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与司马迁熟悉历史、完备掌握人物的资料是分不开的。他充分注意到人物的身世背景、文化教养和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在充分的分析中恰如其分地展现人物的个性特征，并且适时地对形成人物个性的原因作些揭示。陈平贫穷而好学，见识高远，身上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樊哙曾经以杀狗为业，他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所以做了将军以后仍有那种莽撞豪爽之气。萧何的因势奉法，窦婴老年失势的窘态，田蚡少年得志的猖狂，其背后都有深深的根源。总之，影响人物个性的种种重要因素，司马迁都注意到了，因此，《史记》中的人物，都能按照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并且他们的表现也基本符合他们自己的年龄、身份和修养。司马迁有着开阔的视野和进步的历史观，所以在描述和评价人物时，他能够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他对布衣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并为他们鸣不平，如《伯夷列传》中的伯夷和叔齐；他还为游侠、刺客等立传，将他们的事迹记录在册，流芳青史。
《史记》中的人物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虽然这样，他们身上还有很多共性的东西。如知恩图报、以德报德的陈平、韩信等，以牙还牙、以怨报怨的伍子胥、李广、主父偃等，士为知己者死的荆轲、侯嬴等，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虽然理想追求相似，但行事方式又不尽相同，司马迁把人物的共性寓于鲜明的个性之中，充分表现了人物的全貌。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史记》中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体。
《史记》是历史的“实录”，但它运用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的艺术价值，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司马迁的文学造诣。他以描绘人物为中心，让人物在活动中展现历史，这是《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所不能比拟的，它们以叙述历史事件为中心，在叙事中带出人物，虽然也能够刻画出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但那只是狭窄的片段的人物记载，作者并没有主动的以刻画人物为目的。而司马迁不同，他把历史、人物和事件融为一体，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既把握人物的基本特征，又不忘记刻画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他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显露人物多方面的性格特征，使得人物有血有肉，生动丰满。从这点上说，司马迁写活了人物，也写活了历史。
四、瑰玮奇肆的语言艺术
打开《史记》，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清新自然的气息，仿佛你不是在读枯燥烦琐的文言文，而是在欣赏一部饶有趣味的佳作，你不仅基本没有语言上的障碍，还要为它凝练厚重而多姿的语言竖起大拇指呢，当然，这得归功于司马迁运用语言的功力和艺术。读完《史记》，你不得不承认，司马迁是驾驭语言的大师。
司马迁师从名家，博览群书，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语言艺术精髓，这都不用多说，关键是他采取了什么样的方法，才取得了这样瑰伟奇肆的效果呢？咱先具体看一看文中的表现吧。
《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尧和舜的故事，基本上是从《尚书·尧典》取材的。众所周知，《尚书》的“佶屈聱牙”是出了名的，文字艰涩，读起来怎么也不顺口。《史记》则不同，它把许多难懂绕口的古书词句译成汉代的书面语，成为当时通行的语言。这种改写，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理解的难度，还使得文章风格平白晓畅。
《史记》运用语言的艺术，还表现在对事件的描述和对人物的刻画中。一般的历史著作，只要用叙述性的语言把事件叙述清楚就可以了，而《史记》则不只如此，他用语准确，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化，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格、心理等特点，不管是今人古人，高低贵贱各色人物，谁说的话就像谁，绝对是惟妙惟肖。他不仅通过人物富有个性化的语言揭示人物性格，还能够使人物与事件场景有机交融。如《郦生陆贾列传》，通过符合郦生自己身份的言语，写郦生的“狂”，写出他的“狂生”本色，而不是一般的“儒生”；《淮阴侯列传》中写韩信被拜为大将后，给刘邦分析当时的局势，那一段言辞写得头头是道，显示了韩信作为一个军事家的眼光和水准，有人说这段话可与诸葛亮的“隆中对”相媲美，是一点儿也不错的；蒯通劝韩信反叛时，言辞滔滔不绝，气势浩浩荡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出自纵横家的嘴巴；吕不韦出身于商人，当他看到安国君的儿子子楚在赵国做人质时，就想利用他来作为政治赌注，并发出“此奇货可居”的感慨，把人说成货，无疑这是商人的语言，是商人的心理表白。由此可见，不管是郦生、韩信，还是蒯通、吕不韦，他们的言谈都完全符合他们的角色定位，可以说，《史记》用历史人物自己的语言来表情达意，更加凸显了文学的特色。
注意运用对话、心理独白等方式，来揭示人物的个性，也是《史记》可以居功自傲的一个方面。对话是人物语言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是人物性格的直接外露。对话可以体现出不同人物的个性特点，从艺术手法上说，明显带有对比的性质。《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同他的舍人们的对话：
于是舍人相与谏曰：“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请辞去！”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这段对话，表现了舍人的目光短浅和胸襟的狭隘，当然最重要的是彰显出蔺相如“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还有他“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胸怀。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留侯世家》中，张良劝阻刘邦立六国后代的一段对话也很有特点。
除了对话，心理独白也是揭示人物性格和心态的极好的方式。《李斯列传》（图5-20）里面，写李斯年轻时在郡中做小吏，见到厕中鼠与仓中鼠所食和精神状态的不同，于是发出感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于是跟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后又说：“故垢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这是李斯的自白书，虽然这两次自白发生的时间和情境不同，但实质却是一致的，李斯贪图富贵、热衷功名，费尽心思往上爬的卑劣的内心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酷吏列传》中的温舒，在疯狂追捕与残酷杀戮无辜民众三个月后，竟然还没有过瘾，因为法定的杀人季节已过，他竟无耻地感叹：“呜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仅这一句话，就足以表露他凶残暴虐的本性和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形象。写到这儿，就连司马迁也忍不住义愤填膺，他批判道“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温舒的行径竟然与他的姓名有这么大的反差，不仅不温也不舒，而且令人心悸，让人害怕。
司马迁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生动鲜活而饱含情趣。谣谚来自民间，来自与歌者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如话家常，不带丝毫雕琢痕迹，大多浅近自然，淳朴富有情趣，生活气息浓厚。有的谣谚诙谐幽默，讥诮而风趣。如《佞幸列传》以“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开篇，《苏秦列传》中引用“宁为鸡口，不为牛后”，都妙趣横生。还有的富于理趣，精练而寓意丰富，真正做到了言约义丰。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说明了内因决定事物的根本；《白起王翦列传》中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强调要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春申君列传》中的“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说明把握度的重要性；《范雎蔡泽列传》中的“日中则移，月满则亏”，强调了物极必反的规律；等等。还有的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为下层人民喊不平。如《淮阴侯列传》中用“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来抨击刘邦残杀功臣的罪行。《淮南衡山列传》“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通过对比手法，揭露了汉文帝骨肉相残，不能相容的面目。一般百姓，尺布斗粟便十分满足，而帝王富有天下，却还相互争夺。这些歌谣谚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西汉社会风尚，如果把它们比做一面镜子，那么它就可以照出西汉社会的百态世相。
《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特之处，它别出心裁，跌宕有致，产生摇曳回荡的传神效果。《史记》语言多是单行奇字，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评骈文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纠正艰涩古奥文风时，都要标举《史记》，把它视为古文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