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气，似乎许多人都有自己最最听不得见不得的人物，不管你多么伟大，多么胜利。例如毛主席一提王明就带气儿，我在录音中听他老人家讲“（王明）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百分之九十九就不行？”我听出了那口气和内容，这在别的情况下并不多见。甚至《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与批评梁漱溟的讲话中也没有这种调子，后两者更多的是居高临下的戏弄与压力。
我也知道我部一位很有资历与影响的正气凛然的可敬的老同志，提起另一个被他轻视却偏偏提拔为正部级干部的老人，那种气不打一处来酸不打一处来的情景，令人莞尔，不难理解。
我们都有弱点，我们都有不忿儿、不服、不快等负面的情绪。所以您一提（文化部的）“前党组”就带气儿。如果您对我情绪很大，我完全理解，我作为后生而有时甚至“抢”到您前头，我也着实不安，我非常抱歉，惭愧之极。问题只在于能不能适可而止，能不能不要失控，能不能不要太小气，能不能多考虑一点大局？
找材料找到了上海曾经与我小有不快的记者朋友，记者说，什么事就是什么事，目前这个时候，我们绝对不会给王某栽陷。找到了某个早年批判过我的评论家，称道这个评论家的文艺观点，但是认为他的缺点是对王某的揭发不力，评论家也是讲实事求是的，他说他确实没有看出来，没有发现王某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因此只能甘居落后。我说的是李希凡，当然。找到与我一起出国的翻译……翻译断然肯定王某在国外的一切表现。找到共事过的同僚，同僚白天对他应付，晚上再与我交流。
尽管有一些不可避免与应属正常的清查清理，有一些奥妙的人际关系人际情绪，有一些个别的期待、招呼、造势和工作，有整个气氛的在所必然，还有完全应有的警惕与防范，然而，仍然是情况良好。有的副部长白天必须作点姿态，在吾兄要求下说点翻脸不认人的话，但每晚给我电话，以便有所沟通。有的副部长不得不说点什么，毕竟是吞吞吐吐，证明自己无多少话可说。有的副部长比较积极响应，东拉西扯了一回，例如将拙作小说也挖苦几句，看来他极有该抛则抛，该洗则洗的经验与决心。一月后他又找机会与我一起喝了一瓶茅台，并解释说原以为王某从此如何如何了，最后才明白，其实没有如何如何。这也是一种人生风景，能添经验，能长智慧，能让人少来点幻想。王济夫同志在年龄到了、确定退下来以后，还特别电话告诉我，于公于私，他与我的做人都是光明正大，问心无愧，经得住考验的。后来他因意外跌伤客死台湾，祝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而且很凑巧，在关键的时刻，气不打一处来的兄长，另外的往上点的火烧起来了：八面出击，十个手指抓跳蚤，兵法所忌，力不从心。他自己惹的纠葛搅和了进来，王某的日子反而好过了些。
有人反对，有人嫉恨，有人挖地三尺找材料未必是坏事，人心自有公道，真金不怕火烧，而确属自己的不足，自己的天真幼稚，自当汲取教训，提高认识，活到老，学到老，一日三省吾身到老。很好很好很好。
岂止是某个时候的部门同僚同事同仁同志，尔后什么《中流》杂志，什么《文艺理论与批评》，什么王某宣扬文学本质的多元论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什么斗士林贤治，什么学者朱学勤，什么新概念作文大赛（我任评委会主任）的获奖原中学生，什么老年间的第二次握手者，还有一些如张承志所说的鱼鱼虾虾（张的原话是臭鱼烂虾，我认为用臭与烂二字不妥，为之改掉，修改之责应由我负担），其中包括原来在新疆专门写“文革”中的大批判文章，后来到了内地又屡屡生事的老手，都在那儿批王蒙，都起着清醒我、警惕我、吹拂我、论证我、发挥我、求全我的作用，用杨绛老师的语言，都在帮助我洗澡沐浴搓脚按摩。我确实应该感谢他们的关爱。尤其是那种针锋相对地从两个极端或三个立场出发的批评，有点意思。如一个是批评我搞了自由化，另一个则说王某已经“改造”得太好了，有机会他也肯定会发动一次“反右”运动。
我们可以设想请《中流》《文艺理论与批评》两本杂志的有关化名作者、赶上车的评论家严昭柱同志，与林贤治、朱学勤、”握手者”一起来批评王蒙，一部分人痛骂的认定他不该做了的，正是另一部分人认为他没有做到做够所以也要痛骂的。一个人批评说，他居然怀抱着一块玉石炸弹，他是多么危险！另一个人批评说，他怀里边一块像样的玉、哪怕是石头都没有，他是多么令人失望！这样谈起来将会是怎样的精彩！叫做有很强的互补性，可以互相映衬，互相疏导，互相抵销，互相平衡，又互相启发，互相证明或证伪。
并非每一个人都会得到这样的幸运，得到这样全面的帮助。
一九九零年初冬，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淀山湖召集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那种情势下率先抓文学的“生产”。其功不可没。我们也游了青浦、周庄与仿《红楼梦》大观园。我看到了鲁彦周、竹林、王安忆、冯苓植、温小钰、汪浙成等，我与陆文夫同住一室。高高兴兴地当我的作家，感觉好极了。此次会议上，我已经开始构思，写一部一个人的个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陆文夫早就对我说过，他底下要写的内容就是“六十年”与“一个人”。这，就是此后季节系列的由来，也是自传三部曲的由来。
我的上海之行特别受欢迎还有一个原因，上海人将大闸蟹视若神明，吃东西一有大将军（大闸蟹的尊称）就全身来劲。我则以智商不够为词，每次都把大闸蟹让给别人。是时恰有权延赤等人的著作，说到毛主席爱吃红烧肉补脑，并因之受到*的嘲笑。我还读到一位医生的文字，论述“肥肉补脑”论并非没有道理，盖脑髓的主要成分是脂肪。我很可惜毛主席生前未能读到他的文章，否则他至少能连升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