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接着说，“好的”基因的最普遍的特性一是“自私”，是能把它们的生存机器的死亡至少推迟至生殖之后。生存机器最初是作为基因的贮藏器而存在的。它们的作用是消极的，仅仅是作为保护壁使基因得以抵御其敌手所发动的化学战以及意外的分子攻击。生存机器的行为因此具有了一个最突出的特征，这就是明显的目的性。作者说，此处的目的性不是指生存机器似乎能够深思熟虑去帮助动物的基因生存下去，而指的是生存机器的行为和人类的有目的的行为更为类似这一事实。
作者为什么把基因定性为“自私的”的呢？因为基因为达到生存的目的会不择手段。自私的基因是什么？它不仅仅是DNA的一个单个的有形片断，它是DNA的某个具体片断的全部复制品，这些复制品分布在整个世界上。一个自私基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它的目的就是试图在基因库中扩大自己的队伍。从根本上说，它采用的办法就是帮助那些它所寄居的个体编制它们能够赖以生存下去并进行繁殖的程序。一个基因有可能帮助存在于其他一些个体之内的其自身的复制品。如果是这样，作者说，这种情况看起来倒像是个体的利他主义，但这样的利他主义是出于基因的自私性。在对基因的“自私”性做了解释后，作者进而论述了自私基因的理论在生物个体自私性中的具体表现。动物往往从其自私的观点出发繁殖最适量的幼兽。亲代个体实行计划生育，为的是使它们的出生率保持在最适度。自私的基因原理同样适用于家庭、配偶之间的利害冲突。作者说，我们把动物比作生存机器，它们的行为好像有“目的”地保存它们自己的基因。这样，我们可以谈论亲代与子代之间的矛盾，亦即两代之间的争斗。做母亲的对待子女不一视同仁，在遗传学上是毫无根据的。她同每个子女的亲缘关系指数都一样，都是1/2。存在于母子之间的矛盾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是一种微妙的争斗，双方全力以赴，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约束。幼儿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欺骗。因此，在世代之间的争斗中，到底哪一方有更大的可能取胜是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的。最终的结局往往是子代企求的理想条件与亲代企求的理想条件之间的某种妥协。没有人认为子女因为体内有自私的基因而故意地、有意识地欺骗父母。同时作者重申道，他所说的“一个幼儿应该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哄骗……说谎、欺诈、利用……”中的“应该”具有特殊的含义。他并不认为这种行为是符合道德准则的，是可取的。他只是想说明，自然选择往往有利于表现这种行为的幼儿，因此，当我们观察野生种群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看到家属之间的欺骗和自私行为而感到意外。“幼儿应该欺骗”这样的提法意味着，促使幼儿进行欺骗的基因在基因库里处于有利地位。如果其中有什么寓意深刻的地方可供人类借鉴，那就是我们必须把利他主义的美德灌输到我们子女的头脑中去，因为我们不能指望他们或她们的本性里有利他主义的成分。如果说体内有50%的基因是相同的亲代同子代之间还有利害冲突的话，那么相互毫无血缘关系的配偶之间，其利害冲突该会激烈到何种程度呢？他们唯一的共有东西就是在他们子女身上的50%的遗传投资。鉴于父亲和母亲都关心他们子女身上各自一半的福利，因此，相互合作共同抚养这些孩子可能对双方都有好处。
在研究了属于相同物种的生存机器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亲代的、有性的以及进犯性的相互作用后，作者又研究了并未包括在上述三种范围之内动物的相互作用。许多动物所具有的群居习性就是其中一个方面。群居生活可以为一个自私个体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
最后，作者谈到了相互利他行为这个重要的概念，即“于人方便，于己方便”的原则。动物之所以要聚居在一起，肯定是因为它们的基因从群居生活的交往中得到的好处多，而为之付出的代价少。
作者提出了另一种进化的单元，一种非基因的复制者，一个用来传达“文化传播单位”的概念——觅母。人类有能力选择通过基因或者觅母进行复制，这正是我们与动物的区别。广义地说，觅母通过模仿的方式得以进行自我复制。但正如能够自我复制的基因也并不是都善于自我复制，同样，觅母库里有些觅母比另外一些觅母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功。这种过程和自然选择相似。正如我们为了方便起见把基因看成是积极的、为其自身的生存进行有目的的工作的行为者，我们同样可以把觅母视为具有目的性的行为者。基因也好，觅母也好，都没有任何神秘之处。我们说它们具有目的性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我们已经看到，在论述基因的时候，这种比喻说法是有成效的。我们对基因甚至用了“自私”、“无情”这样的词汇。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说法仅仅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我们是否可以本着同样的精神去寻找自私的、无情的觅母呢？
作者唯恐被人误解为基因决定论者，他在本书的末尾宣称，“反抗自我复制者残暴统治的是我们的基因”。大脑也是繁殖自私基因的机器的一部分。但是在基因生存变得效率越来越高的过程中，大脑获得了反抗能力，并且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在有头脑的人相互接触、互相交流的文化环境中尤为如此。人的交流与联合将使进化沿着和有利于基因复制截然不同的道路发展。我们可以过一种只创造思想而不生儿育女的生活，并且感到心满意足。人对思想获得生命的可能性极感兴趣。自我复制的实体通过突变和选择，聚集成效率越来越高的自我保护单元的前景也令人心驰神往。人类可能还有一个非凡的特征——表现真诚无私的利他行为的能力。作者希望如此，但他并未对这一点进行任何形式的辩论，也没有对这个特征是否可以归因于觅母的进化妄加猜测。他想说明的是，即使我们着眼于阴暗面而假定人基本上是自私的，我们的自觉的预见能力也能够防止我们纵容盲目的复制基因而干出那些最坏的、过分的自私行为。我们至少已经具备了精神上的力量去照顾我们的长期自私利益而不仅仅是短期自私利益。我们具备足够的力量去抗拒我们那些与生俱来的自私基因。在必要时，我们也可以抗拒那些灌输到我们脑子里的自私觅母。我们甚至可以讨论如何审慎地培植纯粹的、无私的利他主义。这种利他主义在自然界里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在世界整个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是作为基因机器而被建造的，是作为觅母机器而被培养的，但我们具备足够的力量去反对我们的缔造者。
在这部书中，作者提出进化的单元可能既不是物种，也不是群体，甚至也不是个体，而是基因，因为作为选择单元，不仅要求长寿，而且必须能够精确地复制自己。在他的基因中心论中，生命的个体反而成了基因主宰着的生存机器。作者对社会学说中基因研究的主要论题逐一作了介绍：利他和利己行为的概念，遗传学上的自私的定义，进犯行为的进化，亲族学说（包括亲子关系和群居昆虫的进化），性比率学说，相互利他主义，欺骗行为和性差别的自然选择。作者精通这一基本理论，他胸有成竹，以令人钦佩的清晰文体展示了这一崭新的工作。由于他在生物学方面的造诣颇深，他能够使读者领略生物学文献中的丰富多彩和引人入胜之处。凡遇他的观点同已发表的著作的论点有分歧时，他的评论，就像他在指出我的一处谬误时一样，无不一箭中的。同时，作者不遗余力地把据以论证的逻辑推理交待清楚，以使读者能够运用这种逻辑推理再去扩展这些论据。
尽管作者一开始就声明，他并不提倡以进化论为基础的道德观，但他所生动展现的生命世界的这幅自私和冷酷的景象还是叫人非常绝望。如果我们命中注定是自私的，我们的非进化论的道德观念何以可能？这是作者已经意识到但并未展开的问题。值得欣喜的是，在随后的研究中，作者又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解释。作者说：“我很赞同用自由意志超越生物学。我的确总是鼓励人们这样做。我的第一部著作《自私的基因》许多内容说的就是，我们必须理解作为基因机器意味着什么，被基因编了程序是什么意思。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武装起来，逃离被动，我们才能有效地使用大脑，利用我们的意识智能，逃离自私的基因的专治，去建造一个新的生命。这多少强于达尔文意义上的生命。在达尔文的世界中，我们的祖先是被选择出来的，并不是一个令人很满意的世界。大自然真的充满了血腥。当我们一同坐下来述说、讨论并决定我们想如何运作我们的社会时，我想我们应当把达尔文主义视为一种令人畏惧的警告：我们不应当那样来组织我们的社会。”按照自私的基因理论以及进化生物学，人生确实苍凉。但正如开头作者所希望的，我们应当把达尔文主义视为一种令人畏惧的警告。人除了“基因”还有“觅母”人生的意义要从积极的方面寻找。
精彩语录
1、作为个人，我们的行为时常是自私的，但在我们以高姿态出现的时刻，我们赞誉那些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虽然对“天下”这个词所指的范围如何理解，我们仍莫衷一是。一个群体范围内的利他行为常常同群体之间的自私行为并行不悖。
2、人类能够结成各种同盟或集团，……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仅仅是由于每一个体都能有意识地运用其预见能力，从而懂得遵守盟约的各项规定是符合其本身的长远利益的。某些个体为了有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大量好处而不惜违犯盟约，这种做法的诱惑力会变得难以抗拒。这种危险甚至在人类所缔结的盟约中也是始终存在的。
3、我们是作为基因机器而被建造的，是作为觅母机器而被培养的，但我们具备足够的力量去反对我们的缔造者。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我们人类，能够反抗自私的复制基因的暴政。
4、实际上，个体是一架其程序由它自己的自私基因所盲目编制出来的机器。
5、自私的基因是什么？它不仅仅是DNA的一个单个的有形片断。正像在原始汤里的情况一样，它是DNA的某个具体片断的全部复制品，这些复制品分布在整个世界上。
《二十世纪的发现》
作者：艾·阿西莫夫（美）
成书时间：1976年
推荐版本：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
见《我们怎样发现了——地球是圆的》。
【内容提要】
作者说，在20世纪中，人们生活在一个紧张而匆忙的世界中，而且，这种紧张和匆忙正在与日俱增。如今，人们正在作出远较此前更多的新发现；而在未来，人们作出的新发现又将比今天更多。
作者认为学会了取火可以说是人类的第一项伟大发现，但人们不知道这件事发生的确切时间，也不知道经过多长的时间，这一知识方始传播开来。然而，对于此后的另一项发现，人们倒确有所知。大约一万年或一万一千年前，居住在西南亚的一群男人和女人，首先掌握了种植食用植物的方法。他们发明了耕作，或者说“农业”。靠农耕生产出来的食物，要比只靠狩猎和采集多得多。不管在哪里，人们从事耕作，人口就会增加，城市就会兴建，文明就会发展。这项非常有用的发现，历时长达5000年之久，才从西亚传到西欧。
随后大约在3500年前，人们懂得了从铁矿石中冶炼铁，他们居住在西南亚（非常靠近首创农耕的那个地方）。他们发现用铁制造的工具和武器，要比当时已有的那些工具和武器好得多。
由于文明的发展和传播，一个人把他的知识传授给他人就越来越容易了。人们懂得了怎样书写，可以编写各种用于教学的书籍。他们还能建立学校。所以这一次发明传播得比较快。
生产的发展导致随着人口的增多，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思考不同的问题，并试图作出解答。因此重要的发现开始明显增多，并且每一种发现的传播都比过去要加快一些。生活方式不断变化，人们的生活也开始有点紧张而匆忙了。
但是，直到公元1750年前后，这种情况没有得到很大的改观，例如某个人是一个农夫，或是一个铁匠，或是一个小手工艺者，他就只能以与他父辈或祖辈一样的方式工作。他们居住在同一类型的房子里，吃同一类型的食物，崇奉同一类的信念。也就是说，一个特定的人，在他的有生之年，所能见到的变化很少。
作者强调，在1750年后不久，人们经历了一个转折点，那就是“工业革命”。苏格兰人瓦特（James Watt）设计了一种非常有用的蒸汽发动机。在这样的蒸汽机中，木头或煤燃烧的火焰将水烧开，形成蒸汽。蒸汽被保持在一个密闭的容器里，朝各个方向迸发往外的推力。这种推力蓄积到足以推动一个活塞时，活塞的移动就带动轮子，轮子的转动又使机器运转起来。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现能够用煤燃烧的能量、而不是依靠自己或动物收缩肌肉的能量来干活了。用燃烧的煤来干活，不仅远比人的肌肉能做的工作多得多，快得多，而且，它还使越来越多的人从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把时间用在思考上。
作者说这场变革的传播速度十分迅速。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它已经传播整个西欧，并且传到了美国。再经过一百年，又使俄国和日本变成了现代化的国家，并继续传播到世界上其它大多数地方。
在谈到天文学方面的发现时，作者认为在太阳系以外，人们有很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人们发现了“银河系”，它是银河中的数亿颗恒里（太阳便是其中之一）构成的一个巨大的集合体，人们将银河系这样的大量恒星的集合体称为星系。而且人们意识到在银河系之外的遥远空间，别的星系为数需以百万计。此外，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发现遥远的星系正在远离我们而去。越远的星系运动得越快。整个宇宙正在膨胀着。随着人类在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无限的空间突然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天文学家的眼前。在太阳系中，看来几乎没有东西可以与之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