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作者又指出，人们只要略加思索，便可以察觉到假设所起的作用。数学家没有它便不能工作，更不用说实验家了。于是人们思忖、考虑所有这些建筑物是否真正牢固，是否吹一口气会使之倾倒。以这样的方式怀疑是浅薄的。但是也不要对假设简单地加以责难，因此我们应当仔细地审查假设的作用。于是，人们将认识到，不仅假设是必要的，而且它通常也是合理的，人们也将看到，存在着几类假设：一些是可以检验的，它们一旦被实验确证后就变富有成效的真理；另一些不会使人们误入歧途，它们对于坚定人们的思想可能是有用的；还有一类假设只是表面看来是假设，它们可以归为伪装的定义或约定。
作者特别强调，最后的这些假设尤其在数学及其相关的科学中遇到。这些科学正是由此获得了它们的严格性；这些约定是人们精神自由活动的产物，人们的精神在这个领域内自认是无障碍的。在这里，人们的精神能够作出裁决，因为它能颁布法令。然而，作者说，尽管这些法令强加于科学，似乎没有它们便不可能有科学，但它们并没有强加于自然界。可是，它们是任意的吗？作者坚定地回答：“不，否则它们将毫无结果了。”实验虽然给我们以选择的自由，但同时又指导我们辨明最方便的路径。因此，我们的法令如同一位专制而聪明的君主的法令，他要咨询国家的顾问委员会才颁布法令。
作者说：“这就是我们将要得出的结论，为此我们必须考察一系列学科——从算术和几何学到力学和实验物理学。数学推理的本性是什么？它像通常想像的那样果真是演绎的吗？更进一步的分析向我们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它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归纳推理的性质，正因为这样它才非常富有成效。它还保持着某种绝对严格的特征：这是我们首先必须指出的。”接着，作者又分析另一个基本的概念，即数学量。它是我们在自然界中发现的，还是我们自己把它引入自然界的呢？而且，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不会冒把每一事物密切结合起来的风险吗？作者说，把我们感觉到的未加工的材料和数学家称之为数学量的极其复杂、极其微妙的概念比较一下，我们便不得不承认一种差别；我们希望把每一事物强行纳入的框架原来是我们自己所构造；但是我们并不是随意创造它的。可以说，我们是按尺寸制造的，因此我们能够使事实适应它，而不改变事实的基本东西。作者还对空间展开了论述，谈到人们强加给这个世界的另一个框架是空间。几何学的第一批原理从何而来？它们是通过逻辑强加给我们的吗？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Lobachevsky）通过创立非欧几何学证明不是这样。空间是由我们的感官揭示的吗？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感官能够向我们表明的空间绝对不同于几何学家的空间。几何学来源于经验吗？进一步的讨论将向我们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因此，作者得出结论说，几何学的第一批原理只不过是约定而已。但是，这些约定不是任意的，如果迁移到另一个世界，那我们就会被导致采用其他约定了。
在力学中，作者说，我们会得出类似的结论，我们能够看到，这门科学的原理尽管比较直接地以实验为基础，可是依然带有几何学公理的约定特征。迄今还是唯名论获胜。作者接着说：“但现在我们看看真正的物理科学。在这里，舞台发生了变化；我们遇到了另一类假设，我们看到它们是富有成效的。毫无疑问，乍看起来，理论对我们来说似乎是脆弱的，而且科学史向我们证明，它们是多么短命；可是它们也不会完全消灭，它们每一个总要留下某种东西。正是这种东西，我们必须设法加以清理，因为在那里，而且唯有在那里，才存在着真正的实在。”
作者说，物理科学的方法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上，当一种现象初次发生的境况复现时，归纳法使我们预期这种现象会重复。一旦所有这些境况能够复现，那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应用这个原理。由此可见概率概念在物理科学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因而，概率计算不仅仅是玩纸牌人的娱乐或向导，而且我们也必须深究其基本原理。在这方面，作者说只能给出很不完善的结果，因为这种使我们辨别概率的模糊的本能太难加以分析了。经过上面的复杂论证，作者说，追求真理应该是我们活动的目标。它是值得我们活动的唯一的目的。毫无疑问，我们首先应当努力减轻人类的痛苦，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受痛苦，这是一个消极的理想，世界一日不灭，痛苦终不能已。如果我们希望越来越多地使人们摆脱物质烦恼，那才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对真理的研究和思考之中享受到自由。正如某些希腊人，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或其他人所说，欲有所为，当先知止。我们也知道，真理是怎样故意使人痛苦，我们不知道，幻想是否不仅使我们备感安慰，甚至使我们更加激奋，因为正是幻想给我们以信念。当幻想消失之时，我们还能奋发为雄、毫不失望吗？欲求真理，必须独立，必须完全地独立。相反地，如果我们希望有所作为，希望坚强有力，那么就应当联合起来。这就是我们许多人为什么害怕真理，我们认为害怕真理是软弱的一个原因。但是，不应该害怕真理，因为唯有真理才是美的。关于真理，作者首先涉及的是科学真理。也意指道德真理。作者说他也许滥用了词汇，在一个名称下把两个毫无共同之处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由实证而来的科学真理与由感觉而来的道德真理没有什么相似之处。然而不能把它们分开，无论是谁，当他热爱其中的一个真理时，他就不得不热爱另一个。无论哪一种真理，当我们觉察到它时，它就放射出同样的光辉，以致于我们或者必须正视它，或者闭上眼睛。最后，这两种真理时而吸引我们，时而远离我们，它们从来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当我们认为已经接近它们时，我们发觉我们还是继续前进，从而使得追求它们的人从来也不考虑休息。害怕其中一个的人也必须害怕另一个，因为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特别关心结果。“一句话，我喜欢两种真理，因为有同样的理由使我们热爱它们，因为有同样的理由使我们害怕它们。”
作者进一步指出，一些人受到某些科学基本原理中的可辨认出的这种自由约定的特点的冲击。他们想过分地加以推广，同时，他们忘掉了自由并非放荡不羁。他们由此走到了所谓的唯名论，他们自问道：学者是否为他本人的定义所愚弄，他所思考、他所发现的世界是否只是他本人的任性所创造。在这些条件下，科学也许是可靠的，但却丧失了意义。一旦如此，科学便无能为力了。作者说，现在，我们每天看到它正是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起作用。如果它不能告诉我们实在的东西，情况就不会这样。可是，它能够达到的并不是像朴素的教条主义者所设想的事物本身，而只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之外不存在可知的实在。
作者最后指出，如果我们不应该害怕道德真理，那么我们也就更应该不畏惧科学真理。首先，科学真理不能与伦理学冲突。伦理学和科学各有它们自己的领域，其领域虽相接而不相犯。伦理学向我们表明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在指出目标之后，科学教导我们如何达到它，由于它们从来也不能相遇，因而它们永远不会发生冲突。不可能有道德的科学，正如不可能有科学的道德一样。
精彩语录
1、如果我们希望越来越多地使人们摆脱物质烦恼，那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对真理的研究和思考之中享受到自由。
2、我们的精神能够作出裁决，因为它能颁布法令；然而，我们要知道，尽管这些法令强加于我们的科学——没有它们便不可能有科学，但它们并没有强加于自然界。
3、什么是偶然性呢？这种观念很难被证明是合理的，甚或很难定义它；不过，就观察误差所说的话表明，科学不能忽略它。因此，有必要给这个如此不可缺少、而又如此难以捉摸的概念下一个尽可能精确的定义。
4、我们也知道，真理是怎样故意使人痛苦，我们不知道，幻想是否不仅使我们倍感安慰，甚至使我们更加激奋，因为正是幻想给我们以信念。当幻想消失之时，我们还能奋发为雄、毫不失望吗？套上换具的马，如果不遮其双眼，它就不肯前进。于是，欲求真理，必须独立，必须完全地独立。相反地，如果我们希望有所作为，希望坚强有力，那么就应当联合起来。这就是我们许多人为什么害怕真理，我们认为害怕真理是软弱的一个原因。
5、我们希望把每一事物强行纳入的框架原来是我们自己所构造的；但是我们并不是随意创造它的。可以说，我们是按尺寸制造的，因此我们能够使事实适应它，而不改变事实的基本东西。
6、一句话，我喜欢两种真理，因为有同样的理由使我们热爱它们，因为有同样的理由使我们害怕它们。
《人类学史》
作者：A．C．哈登（英）
成书时间：1910年
推荐版本：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作者简介】
艾·哈登（Haddon，Alfred Cort，1855-1940年），英国现代人类学创始人之一。
哈登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他提出现代人类学实地考察的一些基本技术，特别是采用家谱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说哈登的工作确立了人类学在经验科学中的地位。1883年，哈登在剑桥大学讲授体质人类学；1909—1926年哈登任种族学高级讲师。特别是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哈登是唯一的一位在剑桥大学讲授人类学的学者。
哈登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作而成的多部论著，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哈登发表了一系列海洋生物学论文，其中1887年发表的《胚胎学研究导论》是他的处女作。1910年完成的《人类学史》是哈登的主要代表作之一，这部著作系统地论述了人类学的发展概况，提供了研究人类学的主要线索，对人类学发展贡献很大，因此在英国和世界各地都享有盛誉。哈登的主要著作有：《艺术的进化》、《黑种人、白种人和棕种人的猎头者》、《民族的迁移》、《我们欧洲人》（与詹姆斯·赫胥黎合著）等。
【内容提要】
《人类学史》详尽地记述了人类学进展的三个阶段：首先搜集大量的历史事实并对这些事进行推测、想像；其次将这些事实和推测、想像进行条理化；最后把各个时期的历史事实融为有连贯性的整体。系统地论述人类学的发展概况，提供了研究人类学的线索，对人类学发展贡献很大。作者认为，人类学无疑是研究人的科学。但是，它并不仅仅研究生物的人、自然的人。人的意识包括情绪、情感、爱好、兴趣等等的心理以及思想、意志、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等，都是有意义的文化世界赋予的，或者说是文化世界在人的心理机制上建构起来的。因此，要研究人，就不能不研究文化，不能不研究人与文化的关系。这样就出现了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分野：前者研究人类的生物特征、体质结构以及不同种族的起源、分布、演变、形成等自然过程；而后者则研究人类不同历史阶段（时间）的文化和不同民族或区域（空间）的文化及其对人的心理的建构、性格的塑造、行为的影响等等文化过程。因此，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可以说凡有文化的人类活动领域，都是它的研究范围。它包括民族学、民俗学、民族志学、考古学以及神话学等等。人类学与其它学科相互渗透又形成了许多分支学科，如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哲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等。
文化是作为不可分割的社会整体而存在的，只有把文化作为一个社会体系来研究，才能看出它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早期的人类学是一堆杂乱的事实或猜想，是历史学家、冒险家、传教士的遗物，它是各种认真程度不同的业余学问家所喜欢的涉猎的地方。其次，我们看到从混乱中产生了秩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许多建筑物，但却有着不稳定性和不完美性。最后，它们为一座具有坚固结构的连续整体所取代。这就是人类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作者首先提到某些最早在杂物堆上进行建筑的人，他们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比利时解剖学家维塞利亚斯（Vesalius），英国人泰森（Tyson）和普里查德（Priehard），瑞典人林奈（linnaeus），法国人培丰（Buffon），德国人布鲁门巴哈（Blumenbach）。这些人奠定了这门科学的基础，每个人都被奉为是人类学的真正奠基人。在他们之后，出现了为数众多和更加专门化的工作者。作者将把他们放到他们劳作于其中的各种人类学分支学科的不同标题下来论述，而不是按照连续的年代顺序来论述它们。作者引用赫胥黎的话说：“在大好的时光中去纠缠优缺点和优先权的问题是件棘手的事情。”认为自己只能提及那些以自己的著述对这门科学的历史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和出色阐述的人。
本书对理论研究者注意过多，对实地考察工作者注意过少。作者本人也认为这是事实，尤其在文化人类学的领域中，确实是这样。但是从这本书的篇幅来说，却不得不这样做。作者说，我们力图抓住森林的主要特征，不可能描述构成森林的每棵树木，对个别对象的详尽研究，不管多么有价值，也必须与一般概括相结合，而一般概括主要是从理论研究中得到的。当一个研究者已经离开考察地点，回到书中探索其结论时，他经常发现自己没有注意到某些习惯和信仰。这些在其他地方出现的习惯和信仰，他要么是忽略了，要么是忘记了。这已经被证明是事实。作者说，不辞辛劳地从大量的人类学作品、游记、古代与现代的历史中搜集证据并结合有联系的各种假设，这是坐在书斋里进行综合的学者最重要的作用之一。人类学科学范围之广以及它们与其他科学的分界线的模糊，使得对它们进行定义和分类成了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即使到今天学者们对其所研究的对象的不同分支学科的确切术语和界定也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这些毕竟只不过是经院中的争论，因为研究工作不顾及界限，一直在向前发展。作者认为，那些真正对这种“专门术语的不精确表示忧虑的人”是目录学者和图书管理员，他们经常搞不清楚应把卡片放到哪个目录箱里或者把书放在哪个书架上。
为了给那些需要界标的人提供方便，作者在这本书给出遵循的大致体例。这个体例的基础是伦敦大学人类学研究者最近为了给学习和讲授人类学提供指南而提出的分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