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秦晋崤之战，是一场自冬至春、历时三月而败于一日的战争。作者着重描述了战前、战后的情形：秦军出征前，蹇叔的哭师、王孙满的议论和文嬴的说情、先轸暴怒和阳处父追赶，作者都详细地作了交代；而秦师被打败，军帅束手就擒的情景则一概忽略不记。晋楚城濮之战（图5-8），作者重在记写战前的酝酿过程。从晋伐曹、卫的外围战写起，继而写宋国告急、晋将设连环之计、子玉治兵、晋师退避三舍，一直写到晋文公占梦坚定出战信心，两国才开始正式交锋。而双方交战仅仅是“己巳”一天的事，作者没有用更多的笔墨。以上两场战事，我们都能够了解战争的全过程，但侧重点也一目了然。当然，作者侧重哪一方面，是有他的道理的。他所着重记录或者分析的地方，或者战争的某一个阶段，都是为最终分析战争胜败的原因作准备的。崤之战中蹇叔的哭师、王孙满的议论等，也都昭示了战争的结果，作者浓墨重彩的描写也是情理之中；城濮之战的胜利主要是晋文公与诸将帅谋划的结果，因此作者自然对战前的酝酿过程作细致入微的分析。
而齐鲁长勺之战又有不同。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写曹刿（图5-9），从他请见，到与鲁庄公论战，再到同乘指挥战斗，通过曹刿一个人的活动，就把整个战事展现在大家面前了。通过个别情节和场面的描写，记录战事的全貌，使得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得到充分的表现，是《左传》战争描写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宣公二年（前607）宋郑大棘之战，对于战事的胜败，作者直截了当地作了记录，另外还补叙了两件小事：一件是狂狡违反兵戎相交的常规，用自己的武器去救落井的敌人，结果被敌人擒获；另一件是宋国指挥作战的主帅，因为战前没有嘱咐自己的御手，结果交战时他的御手就把主帅的车赶到敌阵里去了。虽然是两个小插曲，但正是这两件小事，才映射出了宋国惨败的原因。哀公十一年（前484）的艾陵之战，对战斗经过的描写极其简略，作者把大量的笔墨用在了对战败一方将士们的描写上，他们矢志不渝，公孙夏、陈子行、公孙挥等，几乎每一人，都有一个生动的细节特写，这是作者对他们的肯定和表彰，通过这样的描写，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他们奋勇拼杀、浴血擒敌的情形。
对敌对双方将帅议论战事的内幕，采用交叉记录的方式，两个画面交替展示，是晋楚邲之战的特色。正是这种交叉记录的方式，让我们通过另外的方式看到了战争的全貌。晋楚双方势均力敌、步步相逼的情形，就如同一幅逼真的图画，形象地摆在我们的眼前。
描写战争，肯定离不开对人的刻画，而对人物的描摹，又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宏大的战争场景。《左传》中所有重要的人物都必定在战争中一显身手。人，始终是主宰战争的重要因素。作者着重描写了英勇善战的将士，如前面提到的郤克、张侯、郑丘缓等，他们同样勇敢和顽强，但这种顽强和勇敢在不同的人身上又有不同的表现。当然，他们的勇猛和顽强，从另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了战争的胜利。另外，作者还着力刻画了一些轻狂的勇士，鞌之战中齐国的高固、齐顷公等，可谓是勇猛无比，但他们过于骄纵轻敌，所以他们都品尝到了失败的恶果。这些勇武人物的形象，作者也是通过不同的行动细节的描写，来表现他们性格的差别。《左传》在战争中写人，除了突出人的重要作用外，还通过他们自己的表现来给战争增光添彩，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样的人物更有着传奇的英雄色彩，这使得《左传》的小说意味变得浓厚了很多很多。
总而言之，《左传》的战争描写是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是《左传》的精华，也是它高超叙事艺术的集中体现。《左传》的战争描写之所以精彩纷呈，除了战争本身具有的特殊的时代意义外，作者对战斗过程跌宕多姿的讲述，对战事全局的把握，对战争的侧重点的截取，对战争前因后果的揭示和对人物事件绘声绘色的描绘，才是真正的点睛之处，也更加充分地显现出《左传》战争描写的与众不同。另外，我们还能够从作者对战争的描写中，看到各路诸侯力量的对比和消长，几乎在每一场战争的背后，都有作者对当时时局的透视。在战争中囊括时代的特点，是《左传》的大气之处。以上种种，都对后代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以及历史演义等小说中有关战争的描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了这样精细传神的刻画，再加上气势恢弘的磅礴场面，《左传》的战争不引人注目才怪呢。
5.魅力四射的语言艺术
提到语言艺术，您肯定会想到“说话”，您也可能会不屑一顾，以为“说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是正常的人都会“说话”，而且某些人很会“说话”，说起话来天花乱坠、夸夸其谈。可是，真正的语言艺术不仅仅是“会说话”那么简单，它很讲究，而且说的比你想象得更艺术，更能够打动人。《左传》的行人辞令就属于后者，是能够让你过目不忘的那一种。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交往频繁，各种外交手段几乎都派上了用场，但比较行得通的还是外交辞令的运用。这些外交辞令经《左传》采录并精心提炼后，都已成为千古传诵的美文。
《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外国的言辞和向国君的谏说之词等。至于这类说辞多么典雅完美，我们先看一个例子：僖公三十年（前630）的“烛之武退秦师”。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秦国和晋国联合起来攻打郑国，郑国国君派烛之武作为使者去出使秦国，游说秦伯，好救郑国于危难之中。烛之武没有对秦国苦苦哀求，也没有兵戈相向，但他却让秦晋退兵，拯救了郑国。他是这样说的：首先他就承认郑国要灭亡了，然后说郑国灭亡只是对秦国的邻国有好处，壮大了邻国，反而对秦国形成了威胁：“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说完这些，他才点明，郑国的存在只对秦国有益无害：“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最后还不忘了强调晋国对秦国的忘恩负义。就这样，他步步为营，句句话都有针对性，实际上都是在分析秦、晋、郑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目的是说服秦国不要跟晋国联合攻打郑国。但他开始时有意不提郑国的安危，好像时时处处都在替秦国考虑，可以说极其委婉，又没有一点儿漏洞。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打动秦穆公的心，使他不但退了兵，还要想办法留下秦将杞子等保卫郑国。到了这个时刻，根本不用答理晋国，晋国也只能选择撤退，郑国得以保全，烛之武这段说辞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他巧妙地利用秦晋争霸的矛盾，抓住秦穆公对晋人的戒备心理，层层深入，步步逼紧，最终离间了秦晋联盟，达到了他出使的目的。
像这样的行人辞令，《左传》中还有很多。它们有的委婉谦恭，不卑不亢；有的词锋犀利，刚柔相济。虽然风格不尽相同，但都能符合行人的身份及行人所面对的对象。如隐公三年（前720）石碏谏宠州吁，隐公五年（前718）臧僖伯谏观鱼，桓公二年（前710）臧哀伯谏纳郜鼎，桓公六年（前706）季梁谏追楚师，僖公五年（前655）宫之奇谏假道，僖公十五年（前645）阴饴甥对秦伯，僖公二十六年（前634）展喜犒师，宣公三年（前606）王孙满对楚子，成公十三年（前578）吕相绝秦，襄公三十一年（前542）子产坏晋馆垣，等等。这些辞令用辞典雅，生机勃勃，它们还因为事件或人物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左传》的辞令之美，“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申左》）。既然刘知几都这么说，已可想见当时外交辞令的讲究程度，再加上著述历史者的修饰装扮，《左传》的文采斐然也就用不着大惊小怪了。
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是《左传》语言运用的又一个特点。如宣公十二年（前597）的晋楚邲之战，写道：“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为争渡船逃命，先上船者以乱刀砍落争着攀缘船舷的人的手，落入船中的手指竟然“可掬”。简练的一句话，把晋国军队溃败时的狼狈之状写得淋漓尽致。同年冬天，楚国出师灭萧，将士“多寒”，于是“（楚）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没有过多的言语，也没有过多的具体行动描写，作者就用了一个贴切的比喻，就把楚王去慰劳士兵们的体恤之意表达出来了，并且那种温暖就好像是萦绕在被关爱者的周围，久久挥之不去。无怪乎刘知几说：“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史通·叙事》）话虽然说完了，但意犹未尽，意味深远，仔细咀嚼起来，是颇耐人寻味的。
春秋时期，贵族文化高度发达，社会盛行重礼尚文的风气，大夫进谏，行人应对，都讲究辞令之美。因此，《左传》中便记载了这么多文采斐然的辞令。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是委婉巧妙，典雅从容，虽有锋芒，但也藏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之下。即使是两国交战，刀兵相见之时，也不失温文尔雅的姿态。齐晋鞌之战中就有非常突出的表现，看一下战前齐侯与晋人的这段对话：
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对曰：“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齐侯曰：“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
齐侯的态度极为强硬，晋国也不示弱，但双方的辞令又委婉谦恭，尽力表现出文雅安详的风度，使人难以相信他们即将面临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还有，在战争接近尾声时，韩厥的表现很经典。他追上齐顷公后，拿着绊马索站在顷公车前，不是立即上前俘虏和侮辱手下败将，而是拜了两拜，行了稽首礼，并在酒觞上放一块玉敬献给顷公，才开口说话。他先说，鲁、卫和晋是盟国，齐打败了鲁、卫，鲁、卫求救，晋国必须出兵相救，这样他先说明了出兵的理由。然后说晋侯不让晋国军队深入齐国国土，表示晋国并不想与齐国为敌。最后才到问题的关键——俘虏齐侯。他没有直说，而是绕了一大圈，先说自己不幸得很，恰巧碰上了齐侯的队伍，没有什么地方躲避，并且害怕躲避齐侯的车驾会成为晋侯的耻辱，对齐侯来说也不大光彩。他最后才说最关键的话：“我作为一个不称职的战士，冒昧地向您禀告，我这个人愚鲁不会办事，因为人才缺乏，勉强代理这个职务。”言下之意是，我既然担任了这个职务，就要做我该做的事情了。什么是该做的事？当然是俘获齐顷公。大家试想一想，这是在战场上，两国兵戈相见的时候，韩厥这样温文尔雅的表现，真可谓是突现了《左传》的含蓄蕴藉，柔中有刚。他不仅赢得了战争，而且还赢在了“礼”上，不卑不亢，但毫不含糊。不仅韩厥，当时很多出色的外交家都善于在谦恭有礼的外衣包裹下据理力争，机智巧妙地挫败对方。这些优美巧妙的辞令，是礼的精神与深厚文化素养的有机交融，是《左传》行人辞令的普遍特点。
《左传》的辞令还往往引章据典，依礼而论，用道义的力量使人折服。僖公二十六年（前634），齐国伐鲁，鲁人展喜就以“犒师”的名义与齐孝公进行了一番对话：
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太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
展喜先抬出先王的遗命，表示鲁国有恃无恐，实际是指责齐国违背礼义，不仁不义。他的话，悠然委婉又绵里藏针。于是，齐侯很识趣，自知无理而撤军。这番辞令所以产生这种效果，主要还在于道义的力量。春秋时期，违礼行为虽屡见不鲜，但在正式场合，礼义仍是规范人们行为和国家关系的公认准则，违礼失信就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援引先王之命，揭示礼义所在，自然是有力的武器。前人称《左传》“婉而多切”，就在于它不仅有彬彬有礼的外表，更具有以理服人的力量。
《左传》虽然以细密婉曲而著称，但它不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它不铺陈，不夸张，不论是记事还是记言，都能够言简意赅，贴切精准，韵味悠深，人们喜爱它的原因也在这里。
二、《国语》：以事引言的语言汇编
在先秦典籍中，受责难最多的恐怕就数《国语》了。一直以来，关于《国语》的评价，都较为复杂。唐代柳宗元写《非国语》，一写就是六十七篇。到清代，崔述在他的《洙泗考信录余录》里，给《国语》下了个“荒唐诬妄，自相矛盾”、“文词支蔓，冗弱无骨”的定语，说书中记述的各国历史不成体系，各行其是，并且情节虚构，遇事求神问卜，有着浓重的神秘色彩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他从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把《国语》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彻底否定了它的价值。
大家都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以后人的眼光来审视，《国语》肯定有缺陷，有不足，但它真的就这么一文不值吗？我们究竟应当怎样评价《国语》呢？
说实话，《国语》真的比窦娥还冤！笔者在这里有必要摇旗呐喊，让它的沉冤尽快得以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