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文代会作代会，不大讲文艺理论问题了，说的是协会工作，讲的是党组、书记处与主席团、全委会，成绩几项，问题几条，安排若干，清楚明白。
九六年的文代会作代会上还有一事，就是原文联主席曹禺老师在会前五日因病去世。据说曹禺在九三年政协会上，与领导见面时提过解散什么什么文艺团体的意见，语焉不详，我当时因出访新加坡提前离会了，不在现场。但他毕竟是德高望重。他之后，谁当主席？后来提名的是周巍峙。还有作协选上了铁凝担任最年轻的副主席，这两件事，我都极赞成，都投了我的一票。
从文联作协的“干部”人选上，我对于我国的民主程序有了一些体会，我们不是绝对的自由选举，而是民主集中式的有领导的选举。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然也。例如曹禺老师去世后，上面确实并无成见，而是在一定范围内搞小民主，搞票选或者民意测验。我这方面屡提屡中，十分满意。相信是充分考虑了众人意见，确定了候选人。再如五次作代会，增加了宗璞为主席团成员候选人，这里没有任何权力或活动的背景，而完全是由于人心所向。宗璞是一个与世无争、独善其身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有正义感与是非感的人。她的当选令人感动和拥护。我们的民主是有的，坚强的领导也是有的，舆论、民意、实绩、背景、本人与他人的活动与绝对不活动，都起作用也都不起决定作用。在我国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是完全有可能有前途的。关键是寻找最好的结合点，领导与民意，实绩与舆论，德才与背景，稳定性与创造性，开拓与承受，对不应有的风险的回避与对于不应有的停滞的回避的结合等。五次作代会的情况使我乐观而不是悲观。
此次会上，我得的票不高，一个可能是由于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对我失望的小贤弟们。鲁枢元对此极不安，他甚至提出俄狄浦斯弑父情结的说法，令人解颐。河南张宇也关心此事，我乃表态，停止争论三十年。后来张宇著文说，我的说法一听就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
一个则是有那些坚持不断告状的老贤兄们。《中流》杂志还在此期间发表《王蒙其人其事》的专文，一心树王为敌。文中有将王某定性为“党内不同政见者”之说。时任文化部领导的同志劝我“一个巴掌拍不响”，就是说不要理它。其时《中流》还大骂社科院一位领导，此同志见我后便说，我们是“同案”。这一时间段被该杂志批评的还有胡绳、韦君宜、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等。
文化部原办公厅一位担任秘书工作的女同志，与林默涵同志联系较多，有些林老的谈话，是此位同志帮助整理的，她的文字功力不错。她对我极友好，她特别希望我与林老能有更好的沟通与合作。她告诉我，此文在林老那边压了颇一段时间，后来杂志方面催得太紧，林老才没有再说什么。
他们非要把我搞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个可能是由于时代与文化环境文化背景的隔膜，我一说话，一做事，他们就觉得气味不对，不符规范，像那位倒霉的被撤职的林业部长一样，也像我五八年听到的那种话一样，鼻子一闻，就知道是不是自己人了。就是说，他们确实认定，王某是敌人。
其二可能是，他们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与市场经济的年代有失落感。他们看不惯当前，他们停留在辉煌的与理想化的过去，他们痛恨在新的环境下如鱼得水、能写能说能成为头面人物的人。
我是知道嫉妒的滋味的。一位极出色的女作家，不久前还津津乐道地夸赞铁凝，一旦铁当了副主席（还不是主席呢），立马变成了骂骂咧咧。其言也不堪，其情也不雅，唉，你还说嘛好！
我被忌恨得这样咬牙切齿，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但事已到此，躲也躲不开了。你恨你的，我活我的写我的干我的，好在，你不可摧毁我。
第三是老翟来后，王某有再起的危险，他们有危机感。
第四是，最可笑的是争文坛的领导权。读者还记得严文井老师给我讲的“梦寐以求了”吧？
第五是，有些人对改革开放十分反感，十分疑虑，他们不敢公然地批领导人，便抓住于光远、厉以宁、厉有为、刘吉、王某之属，穷追猛咬，死活不撒嘴。两三家杂志，这方面显得很破格。
而文艺上尤其是文学“战线”上闹得最凶，还有一个看来不重要实际未必不重要的原因。计划经济期间，几乎只剩下了搞文学创作基本不是靠指标分配而是靠自己选择竞争。如我所说，拥挤在文学这条小路上的人太多太多，竞争多，非透明非正当非文学的竞争更多。连卓有成就的老作家姚雪垠都要求中央对他与刘再复的争论表态介入。那些写不成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的文学人，则只剩下了热衷于姚文元的榜样，通过大批判扶摇直上。而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功夫在“诗外”，全靠关键时刻冲锋陷阵，站好队，赶上车，拥戴好某个人，灭掉某个人的对立面。《中流》杂志是作家办的，但更热衷于政治斗争，比政治家还热。
这家杂志越骂越兴奋。骂贾平凹，其实是刺翟泰丰。因为此时发生过贾的《废都》事，有一些说法和做法。老翟一直很看好贾，与之为善，安排他到张家港深入生活，希望能出现一个作家明显进步的事例。后来，贾写了一本《走虫》，讲述这个故事。别的内容我都忘记了，但有两点十分生动，一个是贾到北京，老翟与张锲请他吃饭，他说张是愈来愈忙了，同时也是长得愈来愈像毛主席了。张长得像毛主席，怎么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怎么贾平凹一眼就看出来了呢？还是平凹的形象思维发达呀。
另一个是贾在杭州接受省委宣传部沈部长宴请，沈部长送他许多好笔，他乃想，宣传部长要都这样多好！
我想，那他的笔就装不下了。
其实在中国搞改革开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谈何容易？有点争论，谁也把谁怎么样不了，是好事，不同的意见其实是有益处的，专挑你的毛病也有助于自身的严谨。往者已矣，我今天回顾这些，绝对无意再争论什么，只是我们相信实践与时间，有助于厘清是非真伪，而大言欺世，恶语伤人，最后不过是口水随风飘散。
我相信《中流》对于开阔言路也是有贡献的，可惜它后来去反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去了，自己挖了自己的陷坑。我一开头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还比较肤浅，但《中流》的态度，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它的丰厚内涵与深远意义。
迎接党的“十六大”时，文化部曾经召开过一次小范围的座谈会，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前来，在事前安排好了的发言结束后，该领导同志要我发言，我说，影响中国未来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共产党，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成败治乱的决定性因素是她的执政理念与执政理据，三个代表思想在回答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非常必要。
后来，在十六大以后，我在作协主席团会议上又明确地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与贯彻，是中国人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