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有一次我去看望初到中央乐团担任指挥的陈佐湟。此前他在美国印地安那大学获得了音乐博士学位，那时学音乐的人有博士学位的很少，我参加了中央音乐学院为欢迎他的归来与学业有成而举行的音乐会。我喜欢他的交响乐，更欣赏他的教养和风度。他怎么会那么文明，那么微笑，那么谦恭有礼？我知道，他的叔叔是儿童文学专家陈伯吹，一个哥哥是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一个堂兄是北大校长陈佳洱。
他找我谈过对中央乐团进行改革的设想。历史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他那时住在老虎庙的工运学院宿舍，恰恰是当年我住过的师院向全总干部学校租的房子的所在地。原来地名叫景王坟，八十年代这个名称已经被遗忘了。他的房子很狭小，甚至女儿都没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我想起了时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青岛作家姜灏女士写的小说《纸床》，是说一个家庭房子太小，从小女儿没有自己的床睡，他们家昼夜企盼的就是能有个大一点的房屋，能给闺女放下一张床。后来女儿因病不幸去世，妈妈给女儿做了一张纸床烧掉……在九零年上半年，姜灏常到朝内北小街四十六号去看我。
在陈家，听说张抗抗住家在此小区。并听说她的爱人小吕风波中出了一点麻烦，现在身陷囹圄(后来没有事了)。我乃决意去做一回不速之客，看望一番。张抗抗未在家，我给她留了个条子。过去，张虽然常常在京，我们并无来往。此后，我们与抗抗的交往多了起来。
我与芳，有时候还有张抗抗搭伴多次去过宗璞那边。那时，冯友兰老先生还健在，九十高龄，忙于哲学史的写作。用刘心武的话：是真名士自风liu。宗璞没有高级职称，没有一官半职，没有级别待遇，但是她受到同行与青年们的尊重。为了给她解决一个看病的蓝卡问题，冯牧、张光年、我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始终解决不了（现已解决）。她与先生蔡仲德、父亲冯友兰住在北京大学一座房间虽小，然而成龙配套，古老而且雅致的平房里，倒是有一个树多草多的大院子。冯老似乎命名这里为“三松堂”，院里有三株古松的吧。树多，房间的采光受到影响，我们似乎总是在树荫下谈话。房内亦有树木的气息。君子之交淡如水，她的茶质量很好。有时候还炮制冰激凌加威士忌酒，算是一种趋洋的享受。蔡先生留着须髯，有点仙风道骨，其实头脑很先进明达。他从来都是那么谦虚高雅，深沉明朗，他是在音乐学院教授音乐史课程的。
可惜，进入新世纪后，他早逝了。我们想念他。
红楼梦，李义山，这都是宗璞爱谈的话题。能够与宗璞谈诗论文，也是一件清雅的享受。虽然她或有时也抨击时弊，带棱带角，但是尖锐的话从她嘴里出来，似乎经过了类似诗教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雅化、“礼化”处理，令人悟到世界上只能以礼文对待野蛮，以高雅对待粗鄙，以雍容对待急火攻心；这样，才有希望。否则只能是对立双方的趋同，是以暴易暴，以鄙代鄙。她说话慢条斯理，声调特别像我国早期有声电影的配音。
她在文学圈子里，颇受尊敬。我在北京文联时曾经随着林斤澜、刘心武等一起来找她。林、刘也各有各的个性，但是在尊敬宗璞上，大家意见一致。比较不喜欢宗璞的书斋风味的是林默涵，相信林老更较真的是工农兵，林老坚持只有与工农兵相结合，到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去，才有革命的崭新的文学。他老人家讨厌书卷气，文人学人的家学渊源。但是胡乔木欣赏宗璞，八十年代一次宗璞住院，胡老关心并给有关部门打了招呼。他看了宗璞写的《哭小弟》，给宗璞写了信慰问。哭的是宗璞的弟弟，英年早逝。
宗璞是一个大孝女，她始终耿耿于怀，一位学界大人物在国外说了冯老一些不是那么负责任，更是绝对不肯好汉做事好汉当地认下来的话。她一直憋着气，有话要说，却未必能够得到理解。长年的斗争为纲，长年的挨整挨批，使学界的人也是那么心存刻薄，心存恶意，天然地对碰到一点不顺心的人带着宁失过分，绝不厚道的祸心。有时还借着政治的秋千荡出自己的同行是冤家的业务嫉妒心。弱者只有在数落乃至欺负一时比自己更处弱势劣势的人的时候，才有几分快意感。越是实际上的弱者，越是珍惜自己说人骂人嘲弄人的机会。说起来，仍是这一批那一批包括王某在内的文人学人的可怜，没有什么大起色。
后来宗璞在自己的小说《东藏记》里描写过家住刻薄巷一号的一对夫妻，倒是吐了吐块垒。
其实文人相轻，学人相妒，乃至师生反目，恩将仇报，在文坛学界都是常事，本没有啥。我们这里讨厌的是，将这些潜情绪政治化，变成不共戴天、没完没了、?里?嗦的，连真正的政治家都烦得不行的政治斗争。而越是二流文人，越容易斗得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以为自己是全国第一的永远正确的政治家。
为什么说文人的这种“斗争”离真正政治家老了鼻子了呢？第一政治家很忌讳谈什么都是我我我，而这种弱者谈什么都离不开我。第二，政治家是随时调整，随时发展变化的，他们的形象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他们的幅度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含反复无常的贬意），而某些自命为政治家的二等文人，只会翻手为我，覆手为我。只要承认“我”在某个圈子里打遍众生无敌手，就行。
好在使宗璞不快的关于冯友兰的风言风语没有再发展下去，过去了。这也算“后文革”时期的一大进步。
有一次我与芳约宗璞与蔡先生一起游香山，时值春日，良辰美景，心情愉快，春游云云，也令人回忆起校园生活。走了山路之后，我们到颐和园东门旁的一个不太大的西餐馆吃午饭，说好的是我们做东，出门前我负责带了钞票。
那个餐馆不算大，但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从颐和园出来，临时进餐馆看了看，留下了照片，也算使餐馆抬了一下自己的行市。
朴朴素素，简简单单，吃完饭我怎么找也找不到钱了。我面红耳赤不要说，芳羞愧得掉了眼泪。宗璞一再安慰，说是坚决接受我们的“请客”，她先垫上，把发票给我们，等我们回家后给她如数把钱寄来。芳仍然难过万分，无法平息。
而在付款离去之后一秒钟，我找到了钱了。是在另一个褂子口袋里。
呜呼。马虎之为害也。王蒙之马虎也。人是越怕什么就越有什么也。据说弗洛伊德也论述过这种现象。芳越是不断叮嘱，我就越是心情紧张，生怕差错的结果是必有乃至假有差错。
现在，蔡先生已经不幸病故。宗璞几近失明失聪。她仍然坚强地生活着写作着。二零零三年，在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召开我的创作的国际研讨会，她的论文的题目是《耳读王蒙旧诗有感》，单这题目也令人感动。她的女儿事业有大成绩，照顾母亲也很好。吉人自有天相。天不灭璞。近年已经大大疏于问候了，永远祝福！
除了宗璞，我们与李国文、谌容、张洁等家也有许多交往。九一年春天一起去了一次大连开发区，感受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在那里我买了一个电磁灶。海滩上有一个沾满贝壳残体的岩石，形状有的说像贝多芬，有的说是像马克思，确实很像。那时央视开始播正大综艺，有一个“世界真奇妙”的栏目，信然。后来我又听到曾任建设部长的林汉雄同志说：“世界真奇妙，长寿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