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访问马来西亚与先父的友人、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教授有很大关系。他在汉堡大学退休后，尤其是冬季，常常住在吉隆坡的一所大学里，老年的他受不了汉堡的冬季。傅的女儿在北京时听说了我的访新，便告诉了爸爸，傅教授推动了星洲日报的邀请。
我们是晚间到达吉隆坡的，报社同仁打着横幅在机场欢迎我们，总编辑刘鉴铨先生与副刊《花踪》的主编萧依钊女士安排着与照顾着我们的访问。萧女士的工作作风与待人接物，给我的感觉是异域碰到了雷锋。刘总与我的交谈也是一见如故，他们对于中国的关切与期待，担忧与亲爱，都非常令人感动，也都非常健康和富有建设性。他们的董事长张晓卿先生，祖籍福建，更是一片热诚，关心中华。我在那里做了一个讲座，我国驻马金大使与夫人，以及许多使馆官员都参加听讲了。
还有一点，根据马国的国情，据说我每天讲了什么，他们的安全工作人员都是要写汇报的，这次，汇报怎么写一直来问我的东道主，倒也公开化、透明化了。
此前制定的对于中国来客的特殊防范制度与当年的马共游击队活动有关。当年确有许多热血青年，团结在马共陈平书记的旗帜之下，意图以武装斗争的方式赢得革命的胜利。后来，游击队被剿灭，陈平阵亡。为此吉隆坡街头修建了一个类似和平纪念碑的雕塑，是纪念马国对于共产党游击队的战胜。我们看了，也有所感慨。天地沧桑，人间起伏，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天地不仁，万物刍狗。岂止陈平，列宁斯大林和突然在中国红了一两下的切格瓦拉，在各自国家，最后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束呢？历史是丰富多彩的，道路是各式各样的，而个人反而更加显出渺小来了。世上毕竟有比自己的政见与对于政见的记忆更重要的东西，它们是人类的命运，民众的福祉，历史的合力，现实的要求与国家民族的最大利益。
（书写第三卷自传时，我正在翻译印度大使拉奥的诗，她有句云：“我们都是一些面包碎片，被历史的烘面包片机的不同部位所烘烤。”然也。）
马共游击队失败了，失败就是失败了，谁能不承认这样的失败呢？你欢呼，它失败了，你怅惘，它也是结结实实地失败了。我们大家都必须面对马国与世界的形势，缔造马国与中国的友谊。
我祝愿发展势头良好的马国繁荣兴旺和谐，也愿陈平以及游击队战士的、与为剿灭游击队而牺牲的军人们的在天之灵安息。
我们一起去了槟榔屿、马六甲与新山。在槟榔屿，我们足喝了肉骨茶。在马六甲，我们领略了那里的“娘惹”文化，一种早期华人与当地原住民的文化混合。在新山，我们参加了华文学校的一个活动，对于马国华裔人士对于中华文化的热情与苦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山毗邻新加坡，新加坡作家陈美华特意从新赶到，参加我在新山学校的活动。
从马来西亚回国后，我应邀先到珠海斗门县白藤湖度假村小事逗留，同行的还有从维熙夫妇、钱钢夫妇，还有一位老编辑夫妇。我们在那里见到一位斗门县的老领导，因故被开除了党籍，改行下海经商。他自己开着一辆“大奔（驰）”，名片上是他任董事长的公司在珠海与在澳门的地址。让人深感时代之不同，觉得他就是黑红黄三道说的例证。其时已有此说，黑道指搞学术，因为博士帽儿是黑颜色的吧。红是指所谓“仕途”。黄是指经商，金子是黄色的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前途也逐渐多样化了。
十余年后，我突然收到这位朋友寄来的他的讲述中国古典诗词的新作，我心中一动：莫非他不再经商？莫非他经商受挫？不久，见到来自南国的友人，证实了我的想法，他的生意垮了。“文章憎命达”（杜甫），“从来才命两相妨”（李商隐），这也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第一，文穷而后工；第二，途穷而后文。当然不是绝对。
我两次去作过家庭拜访的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说他的写作是由于“别的事都没有干成”，虽有自嘲，并非全是胡言。他的政治积极性其实很高，设想如果他当了总理，他不会再去写《铁皮鼓》了，《红高粱》里关于“我爷爷”“我奶奶”的野合的描写的构想很可能就是受到了《铁皮鼓》影片的开头的影响。如果他是德国足球队的门将卡恩之类的球星，可不是他也不去写了？有些一脑子严肃认真的朋友，一听君特的话就火了，大可不必的。
白藤湖之行的另一个额外收获是听钱钢的夫人于劲讲她的关于黎锦光的报告文学。传主与黎锦熙、黎锦晖是三兄弟，前者是语言学家，是国语注音符号的发明者。我住的北小街四十六号的原住户，夏衍之前便是黎锦熙。黎锦晖是作曲家，《可怜的秋香》《葡萄仙子》等家喻户晓的老曲子便是他作的。黎锦光也作曲，《采槟榔》《夜来香》等是他作的。他由于汉奸罪长期服刑，故“槟榔”一曲我们只标是“民歌”，其实民歌不会这样完整，也不会叫这么多声“郎”，我的女儿伊欢曾经告诉我她一听到唱郎，就会想到野狼。《夜来香》则被定性为汉奸歌曲，从来不上台面。作为一首通俗歌曲，我一直觉得它好听。如果是汉奸唱过或者被日伪政权利用过，是否就证明它本身已经汉奸化了，我不懂。那些似乎更多地属于接受美学与文艺社会学的问题，与歌曲歌词关系不太大。
于劲说她到了黎锦光家中，贫穷自不待言，黎的家人的举止穿戴也彻底地底层化劳动化非白领化了。这倒是符合把颠倒了的一切再颠倒过来的理念。那么多美好的振聋发聩的理念，实行起来却发生了与理念背道而驰的效果。而一些说起来美好，实际上却难见美好的理念却老是那样无可奈何地左右着现实。这是多么煞风景却又多么必须面对的现实啊！
于劲说黎锦光的命险命苦，改革开放后，上海的一个区落实对他的政策，安排他担任了区政协委员，数月后，他亡故了。大时代的人的命运，形形色色，孰能无过？孰能免祸？孰能不在历史的浪涛中灭顶喂王八？孰能熬到太平日子那一天？孰能起码当够一届政协委员再寿终正寝？
从珠海直飞烟台，我与芳到中国文联文艺之家休息并写作《恋爱的季节》去了。每天上午写作，下午到二浴场游泳至少一千米，正逢海蜇活跃的季节，有时脸上手上身上到处撞上海蜇。与这边的作家，原烟台师范学院院长、作家萧平，长篇小说的写作能手张炜，部队作家李存葆、李心田等都有友好交流。原文化局长刘德璞、副局长郝鉴，也都多有照料。烟台市政协主席巴忠鼎，多次设宴招待。中国是一个很讲究人情的国家，只要国家不出大变故，活在中国，其实是一件舒服的事。
八月二十二日我应美国一所大学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到意大利参加一个研讨会，接着是作为特约学者，应哈佛大学燕京学院的邀请到哈佛作三个月的研究访问讲学。可能是由于双程机票才便宜，再加分别结算机票的方便，他们安排的是我与芳先飞抵美国哈佛大学所在地波士顿，第二天立即超越大西洋飞往意大利，再从意大利飞美国波士顿。可这么一飞就累死人了。二十二日，上午晚点起飞，到上海停留两个半小时（延长了时间）再飞到东京，再停留近二个小时，中间是否还在阿拉斯加停留，记不清了。反正再飞到纽约，早过了预定飞波士顿航班机的起飞时间。面临最后一班飞机，航站管理人员说是座位全满了。我们当时真有点筋疲力尽，弹尽粮绝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