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新奥义
知人是用人的前提。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才能是如何调动部下的积极性，清楚下属都有什么才能，他们的才能是哪些方面的，有什么性格，有什么特征，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放在什么位置上最合适。领导不是说要自己亲自去做什么事，事必躬亲的领导绝非好领导，作为一个领导，要很好的掌握一批人才，把他们放在适当的位置上，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作用，你的事业成功就指日可待了。
每个人优缺点并存，长短处同在，有的人内秀而外拙，才不外露，很难发现；有的人博学多智，却只会纸上谈兵，易见而难用；有的人才智过人，但性格古怪，难以相处。而要学会辨才，首先就要从信任出发，从了解入手，知其德才学识，明其优劣长短，并从发展的前景中把握。要准确地了解一个人，不能只看文凭和档案，也不能只靠感觉和印象，而需要深入调查，跟踪考察，全面分析，这样才能辨明其本质和能力，做到合理使用。
厚脸纳谏，像唐太宗一样做领导.............................................................................................
【宗吾真言】 诸葛孔明，是法家一派，手写申韩以教后主，也是精研厚黑学的人，所以当了丞相，能够俯纳群言，集众思，广忠益，这即是使支支箭的能力，都表现出来，故出师北伐，司马懿不得不畏之如虎。
人无完人，金无赤金，一名领导者学识再渊博，能力再超群，也不可能把任何问题都看得一清二楚，将事事都办得完美无缺。领导只有发挥大家的特长，集合大家的优势，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依靠众人的智慧和力量，才能顺利完成工作，达到目标。有的领导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绝耳塞听，或者碍于身份和颜面，总是不习惯听从他人的劝告、接受自己不悦的意见。一听到下属的不同意见，他们就摇头拒绝，甚至加以驳斥，整个工作场所成了他的“一言堂”，以至于下属们离他们远远的。
管理厚黑学指出，领导要有“厚脸纳谏”的气度，能够容纳下属的不同和反对意见，如果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和地位，而对下属的提议置若罔闻、拒绝排斥，那才是真的脸皮厚了。要想把事情处理得顺顺当当、不出差错，就应当广开言路、勇于纳谏、虚心求教。历史上开明的君主帝王都善于纳谏，积极采纳臣下的建议，作为自己治理江山、整顿朝纲的借鉴。
在历代帝王中，李世民是个谦恭英明的仁君，他善于纳谏，没有历代帝王那种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痼疾。他刚继位时，就不计前嫌，屡次把政敌李建成的老师魏徵叫到自己的卧室内，虚心求教治国之道。魏徵得遇知己之主，竭尽所能，知无不言，先后进谏陈言二百余事。
唐太宗力求成为明君，魏徴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希望唐太宗能够“兼听纳下”，成为一个有道明君。君主兼听纳谏，则“贵臣不得壅蔽”“下情必得上通”，国家便能治理好。唐太宗很重视魏徵的意见，并在自己的行动中，尽可能兼听纳谏。
唐太宗与直言进谏的魏徴的关系，以及对魏徵进谏的态度，证明了他确实是个善于纳谏的君主。魏徵有“耻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唐太宗的个人行为，只要他认为不妥的，便直言进谏，即使要冒犯唐太宗，也不退却。唐太宗也认为，魏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徵进谏，唐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君明臣贤的美谈，唐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徵不断直谏密切相关的。唐太宗也从兼听纳谏中获得政治上极大的好处。唐太宗深深体会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他要求臣下“务尽忠谠，匡救朕恶”。他也以“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相许。而且每次都和颜悦色听取批评意见。事实上，唐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而且给以奖励。如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伏伽谏刑赏不当，赏以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徵谏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引导进谏的作用。
贞观年间，在唐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当以直谏著名的魏徵去世时，唐太宗十分难受，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为此而悲泣久之。像唐太宗这样以身作则兼听纳谏的皇帝，在封建时代，确实是不多见的。
为了让子孙也能兼听纳谏，巩固唐朝的统治，唐太宗还对进谏、纳谏作了具体规定。他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贞观元年，唐太宗下诏“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人，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唐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直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多少得以上达。
知人善任、兼听纳谏是唐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也是他成为杰出封建政治家的重要的政治素质。可以说，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楷模，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极大。唐朝的“贞观之治”之所以产生，其中一大原因就是李世民善于启用忠良之臣，更善于听取他们的建议。作为一个领导者，听不进忠告之言，你的事业又怎能兴旺发达呢？
作领导人的一个重要美德就是要善于纳谏。但从古到今，能够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进谏语多为忠言，忠言多是逆耳，逆耳的话与阿谀奉承之言相比，受谏之人，自然多不善于纳谏了。但忠言利于行，所以又不得不纳之。在这方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做得就很不错。
朱元璋在位时，虽然推行严刑峻法，滥杀无辜，也很独断专行，但是，他还是比较能够接受谏言的。在朱元璋的各种文告之中，我们看到，他十分明确臣子的进谏对皇帝的统治是多么重要。
他自己也明白，那些能够在公开场合提出与君主不同意见的人，一定是君子，而那些从来不敢提出与皇帝相反观点的人，那些从来只知道吹捧皇帝英明正确的人，多数是小人。所以，对于那些上谏言的臣子，一定要以诚相待。而且，为了让臣子敢于在皇帝面前开口说话，皇帝就必须对臣子和颜悦色，这样，才能让臣下有话必说，说无不尽，说无不真。就是臣子的话不对，也必须允许他们说出来，只有如此，臣子才能做到勇于进谏。
朱元璋规定，只要是臣民进谏，说得对，就立即予以奖励，说得不对，也不治罪，而那些乘机进谗献谀的人，则决不宽待。
朱元璋还说，如果臣子不向君主进谏，那是臣子的失职；如果君主不能虚怀纳谏，那是君主不能以君道自处。
为了保证谏言能够直接到达自己手里，防止因为谏言涉及到某些官员而被扣押，甚至报复，朱元璋还有特别规定。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钦定的《皇明祖训》中规定：“今后大小官员及百工技艺之人，凡有可言之事，允许直到御前奏闻。其言合乎情理，立即交付相关衙门执行。各衙门不得阻滞，违者以奸邪论处。”
类似无论大臣小吏、还是平民百姓，都可以直接到御前言事的规定，朱元璋不止发布过一次两次。
朱元璋的鼓励，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他统治时期，出现了不少敢于冒犯龙颜，指陈时弊的耿直官员。
比如龙阳典吏青文胜，看到地方上长期遭受水灾，饥荒连年，但是朝廷不但没有根据灾情给予减免赋额，还变本加厉地派官吏来催要欠赋，使得当地百姓饿死无数。青文胜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接连两次来到京城，向朝廷奏明情况，要求减免。但是，都没有得到允许。
于是，耿直的青文胜把写好的谏书放在袖子里，来到登闻鼓前，使劲敲起来，然后，在鼓下自杀身死。他是决心用自己的死来替老百姓喊冤叫苦。朱元璋听到这件事，感慨唏嘘，马上命令减免龙阳的税粮，从原来一年3.7万多石减到2.4万余石。
再比如监察御史周观政，他负责奉天门的监守之职。有一天，宦官奉朱元璋的命令，带着一些女乐，要进奉天门，由于是皇帝的命令，他们自然盛气凌人，但是遭到了周观政的阻止。宦官们夺门而入，还向朱元璋告他的状。
朱元璋一听，认为周观政是对的，他是在执行公务，按规定办事。于是，他叫宦官把女乐撤了，还让他们向周观政赔罪。可是，周观政并没有就此罢休，他说宦官的错误行为，是皇帝造成的，所以，在这个事情上，皇帝有错。所以，他坚持要朱元璋出面，向自己承认错误。朱元璋觉得周观政的说法是对的，于是，亲自出宫，来向周观政承认错误，这事才最终了结。
另一个敢于直言进谏的是刑部主事茹太素。他在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的时候，曾上万言谏书，内容是直接批评朱元璋监用刑法的事情，朱元璋命令他人阅读茹太素的谏言给他听，由于文章过于冗长，所以读到中间时，朱元璋已经不耐烦了，十分生气，于是把茹太素宣来，斥责一顿，再罚廷杖之刑。
第二天，朱元璋让人读剩下的内容，读完之后，朱元璋终于明白了茹太素的意思，说他的万言书，实际上事情是对的，但是文章太长，其实只要五百字就足够了。
这件事件，没有让茹太素退缩，他依旧直言犯颜，屡次向朱元璋进言。
有一次，朱元璋宴请茹太素，随口吟了两句诗：“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当然知道朱元璋的意思，赶紧表白自己的忠心：“丹心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听了，十分感慨。
而反观中国古代的许多昏暴之君，之所以败国亡家，也往往与其朝纲独断、拒谏饰非有重要关系。西周厉王暴虐奢侈，以杀“弭谤”，对批评其过失者，格杀勿论，终使“国人莫敢言”，最后导致国人叛乱、国破家亡的局面。强秦之所以二世而亡，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秦始皇和秦二世独断专横，骄恣拒谏，任用佞人，把秦朝拖向灭亡之路。隋炀帝不仅昏淫残暴，而且刚愎自用，“疾谏如仇”，公然宣称“我性不喜人谏”，于是撤废谏官谏议大夫，从制度上堵塞了大臣进言之路，但他也很快就自食其果，亲手断送了大隋江山，自己也做了亡国之君。这就说明统治者虚怀纳谏是盛世的序曲，而骄横拒谏则是亡国的前奏。
厚黑新奥义
世人大都喜欢恭维赞美，喜欢听好听的话，喜欢别人按照自己的主张去行事，而对于他人提出的意见则不能坦然面对、自然接受，更不喜欢别人干涉自己的“内政”，指责自己的过错，认为这样自己的威信和尊严受到了威胁，学识和能力受到了怀疑，名誉扫地，颜面丢尽，于是视外界的“不祥”之音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拒之于千里之外。对于个人来说，这样做的结果受害的可能只是个人，而对于领导者来说，这样做的结局受害的则不只是领导者一个人而已了。
在厚黑学看来，个人的视野和能力总是有限的，领导者听不得下属的意见，就不能发现自身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使事业之路越走越窄，结果是为了面子，反而没了面子。领导者要具有“纳谏”之心、“容谏”之德和以身作则所形成的从谏如流的氛围，广开言路，广纳良言，闻过则喜，知过则明，改过则兴，这样才能成就一番不世之功业。
念好“权”字经，把好权力关..........................................................................................................
【宗吾真言】 要防小孩抢夺食物，不得不用专制手段，因此墨索里尼统治意大利、希特勒统治德意志，与商鞅统治秦相像，而都收到了同样的效果。
领导者在公司里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手中掌握发号施令的大权。领导者所在的位置决定了他每天要处理大量的事务，可谓日理万机、忙碌不停，但是领导者的能力和精力都有限，不可能事无巨细全由自己一个人来处理，因此必须要将一部分事务交给下属来完成。这就涉及到授权的问题。
但是授权不当，又会引发问题和隐患，授权过多，下属会擅作主张，不听调遣，难以指挥；授权过小，自己又应付不了繁杂的事务，而下属也不能发挥其主动性；授权给不合适的下属，又会造成用人不当，权力浪费，工作受阻，等等。
管理厚黑学指出，权力不能独揽，也不能全部放出，既要授权，也要留权；既要放权，也要收权；授权之后要控权，控权之中要松权；权要授给放心的人，授给能干的人。
对于管理者来说，特别是作为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必须集中一定的权力于自己手中，才能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权力不足，则难以发挥自己所在职位的职能，难以调动下属，布置任务。所处的职位越高，承担的责任越大，拥有的权力也应越多。
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将领们的兵权。
宋太祖即位后不出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对宋朝。宋太祖亲自出征，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们平定。为了这件事，宋太祖心里总不大踏实。有一次，他单独找赵普谈话，问他说：“自从唐朝末年以来，换了五个朝代，没完没了地打仗，不知道死了多少老百姓。这到底是什么道理？”赵普说：“道理很简单。国家混乱，毛病就出在藩镇权力太大。如果把兵权集中到朝廷，天下自然太平无事了。”宋太祖连连点头，赞赏赵普说得好。
后来，赵普又对宋太祖说：“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两人，兵权太大，还是把他们调离禁军为好。”宋太祖说：“你放心，这两人是我的老朋友，不会反对我。”赵普说：“我并不担心他们叛变。但是据我看，这两个人没有统帅的才能，管不住下面的将士。有朝一日，下面的人闹起事来，只怕他们也身不由己呀！”宋太祖敲敲自己的额角说：“亏得你提醒一下。”
过了几天，宋太祖在宫里举行宴会，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老将喝酒(此时是公元961年)。酒过几巡，宋太祖命令在旁侍候的太监退出。他拿起一杯酒，先请大家干了杯，说：“我要不是有你们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儿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听了十分惊奇，连忙问这是什么缘故。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皇帝这个位子，谁不眼红呀？”石守信等听出话音来了。大家着了慌，跪在地上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
宋太祖摇摇头说：“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干，能行吗？”石守信等听到这里，感到大祸临头，连连磕头，含着眼泪说：“我们都是粗人，没想到这一点，请陛下指引一条出路。”
宋太祖说：“我替你们着想，你们不如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闲官，买点田产房屋，给子孙留点家业，快快活活度个晚年。我和你们结为亲家，彼此毫无猜疑，不是更好吗？”石守信等齐声说：“陛下给我们想得太周到啦！”
酒席一散，大家各自回家。第二天上朝，每人都递上一份奏章，说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职。宋太祖马上照准，收回他们的兵权，赏给他们一大笔财物，打发他们到各地去做禁军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