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之所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宣告失败，固然有其他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无论民间传说还是历史学者，都认为袁世凯的告密应当是最为直接的因素。袁世凯之所以被后世人所唾弃，一方面归因于他的复辟；另外一方面，是他出卖维新人士的不义之举引起了世人的公愤。那么，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呢？
尽管袁世凯是一个臭名昭着的人物，但是不可否认，他确实有着超出常人的能力和毅力。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最先警醒的朝廷重臣其实并非是光绪帝，也不是慈禧太后，而是袁世凯。甲午中日战争刚一失败，袁世凯就立刻将眼光投向了后起之秀日本这个弹丸小国，并向光绪皇帝提出了一份奏章，阐明自己变法图强的主张。尽管他当时手中握有一定的实权，但是凭他的职位，还没有资格直接觐见光绪皇帝，更不用说慈禧太后了，所以，他只好通过关系，最终将自己的主张上奏了光绪帝。尽管他的建议没有被直接采纳。但是袁世凯在光绪皇帝的心中留下了一个较好的印象，并且还单独召见了他，这为袁世凯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1898年6月11日，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劝说下，光绪皇帝正式诏告天下，宣布变法。变法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光经济体制变革令就有七十多件，鼓励民间对农工商业的投资，大力发展铁路和矿业，发展银行，减免税收，变革财政制度等，设立农工商总局、矿务铁路总局、邮政总局，兴办商会、农会，鼓励私人创办新式工业，奖励发明创造，创办国家银行，编制预算等。从变法的内容可以看出，光绪帝想有一番作为、想使中国迅速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想法是好的，但是涉及范围如此之大、内容如此之多的变法同时付诸实施，这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大大超出了百姓所能承受的极限，很多官员都在如此多的变法内容面前显得无所适从。因此，变法没有几天，便闹得民怨沸腾，更引起了贵族官僚的不满。
于是，慈禧太后决定出面干预，她首先撤掉了一批变法政策实际执行者的官职。同年九月，慈禧太后再次透露出准备垂帘听政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帝紧张了，当时维新派根本没有什么武装力量，军队的领导权全部掌握在慈禧太后的宠臣荣禄手中。荣禄忠于慈禧太后，想拉拢他绝对不可能。唯一有点机会拉拢的只有当时还拥有几千新兵的袁世凯。于是，为了把袁世凯拉过来支持变法，光绪帝再次召见了他，并让他发誓忠诚于自己，袁世凯立下了效忠于光绪帝的誓言。但是，光绪帝秘密召见袁世凯的消息不胫而走，袁世凯本人也引起了荣禄的怀疑，为防万一，荣禄当即下令调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17000人进驻天津陈家沟，切断袁世凯新军入京之路，以防袁世凯有变；并调集甘督提督董福祥部12000人，进驻宛平、长辛店一带，其中一部直入北京，以加强慈禧住地颐和园的拱卫。
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情况下，维新派人士感觉到了危机的来临，于是决定孤注一掷，发动兵谏，以武力来逼迫慈禧太后交出实权。公元1898年11月18日晚，谭嗣同夜往袁世凯的住处法华寺，拿出光绪皇帝“密谕”的草稿，要求袁世凯举兵，先杀死直隶总督荣禄，然后带兵围攻颐和园，清除后党。很显然，此时袁世凯已经成为维新党人的救命稻草。在他们看来，只要袁世凯同意兴兵勤王，或许能够逼迫慈禧太后交出实权，从而扫清变法最大的阻碍。但是，这些维新党人错估了当时的形势，也高估了袁世凯的实力、能力和为人。
袁世凯当然知道，在这场帝后冲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动，则帝党就必然束手就擒，全军覆没；如贸然加入帝党，兴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光绪，有可能自己的脑袋也不保。因此，一方面，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表示愿意效忠于光绪帝，向谭嗣同表示“杀荣禄如杀一只狗一样”；另外一方面，他要求光绪帝必须到自己的营中来亲自下令，以袁世凯一向处事的冷静风格，在没有看到上谕之时，肯定是不会动手的。无奈之下，谭只好表示同意。公元1898年11月19日，也就是谭嗣同与袁世凯密谋后的第二天，袁世凯便向慈禧太后告密，11月21日，慈禧太后将光绪帝囚禁，并下令大肆搜捕维新党人，持续了100多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