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科学的事实基础的观察和实验的结果，可以用日常生活用语来描述，换句话说，可以用常识陈述来描述。在亚里士多德的和中世纪的物理学中，像岩石这样下落到地面的“重”物，同像烟雾这样上升到天空的“轻”物是被划分开来的，这是“大街上的人”的语言。在近代科学兴起以前，大约在1600年以前，这种常识语言不仅用来描述观察，而且也用来表述科学的普遍原理：“如果物体是重的，它就下落。”在伽利略的理论体系中，一切物体都以同样的加速度下落到地面。他为牛顿的体系开辟了道路，而在牛顿的体系中，行星的运动同石头的下落都遵循同样的一些定律，尽管我们的常识经验似乎告诉我们这两种运动是根本不同的。这段话对于了解当代科学非常重要。科学语言中以前用过的许多名词所以不能再用了，那是因为当代科学现在所使用的名词要更加不同于常识语言了。像“物质”、“精神”、“因果”及其类似的词语今天都不过是常识名词。为了明白这种进化，作者说，我们必须把20世纪物理学同它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前身作个比较。牛顿力学所使用的像“质量”、“力”、“位置”、“速度”这些名词，其意义似乎近于它们的常识用法。在爱因斯坦的引力论中“事件的坐标”或者“张量势”这类名词，是要通过一长串的解释才能同我们常识语言中的语词联系起来。量子论中的名词，像“波动函数”、“位置矩阵”等等，情况更是如此。爱因斯坦于1933年在牛津作的一次演讲中讲到，“以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作为一方，以那些同我们的经验发生关系的结论作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缺口，随着逻辑结构的不断统一，即随着整个体系的基础所需要的逻辑上独立的元素不断减少，而不断加宽。”
很多科学家和教育家认为，科学理论的技术目的同社会目的之间的冲突存在于历史上的某些“黑暗”时期，现在也还存在于某些“黑暗”的国家里，但是随着科学的进展，特别是自由的科学的进展，这种冲突已大部分消失了。按照这种意见，现在就可以用“科学方法”无歧义地决定究竟哪一种理论是有效的。只要我们考查一下那些具有高度普遍性的理论和前提，就可知道这种意见肯定是错误的。比如，在20世纪的物理学中，我们就看到，量子论原理的某些特殊说法的被接受或者被拒绝，是取决于人们是不是相信，把决定论带进物理学会对可取的伦理行为有鼓励作用。许多教育家甚至许多政治家坚定地深信，“自由意志”同牛顿物理学不相容，但是同原子论就非常相容。他们还深信公民应当相信自由意志是可取的，他们作出一定的影响来支持亚原子物理学的非决定论的说法。他们所想的肯定是科学的科学目的，而不管技术目的会是怎样的。
作者指出，除非我们给科学理论以一定的目的，否则我们就无法判断它的有效性。这一目的是否达到，要取决于科学理论的各种不同准则的满足程度，这些准则就是：符合于所观察到的事实，简单性和优美，符合于常识，适宜于支持可取的人类行为，等等。因此，理论的有效性不能靠狭义的“科学”准则（符合于观察和逻辑一致性）来判断。应用于所有这些准则以后，时常还留下几种理论让人选择。但是，如果我们所说的“科学”不仅是物理科学，而且也包括人类行为的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那么我们就能够在几种物理理论中间判定哪一种是以最好的途径达到人类的某一目的的。
作者认为，借助于形而上学的解释，科学时常被用来作为人类行为的直接指南。科学在它的技术解释中支持了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和核工程；通过它的形而上学的解释，它为那个有时被称为“人的工程”的事业效了劳。如果我们想尽可能清醒地表达我们的意思，我们可以说，“科学的哲学”终于会导致“科学的语用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所着眼的是一个既包括物理科学、生物科学，也包括人类行为科学的统一体系。
总之，本书可以作为一本关于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学的参考资料，特别是关于古代和中世纪的机体论科学观到近代科学观的变化的论述，关于三种几何观的比较，关于物理学基本概念发展的叙述，以及对于各个时代为一定的政治上或宗教上的目的而对科学的种种曲解所进行的分析。本书具有一般逻辑实证论著作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论证缜密、严谨，部分地阐明了古代科学同近代科学（包括20世纪的现代科学）的本质区别。
精彩语录
1、我们科学的迅速进展同我们对人类问题的了解的无能为力，两者之间存在着一条很深的鸿沟，或者换句话说，科学同人文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而在以前各个时期，这条鸿沟上有着通才教育作为渡桥。科学一方面要同硬碰硬的事实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同概括性的观念发生关系。科学所教导我们的是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2、我们愈深入实际科学，它同哲学的联系也就看得愈明显。3、科学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于以抽象的符号世界代替了常识世界，这是一个事实问题。
《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
作者：查里斯·帕希·斯诺（英）
成书时间：1960年
推荐版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
查里斯·帕希·斯诺（C．P．Snow，1905-1980年），是当代英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知名的科普作家。
斯诺年轻时曾是一位物理学家，在知名物理学家卢瑟福组织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后来因为一场意外事件改行写小说，而且还得到了公众的认同与欢迎。由于斯诺这个特殊的经历，使得他能够注意到他所谓的两种文化，并且在1959年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明确地使用了科学文化一词。从事写作后，斯诺可以说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一生曾发表了20多篇长篇小说和人物传记，另外还有5部剧本。由于特殊的经历，斯诺的作品经常是以科学家为主要人物，集中反映科学家的生活，揭示科学家的心理状态和道德观念的。此外，斯诺的作品还经常直接涉及许多政界的大人物。由于斯诺的作品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因此斯诺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斯诺的主要作品有：《科学和政府》、《两种文化及再谈两种文化》等。
【内容提要】
作者的两次讲演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次是1959年在剑桥大学的讲演——《两种文化及再谈两种文化》；另一次是1960年在哈佛大学的讲演——《科学和政府》。前者在世界范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时间报刊杂志纷纷展开讨论，许多学者参加了这场感情激动、情绪热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科学和人本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各自的功能。后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现代社会中关系到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是由少数人秘密做出的，而这些人对这些决策的根据和后果却往往缺乏直接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怎样才能防止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的难以挽回的危险呢？作者在演讲中做了回答。这次讲演的反响也很强烈，被誉为科学社会中最有价值的思想之一。
这本书就是由作者的两次讲演组成的。
作者在《两种文化及再谈两种文化》这一著名的讲演中，首先提出的是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还存在着敌意和反感。他们彼此都有一种荒谬的歪曲了的印象。作者指出，人文学者往往习惯于用克制压抑的语气讲话，他们对他们的前辈诚惶诚恐，自愧弗如；他们还特别看不惯科学家那种近乎狂妄的坦率，他们看到科学家们经常兴致勃勃地否定前人的结论和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做出了什么新发现的样子总感到不舒服。在他们看来，科学家是些粗俗不堪浅薄狂妄的家伙，根本没有教养，意识不到人类的处境是多么的令人绝望和悲惨。而科学家又往往觉得人文学者软弱迂腐，无病呻吟，并且不关心同胞的实际生活。在科学家看来，只要世界上还有许多过着贫困生活的人，那么无论最终会怎样，都必须先设法改变他们目前的处境，使他们过得好一些。
作者认为，这正是科学家所具有的一种极为可贵的精神状态，而人文学者却经常陷入一种道德的陷阱不能自拔，满足于自我欣赏，悲叹人生的荒诞，处于一种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作者指出，科学家实实在在地进行顽强有效的持久斗争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当然，如果因此就认为其他文化的社会态度毫无价值，那就太轻率了。
作者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属于这种文化的科学家们彼此之间尽管也有许多互不理解之处，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具有共同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对科学家来说，无论他信仰哪一种宗教，持哪一种政治态度，属于哪一个阶级，来自哪一个民族，都必须遵守共同的行为准则，则必须按共同的价值标准做判断。一个科学家对科学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的背离，意味着他的科学生涯的结束。但是尽管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有很强的力量，但是整个社会对于科学文化的不理解程度却是令人吃惊的。
作者指出：“这种对科学的不理解，比我们体会到的要普遍很多，它在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并且给整个‘传统’文化增添了一种非科学的味道，这种非科学的味道经常转变为反科学的情绪。”
作者在详细地论证了确实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之后，紧接着论述了这种文化上的分裂将造成的危害。作者指出，这种分裂对于整个社会是一种损失。作者还特别指出，人文学者对于科学的一无所知是十分有害的，他们常常对那些没有读过莎士比亚作品的科学家嗤之以鼻，认为那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却没有认识到自己不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含义，甚至不知道加速度的确切意思更是一种无知的表现。作者认为，一个人文学者不懂得热力学第二定律好比一个科学家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而一个人文学者不懂得加速度就相当于一个科学家干脆没读过文学作品。作者指出，任何人都应该明白科学是人类智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对科学的无知就是对现代社会的无知。
作者还指出，文化的分裂会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再也无法在同一水平上共同就任何重大的社会问题开展认真的讨论。由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只了解一种文化，因而会使我们对现代社会作出错误的解释，对过去进行不适当的的描述，对未来做出错误的估计。作者批评了某些过分渲染过去的田园生活的悠闲而夸大科学所带来的某些现代社会弊端的做法。他还尖锐地指出，某些知识分子宁愿过18世纪的乡村生活而不愿过20世纪的都市生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没有理由反对建设新城市，反对工业化，因为只有工业化才能使那些穷人过上像样一点儿的生活。
作者分析了产生文化分裂的原因，他指出最主要的两个原因是我们对专业化教育的过分推崇和我们要把我们的社会模式固定下来的倾向。我们总是希望一个人能最快地在某一个领域达到深入的境界，而且认为专业化教育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捷径。我们也总是不由自主地希望我们现存的社会模式永久不变，力图使它固定下来，按这个模式发展下去，而这却是一种思想保守僵化的倾向。
作者还讨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认为不存在一种完善的解决方法，我们不可能让一个人同时在两种分裂了的文化中都达到极高的水平，唯一的方法是改变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让下一代不再这样隔膜。他说：“所有这一切只有一条出路，自然，这就是重新考虑我们的教育。”
作者在《科学和政府》这个讲演的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令人十分关切的问题，即封闭政治问题。作者认为，“这是一个事实，不承认这一点或认识不到这一点会使自己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作者还特别指出，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政治体制中都存在类似的本质上相同的封闭的政治活动。所谓封闭的政治是指在这类活动中，“不诉诸大一些的集团，不诉诸一群见解不同的人的更大的集团，或一个选民区，或一种更大规模的我们不严格地称为‘社会力量’的东西”。
作者分析了封闭政治的三种形式：一种是委员政治，即委员会的每个成员不代表任何别人，只代表他自己，他们影响决策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威信和论据。如果委员们意见不同，最终用同等权力诉诸投票表决。第二种是等级政治，类似于军队中的政治或大工业中的政治。这种政治表面上看似乎很简单，只要抓住了首领，命令就会沿着一条线传达下去，其实不然，这种政治必须赢得各个等级的人们的赞同，只有这些不同等级的人们默许或至少是不消极反对抵制时，才能使决策及时得到贯彻。第三种是宫廷政治，即通过一个掌握了绝对集中权力的人来行使自己的权力。人们往往不敢违抗这种不可一世的权力，人们通常被某种权威的力量所迷惑，特别是当他们看到比自己地位高许多的人都被这种权力抛到一边时，他们自己就感到最好是保持沉默。在这种气氛中，决策被秘密地做出，而人们既放弃了自己的理性，又放弃了自己的意志。作者认为，在封闭政治中，这三种形式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经常从一种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形式。这甚至和所要达到的目的的好与坏无关，人们为了干成某件事情，似乎不得不采用这三种形式中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