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熟悉的则是五十年代的了。”是尼娜这样年龄的人所不熟悉的。我试唱了好几首原苏联歌曲，她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多。
事在人为又不全在人为，天道有常，历史自有历史的道路，人算不如天算，人道不如天道，个人不如历史。历史的感动不仅在于它的可预见可计划性，更在于它的非预见非谋略非计划性。王蒙“担心”，也许过上那么几年，王某再想找一个专门盯着他整材料的人也不易了，当然王某早已经不值得费那么大劲了。或者王某“走”到前头，吾兄再找一个令您如坐针毡的人物也不容易了。那是多么失落，多么不可承受之轻，多么寂寥，多么没着没落呀。
这是事实，不仅吾兄，就是王某也已经渐渐淡出，渐渐过时，而且已经被宣布过时多少次了。从今年起，我已经意识到了要警惕王某可能引起的审美疲劳感。每条狗都有自己的时间段，让我们为这英国人的幽默而共勉互慰。我们的奋斗会有成果，成果绝对不归属于任何一个人或一代人或一拨人一圈人。成果属于未来，成果不归个人。未来我们未必赶得及。诗兴可以大发，青春可以在小说里万岁，但是切不可以当真企图把时间捆绑在我们的青春门槛上。“从来系日乏长绳”，唐朝已经有这样的诗了。短短几十年已经这样变化沧桑，再几十年呢，几百年呢，您能够那么气鼓鼓地坚持下去、等待着回到昨天或者昨天的昨天那一刻即您的青春的黄金时代吗？
应该相信我们的后人，我们的小朋友，你代替不了后人的奋斗与前进。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他们的。
回首往事，我尚非完全虚度光阴。我留下了一些见证，一些记忆，一些说法，一些酸甜苦辣。我说话是太多了，写作也太多了，我本来可以更严谨一点，精密一点，矜持一点，含蓄一点，如果我有这四个一点，我会比现今更深沉、更美轮美奂乃至更身价百倍的。
我感动还因为我重视家庭，珍惜天伦之乐。我平生只爱过一个人，只和一个人在一起，家庭永远是我的避风港，是我的攻不破的堡垒，是我的风浪中的小舟，是我的夺不走的天堂。甜美的家就是天堂，即使周遭一时变成了炼狱，我的天堂永远属于我本人，在新疆时我们多次体会到，只要我们是在一起，一切都是甜蜜的，幸福的，光明的，谁也剥夺不走我们的快乐。我们常常在一起回忆，在冬天来到的时候，我们在哪里买煤油，在哪里砌炉灶，在哪里挖菜窖，在哪里卸成吨的烟煤。有一间温暖的小屋子，在零下三十度的气温中，这不就是天堂吗？这是我的信念，我希望为此专门写一本书，我希望我的这句话能留下来能传播开去。零七年初，我们度过了金婚。芳是我的存在的证明，我是芳的证明，芳是我存在的条件，我是芳存在的条件。我有三个孩子。他们都出过国，有的还在国外得到了学位。他们都有正当的稳定的职业，都过着小康的生活。我们早已有了第三代，我的大孙子明年将会从大学毕业。我们家人丁兴旺，和谐团结，我为此感谢无限。
我也思考我是不是会引起审美的疲劳？在停笔住口告辞以前。当读你的作品的人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停止你的喋喋不休了呢？我想起了作协的领导对于一位人人尊敬的老作家的怀念，在正式的会上他几次谈到，这位老作家是何等的好啊，在该领导去作协履新之前，老人见到这位领导，用双手紧握住他的右手掌，两眼直直地盯视着他，表达了无限的信赖与期望。老人家因病已经不能说话了。我完全理解，不说话的老前辈，比下笔千言的老家伙就是可敬与可爱得多着呢。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请看下述故事：一位以强硬严厉著名的老领导干部，一次在讲一些很厉害的话的同时，被发现他的领带上沾满了汤渍。那是在人民大会堂，是下午，估计他老人家午餐时把许多汤从汤匙上滴到了领带上。领带上的一串汤滴残余衰减了他的迹近回到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主张的威力。人们谈起这事来，像是说笑话。我说，不要嘲笑这样的事吧，只要我们不夭折，我们也会有这一天，也会有坐轮椅与说话困难的一日，会成为最最可爱的老作家、只能双目紧紧盯视着领导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也会把领带泡到酸辣汤或者海鲜汤里。
后来我把这个闲话说给我的女儿，她笑道：“您还想夭折呀，爸爸，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想夭折已经赶不上啦。我说得写得太多，太快，太淋漓，风格太宽，战线太长，自诩又太高。太多了如同杂乱，叫人晕乎，用王安忆的话说，是自己自冲了自己。太快了只如匆匆掠影。你没有给读者留下消化与反刍的时间。太淋漓了如同相声，人们会得出如那位澳大利亚朋友的判断。太宽了叫人摸不着门，找不到北，一头雾水。太高了最多是鹰击长空，增加的是距离，减少的是亲切。我的齐头并进会使某些朋友、同行乃至读者感到闹心。请注意此词，叫做闹心！我的傻气特别表现于我的滔滔不绝，写和说，诗和文尤其是作为一个纯洁的作家应该尽量少染指的评论。如果我真的很聪明，我至少应该删掉我的言论的百分之九十，我的作品的百分之六十，我的头衔的百分之八十。我太傻了。
我的为官冲淡了我的地地道道作家身份。我对于王朔的“躲避崇高”的评论冲淡了我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语出香港《大公报》与《文汇报》）的形象感。我的荒诞冲淡了我对于现实的关注。我的不放弃进言冲淡了我的飘逸潇洒。我的飘逸潇洒与灵活冲淡了我的执著与愚勇、还有我的敢为天下先的食蟹胆量。我的政论、学（术）论与杂文冲淡了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冲淡了我的诗歌。我自己的活人故事冲淡了我构筑的文学故事。我的头衔冲淡了王蒙的真身。我的幽默与恶搞冲淡了我的感动。我的谈笑风生冲淡了我的眼泪。我的古典文学研究冲淡了我的翻译。我的周游列国冲淡了我的老土情深。
记得许多年前，我在《文学评论》上读到黄子平评林斤澜的一篇文字《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我对林说，黄文感动得我几乎流出了眼泪。而林的回答几乎是，对不起，我要说是恶狠狠的（当然，我相信他从来对我没有恶意，但是他对于王某八十年代的突然的长势也未必不下意识地感到闹心），他说：
“你还有眼泪？”
对，我早已说了，泪尽则喜。
我帮助的有些人早已经感到了我的碍事。受惠感是一个有雄心的人最最不能忍受的屈辱感与羁绊感。他或她可能急于摆脱你的阴影。得罪人会树立对手，帮助人也会培养对手，比如与越是自信渐渐丧失的人越会显出凶恶与东方不败来。我敬重的人也有人觉得与我渐行渐远。我自己一直干扰着我自己，我自身一直妨碍着我自身。朋友与非朋友都觉察到了我的不同。我制造了、掀动了，至少是歌唱了、记录了、帮助了洪波的涌起，冲走的与淹没的是我王某人。
所以，我是王蒙。
就这么一个。
我寻求感动，我感动过，感动了，而且还在感动着。我笑了。
我的笑容不可摧毁。
最后，没有争议的是：王某太聪明了。
你无法理解一个真正有艺术感的人怎么可能同时当官，却完全不明白文学使人们倾向于不无浪漫的革命，革命使人们倾向于富有挑战色彩的文学。你完全不明白你所理解的“官场”的一套怎么可能不消灭文学的灵感，却不明白真正的政治而不是蝇营狗苟的政治必定会充满理想主义的远见深思。你无法理解在同行是冤家的文坛祭坛里怎么可能有真诚的批评与意见交流，却不明白对于王某来说有远比个人关系更重要的理念与诚实。你听到理念与诚实这一类的字眼就觉得好笑。你听到胸怀与境界之类的字眼就觉得一头雾水，当然不明白同是一个肉食者，同是一个不拒绝版税的人，他怎么可能比你高尚而且宽阔。你同样不明白一个尖锐嘲笑的作者怎么同时有对于大局的维护与珍惜，按你的理解能力，你只能把这样的人打成反对派或者机会主义者。你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能不清清楚楚地回答是或者否，yes 或者 no，而是搞什么珍惜中的扬弃，批判中的传承。你无法相信一个立体地感受着生活、思考着世界的头脑，你只能理解一个人的头脑有一个点，至多有一条线，有一条从这个点发射出去的直线（叫做矢量），更高明一点你会有一个三角形，顶点或者中心仍然是你自己。你无法明白一个写作者怎么可能帮助同行而不是酸溜溜地嫉妒与落井下石。你无法相信一个文人会帮助他的过去的乃至“现行”的对手，最多你只能承认他做了别人不能做之事是由于他的聪明绝顶。你甚至不能理解一个身体健康的有若干成功的男人怎么可能不到处拈花惹草，于是你只能认为他另有企图。
你能够勉强接受，你无法不接受的只剩下了他的智力，在一个具有长期的反智主义传统的地方，在一个“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语出苏轼诗《洗儿》）的地方，在一个更多地信奉“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地方，你未必全属好意地承认了王某的聪明，回避了你所永远不敢正视更不敢反省，你无从望其项背、你跳起来也够不着看上一眼的胸怀、心术、境界与做人的理念。
太聪明了他还会在政治运动中没顶？他还会在仕途一帆风顺的时候屡屡放弃？太聪明了他能写“组织部”、“稀粥”、“来劲”和不无好意地评论王朔？太聪明了他还会说自己的好友的某个作品不好，把友人往死里得罪？太聪明了他还会屡屡失手失言，陷入无聊至极的混战、谣言、误解……
在需要冒傻气的时候。王某冒了不知道几十次、几百次的傻气。
满纸高天阔地言，
一把如喜如悲泪，
都云作者实在能，
谁解其中酸傻味？
又道是：
九命七羊敢自欺？浮槎四海新天地。
风云哀乐万般言，说部诗文八把笔。
偶有童心观箭镞，岂无肝胆书心曲？
杜鹃老矣声声啼，渤海遨游千百里。
对这首诗稍作解释：写诗时在访问俄罗斯、捷克与斯洛伐克，道已行，方能浮槎四海。很感慨世界之宽阔与自身之渺小。西方俚语称饕餮者为“七把叉”，我乃戏称自己为“八把笔”。箭镞是说明枪暗箭。游渤海是零七年夏天，在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头几天还未完全适应，后半个月，恢复到日游一千一百米的水平。
底下还有的是：
慷慨悲欣日，沧桑风雨年。笃诚肝胆语，微妙句词篇。
连珠嘻笑未轻松，写到悲时意渐平，七十三年成数卷，凭君解释凭君听。
我很少“悲欣”连用，这次没有用“悲欢”而用“悲欣”，主要是受了弘一法师的影响。在惠州，我看到了李叔同弥留时的手书拓印：“悲欣交集”。唐达成同志临走的时候，也说了类似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