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王蒙自传—九命七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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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评红谈李译契佛(2)

在我投入《红楼梦》的同时,一九九零年搞共产党员的重新登记,身边有些动静和说法,略略令人不安,当然也可以从积极方面去考虑,这是对于实事求是的一次学习和彰显,是对国情政情人情的一次宝贵的领会消化。但无论如何我不大可能在此期间继续写书。我又不想完全停止业务,停止“练活”,叫做暂停文学。暂停下来干什么呢?再说我不觉得我有许多事要在重新登记中做,有许多话要在重新登记中说。我相信人也相信自己,相信时代也相信历史,相信国家也相信党,我相信脚底下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与十几亿同胞,我与这土地这人民在一起。除了相信与乐观,坚持与稳住没有别的选择,别的选择是死路一条条。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基本相信,就不必轻举妄动,不必喋喋不休,不必喊冤叫屈,不必跳与闹,吵与叫。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党,一个伟大的机遇,一个民族复兴的进程……八国联军的入侵并没有使我们亡国灭种,日本皇军的占领并没有使我们完蛋,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彻底搞垮我们,这回就过不去了吗?

但是没有业务工作是不行的。没有业务工作的生活是不健康的生活,没有业务关切的心态,是不理性的心态,没有业务钻研作主心骨的我辈,有变成空头人五人六、变成聋子的耳朵摆设儿的危险。

那么,我做点什么呢?

我想到的可行的事务是翻译。翻译虽然艰巨,毕竟是比较纯粹的“练”:不需要那么集中精神,集中情绪,保持注意力的连续性。我与冯宗璞在电话中谈到翻译的事,她说很好,翻译好比织毛活,可以织织停停,断了再接上。冯曾经在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供职,她内行。她并且介绍我认识了《世界文学》的主力编辑之一申慧辉,申等待着我的译稿。

我翻译了我喜爱的美国作家约翰契佛的两篇小说,《自我矫治》与《恋歌》。

一股带霉味的冷风从通风孔吹下来,吹到我的身上。这冷风就像我早晨听到声音的火车,是从芝加哥和遥远的西部开过来的。电影院前厅空空荡荡,好像我来到了一所宫殿或者要人府第。我登上一个狭窄的楼梯,踏上急转弯,脱离开明亮的地面。楼道肮脏,墙壁裸露,楼梯一直把我引到了楼上大厅。我坐在黝暗的楼厅中,想着自己的无助,没有穿新鞋的漂亮女孩如期前来。

这是《自我矫治》(“cure”)中的一段。带霉味儿的冷风,我有这个生活经验,文化部的人见过的剧场还是多。有一种夏天的空调提供的冷空气不是靠压缩降温,而是从地下室抽上来的。火车的比喻对于中国读者具有陌生化的效果。我的翻译差不多比我自己的写作还简练,也符合契佛的文体。“如期前来”的译语令我踌躇意满。thereisnotagirl……comingontime.这最后的一句话令我推敲再三。Ontime,一般作准时、及时解,这里说的是小说主人公在与妻子吵架分手后的狼狈不堪。我把ontime译成如期,太好了,如期既是准时之意,又有期待之意。

搞完党员登记之后,我们与评论家何镇邦等众文友一起去了伊克昭盟首府东胜。又由东胜陶瓷厂的朋友陪同去了神木、陕北的榆林等地。在黄河边的一处道教白云观,我们掣了签。有说是毛主席解放战争中过黄河即离开陕北进入河北,迎接全国胜利之时曾在此观小憩,并从道士口中得到了八三四一的番号。求签的结果蒋子龙是上上,“飞龙在天”,我乃开玩笑说,在封建王朝,你抽到了这样的签,应该立即问斩,免生不测。他则警告我不要乱讲话。

回到伊盟首府东胜,天已很晚了,约凌晨二时,我突然大流鼻血,为过去所罕见。第二天仍延续了近一个白天才好了。众人皆笑我妄言成灾,并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我唯唯。

回京不久,我又收到新疆方面的邀请,走了一趟新疆。到了伊犁二中,到了住过的新华东路,伊犁电视台拍摄了我的回伊犁专题节目,全片用的背景音乐是伊犁的代表歌曲“黑黑的羊羔眼睛”,纠缠延伸,呕心沥血,呼天喊地,唯情唯真。我自己看得落泪不已。

走了一趟南疆。文化厅的刘家琪处长全程陪同。吐鲁番地委书记罗远富同志路边迎接,赏饭,送行。晚上到达库尔勒,次日乘船游览博斯腾湖,为那里的芦苇面积的缩减而忧心。吃湖水炖湖鱼,是当地一乐。我们看到一幅照片,是一艘机船在博湖航行的图景。说是有一位欧洲国家的总理,在乌鲁木齐看到此照片,狐疑道:怎么新疆还有海军?在阿克苏我们观看了苏巴什(水源之意)的古迹。在克孜尔千佛洞,我们欣赏了敦煌之外的又一批佛教壁画。此处,我们吃了管理处自己的食堂做的拉面条,太好吃了,我们吃得过饱,到了晚上,我们到了另一个地方,接受该地专员的款待,结果一口东西也吃不进去了。

这次难得的是去了我从观看影片《冰山上的来客》时便向往已久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位置是在帕米尔高原上。我们访问了塔吉克牧民的帐篷,吃起他们做的酥油米饭,由于颜色发绿,有人面露难色,我大口吞咽,甘之若饴,同行的县干部极其称赞我。看来一个人光是思想开放,认识开放还不行,必须胃口开放。一个人作风亲和,作风民主还不够,还必须口味随和,口腹兼容并包:能中能西,能洋能土,能高能低,能一般也能怪异。

我们还到了红其拉甫中巴(基斯坦)边防站,海拔五千多米,高于西藏拉萨。我给边防站工作人员题了许多字,还把路上得到的礼品哈密瓜送给巴方值勤人员,大家都很高兴。

从帕米尔高原下来,到了喀什以后,才感到了平原上呼吸的轻松便利。

在喀什噶尔,我与众多的老友新友文友见面。我用维吾尔语讲话谈心。一位听者问,你离开新疆已经十多年了,你的维吾尔语没有忘记吗?

我说,在北京,确实感觉到自己的维吾尔语没有过去流利了。然而,一到新疆,一到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子,胜利路邮局,看到那些卖无花果干、葡萄干、薄皮包子与馕饼的老乡,哗的一下子,我又稀里哗啦(维语叫做“sharshur”,是形容流水的象声词)说开了。

是一阵笑声。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语言心理学还是语言地理学。

我接着用标准维吾尔式的说法解释道,有一种东西,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还有一种东西,听进去,融进了血液,再也忘不掉了。我的维吾尔语,是第二种情况。

掌声如雷。

阴差阳错,天可怜见,我有了新疆,我有了维吾尔,我有天山、昆仑山,伊犁河、叶尔羌河,博斯腾湖与赛里木湖,还有寂兮寥兮的大漠戈壁。我爱它们。这永远让我亲切,让我踏实,到新疆,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不伦不类地想起了在北京打工的安徽保姆,她们的行规是辞活不说辞活,而说“回家”,黄山来的姑娘对主人说:“我要回家了”,就是辞职不干的意思。“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种诗词的写法。也还可以写成“未老便还乡,还乡笑一堂”!都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