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传教的热情，使我想起十几岁的地下党员王某。与佛教相比，基督教是富有“己所欲、努力施于人”的愿望的。圣经中将没有皈依“主”的人视为迷途的羔羊。佛教则是普度众生不在意你是否相信它。道教，则应强调自然而然的本性，主张“万物自化”，主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主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它根本不在乎不赞成强烈的信仰。了解这一点，会帮助我们了解美国，了解美国与我们的文化传统、行事方式的不同。他们中的某些“热心”人硬是以为推倒了萨达姆，伊拉克的那一群“迷途的羔羊”，就会回到民主自由的非此莫属的伟大羊群里，这其实更像是做梦。
在此期间，陈小滢专门从伦敦飞到康州这里看望我们，并在这里与刘年玲相会。她们知道许多高高在上的大陆文人先生的底细，曾经身临其境，有些事碍难出口，但是告诉了我们。同时她们具备足够的幽默感与开放程度，所以不大会上当受欺，也不会因为小小的趣事而搞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陈小滢送给我一条极好的英国领带。我们一起到纽约出席纽约友人的宴请，夏志清对这条领带赞美备至。他见到小滢便说起她的父亲陈西滢来，夏教授说，陈西滢的英文极好。夏教授还说，他为美国孩子越来越笨而担忧，老大的人，只知道打游戏机。我听了他的这句话，有一次与一位美国学者谈起这个话题来，发现对方不太高兴。我知道，不要以为美国人惯于听各种高论，有些话还是不那么直言的好。
归国途中我在夏威夷逗留了一天多。本来是两天半，由于起始飞机误点没有赶上去夏威夷的航班，住到了一个破门上补着一块三合板、购饮料机损坏的假日酒店里。我总算见识到美国也有类似我们的“文革”中的县级招待所水准的旅馆。有一条，美国旅馆是信任住客的，我在二楼自动售货机上投入钱币，购买可乐未果，当我就此事询问总服务台时，工作人员马上问，你投入了多少钱？我说是多少多少，她立即从柜台上拿钱偿还。其他事例也极多，他们的商业立足于对顾客的相信，着眼于顾客的方便与权益，不像我们的某些地方，一切规章制度更多地是立足于防范，立足于杜绝漏洞。
在夏威夷，我乘车经过了宋氏家族的楼邸，回想宋氏三姐妹与孙中山等人，国运家史，盛衰兴亡，业绩辉煌，历程艰难，百年一瞬，往事烟云，仍然难以释怀，无限感叹。
在美国呆了四个多月，回到北京，是年秋天又应挪威外交部的邀请对她进行了首次访问。
加上两千年后，我三次造访北欧，那里是我所见的相对最和谐的社会，虽然北欧的法子我们不能照搬。虽然令人羡慕的瑞典一次是首相被杀，至今无法破案，一次是外长被刺。北欧有一种理想主义，我们这里有一种北欧梦，就像从前有苏联梦、美国梦乃至日本梦一样。
奥斯陆的人都喜欢步行，挪威外长会见我的时候，也是由驻华大使白山先生陪我走了二十分钟到了外交部。我在那里参加了易卜生戏剧节的某些活动。听人们议论着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未敢奖给笔锋激烈的易卜生，而是奖给了他的竞争对手比昂松的故事。
也是白山大使陪我们步行到剧院观看了易卜生的晚年名作《罗斯莫庄》。虽然我看懂的有限，但是仍然感到了一种压迫的气氛。罗斯莫在当地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妻子死于自杀。一位年轻的女人吕贝卡，看出了罗斯莫的潜质，相信自己能够协助他实现梦想，创造一个属于“快乐而高尚的人”的世界。可能与吕的鼓动有关，罗一度相信自己已经作好了走向社会、积极参与左翼政治的准备。吕则在关键时刻承认自己应负诱使罗妻自杀的责任。最后罗与吕携手以与妻子相同的方式，在同一地点自杀。
这出戏相当阴沉，角色不多，也没有什么大的高潮。我觉得它反映了相当的欧洲文化的强调忏悔、强调责任、强调自省的精神，也发出了对于政治争斗、政治价值、人的使命感的质疑。罗的家庭危机与他个人在政治上、宗教上的信仰困惑是分不开的。为什么非死不可，我则至今一头雾水。希望有识者指教。
我第二次访挪时坐汽车翻山到俾尔根，途中也经过了由于曾向希特勒致敬而在战后销声匿迹的克鲁特汉姆生的荒凉旧居。他也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旧居更像一个石头堆的洞穴。俾尔根的格里格故居位于海滨，曲折蜿蜒，风光如画。俾尔根的旧房子、旧鱼市与到处跑着的猫也令人难忘。
北欧几个国家都是海岛，她们的海岸线曲折细碎分割缠绕，海进入了陆地，有时像湖，有时像河，却总在某一点连结着大海。
第二次访挪后，到了爱尔兰。爱尔兰是一个文学的国度。首都都柏林有一个奥斯卡王尔德的公园，单只看一下王尔德的塑像你已经为他的相貌与风度倾倒，那是一个风流才子加超人智慧的形象，说是他的极盛时期，不但作品风靡欧洲，而且连穿衣发型等也引领着时尚。可惜后来因涉嫌同性恋的事情被判刑然后郁郁死去。我过去最迷王尔德的童话，他的童话《快乐的王子》，流露着几近社会革命的观念，它是我少年时期追求革命的文学驱动元素之一。
我们参观了詹姆斯乔伊斯纪念馆。我看到了一种文化衫，上有乔的语录：“对付这个世界我有三个办法：沉默，逃避与耍一点花招。”最后一个词canny也不妨译作小心谨慎、适度与灵活。据说这样一个说法与他的杰作《尤利西斯》发表后被认为伤风败俗而大受攻击有关。
爱尔兰有一个“尤利西斯节”，此后二零零二年我应邀参加了爱驻华使馆举行的此项活动并用英语讲话，我说到了中国的屈原与端午节，我并且说到了乔依斯的这三招，我说我还以为乔是中国作家呢。我还说，希望作家同行生前能受到更公正的待遇，而不是留待死后成为名星，成为可以开发利用的旅游资源。我不知道中外有几个人能听懂听进我的讲话。
二零零一年我率作家团访问印度。这里的文化、宗教、哲学、造型艺术、电影、歌舞都极迷人。
而九七年我的第二次马来西亚之行，星洲日报的社长，号称木材大王的张晓卿，实现他的诺言，用他的直升飞机搭载我们，一起去了东马来西亚沙捞越的热带森林。我们与半裸的原住民一起跳舞联欢，一起用餐，我还得到了一杆大扎枪作为礼物。我们在森林住了一晚上，回来时停在半空欣赏了一回落日，听了一回与我们这边不同的蝉声。可惜的是自印尼方面时时飘过来一些森林烟雾。
二零零四年初我与芳到了菲律宾。从北京到厦门飞了二小时四十分钟，而从厦门到马尼拉，只需五十分钟。马尼拉的海岸向西，正好观赏落日。菲律宾保留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使用过的吉普车式样作为公交车，并制作了以此为模型的玩具，令人相信人之初性本玩（于光远语）是有理的。菲国曾是一个激烈的战场，二战中美军与日军在此激战。为此，为美国战死者修了一个公墓，白色的十字架遍坡遍野，人名录长存墙上。菲国女总统阿罗约，很注意表现她的慈爱，原先，马尼拉市区有一些进城务工农民搭建的临时建筑，本来政府是要拆除这些在我国肯定叫做“非法”建筑的。但阿总统由于体恤打工者的困难，就保住了这些临时房屋。当然又妨碍了观瞻。世上诸事，能两全或万全者少，顾此失彼或顾彼失此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