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王蒙自传—九命七羊
1893200000107

第107章 养猫与狂欢(4)

这是集体主义,团队生活的颂歌,却也有搞笑。弱者是尤其需要团队的,团队万岁!我从小读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就琢磨此书的结尾:主人公格利,融入了集体,在大集会中感受融入与忘掉自我的快乐。虽然一路写来,他有那么多不快,那么多堵心的事,包括老婆让一位坚强的领导人睡过。

对不起,淋漓尽致,入木一两分(还谈不上三分)地写某些旧日旧事,并不总是令人愉快和引为荣耀的。我们庆幸于终已摆脱了昨日的羁绊,我们得意于今天的发展。然而我们无法回避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擦不掉也根本不应该擦去我们在荆棘丛生的险路上留下的带血的脚印。有些脚印使我们痛心,但是并不使我们汗颜。我们经受了太多的屈辱与苦难,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我们轻信又不免警惕与多疑,我们拼命又不免莽撞与过激,我们悲情又不免误读与执拗。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并不从容雅致温良恭俭让。孰能无过,孰能免祸?当革命变成了千军万马,当革命变成了通俗化简单化的口诀,当革命的气势使千千万万阿Q君也革起了命来,革命接近于成功胜利,也接近于危险与偏差(而带有民粹倾向的毛泽东从来是同情阿Q的革命而批判赵太爷的不准革命的),当革命排斥了它本不应排斥的理性与学识,我们的经验有多惨痛就有多宝贵!

啊,我们走过了那么长、那么曲折、那么有声有色的路!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已上下而求索,虽九死而未悔兮,为斯民杀出一条血路!

鲁迅说“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也就是说,当真革起命来了,文学家们只能瞠目结舌,三缄其口。

偏偏某些文学人(某种程度与某个时期也包括我本人)自以为是革命的前锋,是革命的骨干,是革命的行家里手。

痛哉!

我们毕竟跨越过去了!我们进入了新境界,新阶段,新局面。我们不必一味骄矜,更无需回避我们走过的英勇的与代价高昂的道路。我们仍然感激先辈,敬仰先驱。在《狂欢的季节》快要结尾的时候,我写到了毛泽东,我说:

……他就是记忆,他就是感情,他就是功勋,他就是噩梦,他就是奋斗……他就是顽强地活下去的中国人的灯光,馒头,辣椒,白干酒,门神,驱蛔灵和气功……他以后的几百年,在中国,凡是打批判的旗帜战斗的旗帜反潮流的旗帜反体制的旗帜社会主义的旗帜……以及人民的……旗帜鲁迅的旗帜……中华的旗帜爱国的旗帜……还有一种打旗帜的旗帜就是自诩旗帜,却根本看不出来他到底要干什么能干什么的,没有哪个人能够脱离开他的思想光辉,没有哪个人能越出他的思想边线,没有哪个人能够望其项背!

……他老人家的“文革”实在是搞得一团糟……他亲手去摧毁自己建立的党,去摧毁自己建立的国家,去摧毁自己建立的信念和秩序,再摧毁自己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然而这毕竟是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一次人民大狂欢,是一次毛泽东的诗意盎然的狂想曲。毛泽东称自己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建立了新中国,一件事是文化大革命,这绝非偶然。从中可以看到他老人家是怎样地看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狂欢,超前思维的狂欢,这是意志的狂欢,概念和语言的狂欢,创造历史即追求历史的一点新意社会的一点新意的狂欢……人生就是生命的一次狂欢,更正确一点说一次狂欢的实验……毛泽东使青年一时间解放到了极致,去掉了一切绳墨规矩,轰动了全人类,激发了全世界。这有点残酷,一切循规蹈矩一板一眼对于生命对于青年就不残酷了吗?文化大革命确实尽兴。所以西柏林的“墙”上写满了联邦德国红卫兵的标语,美国加州伯克利市建立了伯克利人民共和国,法国文化部长、作家马尔罗对毛泽东敬佩备至,后来,许多年后,全世界的拳击爱好者都在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泰森的手臂上刺上了毛主席头像……

我曾经非常看重我的“季节”系列写作,我相信再没有一个人真实地而又是理解地,切近地而又是超拔地,热烈地同时仍然是冷峻地,尖锐地却又是多情地书写这一切。我置身事中。我超然物外。我有情有义。我无挂无牵。我上了天入了地革了命当了官打入了另册成为了宝贝蛋或者眼中钉。写这一切我有血有泪有笑有欢有骄傲也有耻辱,有熟熟的套子更有新见。我是有童子功的共产党员又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的咏叹者。在大风大浪中我是弱者在情感、智力与经验上我相当强,我丰富得不得了。在掌握权力上我习惯于贫而且乏,在掌握语词造句上我富可敌众而且得心应手。我不写谁写?我不书谁书?就任凭那些爆料的牛皮,那些涂抹的粉饰,那些非理性的咒骂或者自吹自擂,那些党八股或者反共八股们编造我说是伪造生活的脚印吗?

不。有老王在,休想!

我从生命,生活,人的角度来见证这一切。我是一个见证者,见证荣耀与艰难,荒唐与坎坷,步伐与代价。我不是审判者、控诉者、鼠目寸光的苦主、贩卖者,也不是趋奉者、投机者、赶车者与化妆师。我从不躲藏。人最宝贵的是生活,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一切历史都是生命的历史人的历史生活的历史。治国理政都要以人为本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都要强调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了……我们的小说还害怕写出活人写出生命来吗?

从一九九一年到九九年,我一直在写“季节”系列,我把它看作我的历史责任。在北戴河创作之家与威海东山宾馆,在德国与美国,香港与内地,在雕窝村的农家房舍,在凄风苦雨、春寒料峭、玫瑰阁楼与山脚海滨,我连续八年不忘从这个季节到那个季节,每天坐在电脑前哭哭笑笑,想想敲敲,摇摇摆摆,吁吁叹叹……仅仅每部季节的命名也花了我太多脑筋。每一部书都是写到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处才确定了题名,而一旦确定了题名,底下的书写就势如破竹起来。从纯小说的角度看它不无遗憾,然而,它是无可替代的,它还远远没有被挖掘和理解。例如我的最好的朋友之一李子云,她接受“失态”与“踌躇”两个 “季节”,盛赞“失态”的命名,却无法接受“恋爱”与“狂欢”的神经兮兮。我的最热忱的评论者郜元宝,再没有哪个像他那样认真地阅读了文本,他作出的辨析仍然显得单薄与直线。就前面那段讲毛主席的话,谁还能写得出来?谁能真正看懂?满纸荒唐言,孰解其中味?

这是一套小说,这是一套以小说家言面目出现的历史。当然,钱文担负不起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重任,就像贾宝玉担当不起代表封建中国的重任一样。宋江也绝对代表不了中国的农民起义。小说就是小说。不会有第二个人了,至少目前没有第二个人,亲历而且积极参与,上了天也入了地,知之深痛之深爱之深解之深,正视而且彻底,建设性而且大局,讽刺入骨而又爱恋有加,冒着傻气,费力而未必讨好,绝对不取巧,倾吐块垒,拨弄词藻,长太息以掩涕,呼风而又唤雨,写了建国又写“反右”,写了调整又写“文革”,写了豪情满怀又写哭笑不得,写了事出有因又写了匪夷所思,写了必然也写了偶然巧合,对于健忘者、躲避者、大言者、谎言者、螳臂当车者……它将永远是一个不可抹杀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