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还有长远，长远是不能规避的，所以不能忘却，忘却就是把回忆权记录权诠释权概括权总结权评价权学步权直到感叹权叙述权传递权话语权……拱手让给他人、不那么对咱们感冒的人。如果我们选择的是不要历史，那么历史就会成为他者异者对立者的政治与精神资源，政治与精神武器，就会成为我们自身的一个病灶，一个定时炸弹，一个颠覆的因子，一个震源了。
那怎么行？
所以说，战略上，一定不能忘。最近我得知台湾出版了一本译自美国的名作：《失败万岁》，书评者说：“作者描述了一般人本能地以为是美国梦黑暗面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却只是现实另一面稍微极致的表现，而这个东西也是平凡人?诸如你、我?所不能不面对与搏斗的。”
失败也万岁，很好。我们能否引入这个观念？
我在电影频道里看了德国方面拍摄的影片《决战斯大林格勒》，过去只看过苏联俄罗斯这边的影视作品。德国此片可以说写尽了斯时斯地德军的惨状、凶恶、动摇、疯狂、残忍、绝望……为什么德国人能够自己猛提自己不开的那壶水？他们的精神力量来自何处？
中国的革命者没有害怕过清廷，没有害怕过蒋的八百万军队，没有害怕过日本皇军与所谓联合国军，却会怕自己的特定时间段的几个踉踉跄跄的脚印吗？
我早就写过，正视历史要如正视现实，能战栗，能不战栗。历史不是大美人也不是妖魔鬼怪。历史是脚印，是财富，是沉重也是豪迈，是痛哭失声也是仰天长啸，更是眉头一皱与深沉的微笑。历史带来的是智慧也是成熟，是沉着也是跨越，拒绝历史就是拒绝智慧和成熟，拒绝沉着与跨越，拒绝实事求是。
八九年春天我曾经与我的一个孩子长谈了七个小时，那一年她处于激动状态，她正上大学。我用汽车送她到了学校，我离开校门口二百米等候于路边的草地旁，怕停在校门口令人生疑。一个多小时后，她出来了，她已经说服了全班，第二天不参与任何过分的不适宜的街头活动。
我于是想，北京有那么多干部、党员，那么多高级干部，到了关键时刻，干什么去了？能不能规定，每一个部级干部必须劝阻50?100人，每个局级干部必须劝阻10?20人，每个处级干部5?10人，科级干部2?4人，其他一般党员干部每人拉回来一个人或者三个人拉回来乃至抬回来一个人，第一线搞生产的工人农民党员每五人负责一人，拉回自家单位或自己家里，先讨论国家大事也行，先包饺子喝啤酒也行，先哭哭笑笑一番也行，反正先踏实冷静下来再说。而凡是不能完成以上任务的，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我的想法是不是太天真了？
事实证明，我确实不是政治家。我太天真。我太幼稚。我太温情与软弱。何以证明呢？第一，我不知道珍惜权力，重视权力，维护权力，运用权力与争取直到争夺权力。我甚至于有时视权力与官职为累赘。对于某些人，这是酸腐、装蒜、活该，对于另一些人，这是清高，是境界。一位高层领导同志曾经当面称赞我的境界，并说要向我学习。可惜的是，酸腐或者务实，我都没有做彻底。而正如列宁所讲，毛泽东多次引用的，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即权力，王注）问题。不讲权力的政治，就与不讲zuo爱的爱情，或者不讲成本与利润、只能奉送不能流通与批量生产的新产品一样，好听，柏拉图化，可以写成长诗，但不现实，不顶用，难以为继，自找倒霉。例如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的，我确实了解到，他在俄罗斯已经名誉扫地。
而讲权力就不能太讲个人与个性。权力的运用、转移、有效指挥与保卫争取，都不是个人现象而是群体的活动，政党、国家、民族、阶级、部门或者地域，都是群体概念而不是个人概念。献身政治献身权力的伟大运用，就是献身群体而自然应该把个人减少到最小限度。而一个沉迷于文学艺术的人，他很难放下独特的感觉、感受、欣赏、流连、幻梦、想象、咀嚼、创意、机智、热烈与清凉、寂寞与冲动。所谓桥梁，恰恰是处在二者之间，你不能不接受这样的张力，这样的撕心裂肺。
第二，我们的政治是现实的，是看重实力的。政治属于强者，绝对不是弱者。我恰恰不是强者，在强与弱当中我也许更适合选择弱，选择上善若水。我更愿用此种型号的“武器”：温和、善意、理性、智慧、超越……而最最令人顿足的是，偏偏我们的传统是权力胜于生命，为权力的争夺不惜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我曾经告诉一位青年，你想夺取权力吗？拿人头来！（这当然太不现代，要改变这种定势，需要再作几代人的努力。）
第三，我害怕人多，人海，煽情，语言的泡沫，语言的动听，语言的五彩缤纷。我害怕面对知识界的同行。面对感情丰富，语言瑰丽，美梦如霞，妙笔生花，两眼含泪，好饮酒也好写诗与善于引章摘句的同行们，我束手无策。
第四，我从一开始就依恋着相信着想念着纠缠着文学、文学、还是文学，作家、作家、还是作家。到那时为止，我从感觉上，仍然相信，作家、文人这个圈子，比其他，例如官员这个圈子清高、聪明、亲切与可爱一些。我过去、此后都愿意为文学付出高昂的代价。可惜后来的经验使我这个文学乌托邦也受到了动摇。
所以我忧心忡忡，焦虑沉重，寝食难安。我珍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的空前成果，我不希望我们的多灾多难的伟大祖国发生改革受挫的严重事态，不希望我国发生从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走回头路的情况；更害怕十余亿贫困愤怒委屈而又急躁激动直到少知少识的被激进主义所点燃的国人的无政府状态。我顿足捶胸，为什么谁要是所谓“民主”一点和善一点宽容一点客气一点，就一定要首先把这样的人闹到死无葬身之地，不把对你客气一点的人搞光搞绝绝不罢休，这算是什么惯性？什么传统？什么国民性？什么抛物线？什么规律？
这实在是某种食而不化的改革与“进步”的悲哀。民主允许和提倡批评、异议、表达。这样的民主本来是一种政治文明，是长治久安和不断前进的保证。但是如果将之变成挑起纷争的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于是昨天的顺民一个晚上变成了造反派。所谓“要民主的跟着我走，不要民主的滚他妈的蛋”，就是这种“民主”的典型：“文革”式语言，“文革”式风格。无怪乎时至二十一世纪，仍然有人认为“文革”是中国开启民主的一个尝试，真是意味深长，够咱们大家喝一壶的。于是使社会发生混乱，使国家陷入危机，使生灵涂炭百姓遭殃，使热衷于亮相“民主”者成为祸国殃民的历史罪人，使十几亿人陷入混乱与恐慌，其结果就必然是：反过来呼唤铁腕统治与强硬路线，反过来欢呼伟大领袖，伟大英雄，伟大胜利者的横空出世。
我不是不知道这种危险。巴基斯坦在军人叶海亚汗的独裁时期并没有怎么样，换成文雅一点的布托，则权与头俱失，家破而人亡。伊朗的巴列维王室，一心搞现代化大国化学西方，食洋不化，再加贪污腐败，搞得也是王朝覆灭，惶惶如丧家之犬。智利最讲民主的左翼政治家领导人是诗人阿连德，他落了一个被皮诺切特军人集团枪杀的下场。当然他算烈士而皮诺切特被许多人唾骂。智利大使曾经告诉我，他无意为皮诺切特的专横辩护，但是可爱的阿连德时期，每天都是示威游行，民不聊生……“与中国的‘文革’一样”，这是八八年智利驻华大使的原话。西班牙驻华大使也曾经与我闲谈佛朗哥。我早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就读过无数将佛说得臭不可闻的材料。说是佛晚年搞了点发展经济与扩大民主，他并且说，他知道事态发展将会否定掉他自己，但是历史要求他这样做。
民主当然是好东西，是普世价值，但是如果操作脱离了国情，脱离了发展阶段，如果民主意味着权力的放松与削弱，如果民主引起了哪怕是最最原初的无政府主义，那么，这时可能出现的混乱与失控，挑战与动荡，毛泽东喜欢讲的叫做亡党亡国亡头的局面，就恰恰成为极左（或国际上的右翼如佛朗哥、皮诺切特之属）专制主义的扭紧螺丝钉主张的最好根据；在我国则成为回到原教旨主义、红卫兵主义，回到“反右”与“文革”路线，回到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与清洗“走资派”方针的最好的理由。
……一九八九年五月，在一个特别的背景下，我访问了法国、埃及、约旦，并在归途在曼谷作短暂停留。有些经历我已在第二部中写过，这里略作补充。
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是一个举止潇洒，着装时尚，色彩鲜明，有意突出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派头的人，他主持了午宴，有曾经访问中国的歌唱家玛休在北京的马克西姆法国餐馆，她曾邀我共唱《好一朵茉莉花》……
我参加了是届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式。我住在尼斯，蓝海如玉，横陈窗前。附近是法境内的小王国摩纳哥，说是全国只有很少的警察。它的王后是原好莱坞明星，前不久因车祸遇难。摩纳哥以赌场闻名，进赌场前先要正装打扮一番。它的地形极佳。我国山东的威海市，差可与之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