儒门户之见最深，元朝修宋史的人，亦染有门户习气，一意推崇道学，特创道学传，以位置程朱诸人，高僧足与程朱争名，故削而不书，方技中人，不能夺程朱之席，故而书之。以我揣想，即使二程曾对人言：在蜀时，与佛老中人，如何往还，宋史亦必削而不书，箍桶翁，加卖酱翁，不能与二程争名，才把他写上，其余的既削而不书，我们也就无从详考。
六、贯通三教本意的宋学
箍桶翁卖酱翁传易，张平叔、彭晓传道，圆悟传禅，可见其时四川的学者很多。请问为什么那个时候四川有许多学者呢？因为汉朝文翁化蜀后，四川学风就很盛。唐时天下繁盛的地方，扬州第一，四川第二，有“扬一蜀二”之称。唐都陕西，地方与蜀接近，那个时候的名人，莫到过四川的很少，所以中原学术，就传到四川来。加以五代时，中原大乱，许多名流，都到四川来避难。四川这个地方，最适宜于避难，前乎此者，汉末大乱，中原的刘巴、许靖都入蜀避难，后乎此者，邵雍临死，说“天下将乱，惟蜀可免。”他的儿子邵伯温，携家入蜀，卒免金人之祸。昔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这是对乎中原而言，因为地势上的关系，天下将乱，朝廷失了统御力，四川就首先与之脱离，故谓之先乱，等到中原平定了，才来征服，故谓之后治，其实四川关起门是统一的，内部是很安定的。
五代时，中原战争五十多年，四川内政很修明，王孟二氏，俱重文学。《十国春秋》说王建“雅好儒臣，礼遇有加”。又说王衍“童年即能文，甚有才思”。孟蜀的政治，比王蜀更好，孟氏父子二世，凡四十一年，孟昶有位三十二年。《十国春秋》说孟昶“劝善恤刑，肇兴文教，孜孜求治，与民休息”。又曰：“后主（指昶）朝宋时，自二江至眉州，万民拥道痛哭，恸绝者凡数百人，后主亦掩面而泣。藉非慈惠素著，亦何以深入人心至此哉。”这是孟昶亡国之后，敌国史臣的议论，当然是很可信的。清朝知县大堂面前牌坊，大书曰“尔奉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十六字，是宋太宗从孟昶训饬州县文中选出来，颁行天下的（见容齐续笔戒石铭条），昶之整饬吏治，已可概见。
后世盛称“文景之治”，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景帝在位十六年，合计不过二十九年。孟氏父子，孜孜求治，居然有四十一年之久，真可谓太平盛世。国内既承平，所以大家都研究学问。加以盂昶君臣，都提倡文学，《十国春秋》曰：“帝（指昶）好学，为文皆本于理。”居恒谓李吴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为轻艳之文，朕不为也。”他的宰相毋昭裔，贫贱时向人借“文选”，其人有难色，他发愤说道：“我将来若贵，当镂板行之。”后来他在蜀做了宰相，请后主镂板印九经，又把九经刻石于成都学宫。自己出私财营学宫，立教舍，又刻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国亡后，其子守素斋至中朝。诸书大章于世，纪晓岚著四库提要，叙此事。并且说：“印行书籍，创见如此”，他们君臣，在文学上的功绩，可算不小。
盂昶君臣，既这样的提倡文学，内政又修明，当然中原的学者，要向四川来。所以儒释道三教的学问，普及到了民间，二程和袁滋，不过偶尔遇着两个，其余未遇着的，不知还有若干。因为有了这样普遍的文化，所以北宋时，四川才能产出三苏和范稹诸人。苏子由说：“辙生十九年，书无不读。”倘非先有孟昶的提倡，他在何处寻书来读？若无名人指示门径，怎么会造成大学问？东坡幼年曾见出入孟昶宫中的老尼，二程二苏，与孟蜀相距不远，他们的学问，都与孟昶有关。子夏居西河，魏文侯受经于子夏，初置博士官，推行孔学。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孙通、张苍，皆故秦博士。梁任公说：“儒教功臣，第一是魏文侯”，我们可以说：“宋学功臣，第一是孟昶。”
隋朝智者大师，居天台山，开天台宗，著有《大小止观》。唐朝道士司马承祯，字子微，也居天台山，著有《天隐子》，又著《坐忘论》七篇。玉涧杂书云：“道释二氏，本相矛盾，而子微之学，乃全本于释氏，大抵以戒定慧为宗……此论与智者所论止观，实相表里，子微中年隐天台玉霄峰，盖智者所居，知其渊源有自也。”（《图书集成·道教部杂录》。）由此知：凡是互相矛盾的学问，只要同在一个地方，就有融合之可能。五代中原大乱，三教中的名人，齐集成都。仿佛三大河流，同趋于最隘的一个峡口，天然该融合为一。大约这些名流，云集成都，互相讨论，留下不少的学问。明道弟兄来川，召集遗老，筑台讲道，把它集合来，融会贯通，而断以己意，成为一个系统，就成为所谓宋学。
七、被视为异端邪说之苏子由学说
大家只知程氏兄弟是宋学中的泰斗，不知宋朝还有一个大哲学家，其成就，较之程氏兄弟，有过之无不及。一般人都把他忽略了，此人为谁？即是我们知道的苏子由。程氏兄弟做了融合三教的工作，还要蒙头盖面，自称是孔孟的真传。子由著有“《老子解》，自序著此书时，曾同僧道全商酌，他又把《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和六祖“不思善，不思恶”等语，合并研究，自己直截了当的说出来，较诸其他宋儒光明得多。子由之孙苏籀，记其遗言曰：“公为籀讲老子数篇，曰‘高出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无如五千文’。”苏籀又说：“公老年作诗云：‘近存八十一章法，从道老聃门下人。’盖老而所造益妙，录录者莫测矣。”子由敢于说老子高出孟子二三等，自认从道老聃门下，这种识力，确在程氏兄弟之上。苏东坡之子苏迈等，著有《先公手泽》，载东坡之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使战国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不意晚年见此奇特。”我初读东坡此段文字，心想子由此书，有甚好处，值得如此称叹，后来始知纯是赞叹他融合三教的工作。
明朝有个李卓吾，同时的人，几乎把他当作圣人。他对于孔子，显然攻击，著《藏书》六十八卷。自序有曰：“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数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因未尝有是非耳。”又曰：“此书且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藏书也。而无奈一二好事朋友，索出不已，予又安能以已耶。”但戒曰：“览则一任诸君览，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则善矣。”他生在明朝，思想有这样的自由，真令人惊诧，他因为创出这样的议论，闹得书被焚毁，身被逮虏，直至自刎而死，始终持其说不变。其自信力有这样的坚强，独对苏子由非常佩服，万历二年，他在金陵刻子由老子解，题其后曰：“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最高……子由乃独得微言于残篇断简之中，宜其善发老子之蕴，使五千余言，烂烂如皎月，学者断断乎不可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当道全意，寄子瞻，又当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余年，不意复见此奇特。”卓吾这样的推崇子由，子由的学问也就可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