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之后，又陆续出现了《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这些大部头的著作。它们受《史记》的影响，在继承《史记》的基础上，又有着不同程度的创新和发展。受正统思想的影响和浸染，它们在写作风格上发生了改变，在内容上则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开始中规中矩地记录历史。从《汉书》开始，虽然对事件的叙述、对人物的刻画等文学色彩也各具特色，但语言的运用已有走向艰涩的苗头，文学创作中所需要的修饰方式也逐渐减少。总而言之，笔者感觉，到了《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由文学向史学回归的趋向已日趋明显。
一、《汉书》：中规中矩的样板
自古以来，关于《汉书》的逸闻趣事就有很多。宋代文学家苏轼三抄《汉书》，练就了过目成诵的本领，也历练出非凡的文学素养。宋代名士苏舜钦用“《汉书》下酒”（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二有“苏子美饮酒”一节），他读《汉书·张良传》时，一有感慨，就喝一大杯酒。他的岳父杜衍听说后，笑着说：“有这样的下酒物，饮一斗实在并不算多啊！”从此以后，“《汉书》下酒”就成了著名的典故。隋末农民起义的领导者李密，年少时出行，喜欢骑在牛背上阅读《汉书》（《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有记载），“《汉书》挂牛角”一事，也成为名士风范的一种标志。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曾经发表过感受，说他喜欢读项羽、张良的故事。当然，历史故事本身确实引人入胜，但能够实现历史和读者的良好沟通，还要归功于作者的挥毫泼墨。《汉书》曾经具有相当普遍的文化影响和不同寻常的文化魅力是不言而喻的。
可《汉书》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惹得这么多的文人骚客们驻足留恋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具体看一下。
其实，《汉书》的写作过程，远没有这些逸闻有趣，反而有些许的辛酸在其中。提到《汉书》，可能就有人脱口而出——作者是班固。可实际上，《汉书》的作者有四个人，这还得从班固的家世开始说起。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图5-21），出身于豪富兼外戚的家庭，父亲班彪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做官的，但班彪却很崇拜司马迁，对文学情有独钟，特别是喜欢撰写历史。西汉末年的时候，就有不少人采集时事，续补《史记》。班彪认为这些续补文辞卑俗不堪，没有资格成为《史记》的后传。于是他就自己搜集资料，潜心钻研，写出了《史记后传》六十五篇。遗憾的是他五十二岁就去世了，没能完成他的雄心大志，续写的重任就自然落在了他的儿女身上。班彪有两子一女，长子班固，次子班超，女儿班昭。受父亲的影响和熏陶，班固九岁时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十六岁入洛阳太学就读，对诸子百家、诗书史传无不精通。二十岁的时候，骠骑将军东平王刘仑十分赏识他，可正当班固准备升迁时，父亲去世了。父亲的去世，以及父亲未竟的事业，让班固下定了继承父志的决心，汉明帝永平元年（58），他开始编纂《汉书》。但是，好日子没过几天，班固就遭到小人的诬陷，说他私改国史，于是被捕入狱。但就是在狱中，他也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仍然继续整理写书。弟弟班超赶到洛阳，写奏书向朝廷说明情况，极力为哥哥申辩，班固才被释放出来。后来，明帝审阅书稿时，才发现了班固的才华，十分赏识，便让他担任兰台令史，负责掌管图籍，校订文书，后来又升为郎官，典校秘书。在此期间，明帝让他继续完成《汉书》的编纂。从汉明帝永平初年开始撰写，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至汉章帝建初七年（82），《汉书》基本完成。班固六十一岁去世，没能最终完成《汉书》的撰写。妹妹班昭（图5-22），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子，她奉汉和帝诏书，把班固没来得及写的“八表”和“天文志”写完。就这样，一部《汉书》，始于班彪，继之班固，终于班昭。父子兄妹三人，用接力棒方式，再加上马续所写的部分，终于完成了百篇大作——《汉书》。
《汉书》（图5-23），也叫《前汉书》，是东汉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全书记载了从汉高祖刘邦起义反秦（前206），到王莽新朝败亡（23），共二百三十年的历史。有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传，总共一百篇。其中，汉武帝以前的历史，大都沿用了《史记》的原文，但其中班固也有所取舍，订正补充了《史记》的一些疏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是由班固撰写的。写作时，他有意识地只写西汉初到西汉末的历史事实，以一个朝代的历史作为依据，写成断代史，成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这是班固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再加上人们习惯把《史记》、《汉书》并称“史汉”，班固、司马迁合称“班马”，就更能够说明《汉书》的地位和重要性了。
《汉书》共分纪、表、志、传四类，大体上沿袭《史记》的体例，其中有改动，也有创新。纪、表，叙述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志，记述典章制度；传，写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和少数民族的历史。《汉书》改“本纪”为“纪”（如《高帝纪》），还新增立了《惠帝纪》，续写了昭、宣、元、成、哀、平等六篇帝纪。书中取消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把项羽放入列传，与陈胜合立《陈胜项籍传》。另外，王莽虽称帝十余年，但《汉书》只立《王莽传》，也能看出作者的观点和立场。《汉书》继承《史记》的传统，又把《史记》的“世家”并入“列传”，凡是属于《史记》世家类的汉代历史人物，《汉书》都移入传部分。还增加了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等人的传记，原来属于《史记》的一些附传，他都加以扩充，写成专传或合传，如张骞、董仲舒、李陵等人的传记。从篇目上来说，《史记》有用姓做题目的，有用名的，有用官职的，有用爵位的，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分别归类。而《汉书》不同，它一律以姓名作为各篇的题目，编次上先写专传，接着是类传，再写四夷传和域外传，最后是外戚传和王莽传，格次编排十分到位。多载有用之文，这是《汉书》的一大特色，尤其是《汉书》各传，对于“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的文章，它都收录在内。他还改“书”为“志”，《汉书》的十志丰富和发展了《史记》的八书，规模更加宏大，我国史学上的书志体就是这时形成的。其中刑法、五行、地理和艺文四志，《史记》中是没有的。其中的《艺文志》记载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各种学科、不同学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记录汉代官府藏书的情况，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目录学著作。《汉书》的八表，其中有六种是根据《史记》有关各表制成的，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汉书》新增设的。显然，《汉书》废除了《史纪》中“世家”，改“书”为“志”，都是有目的有用意的，这样他就突出了“帝纪”对全书的统领地位，增强了“纪”的纲领性，同时使得“传”也更为充实，“志”更为明晰，体例上比《史记》更整齐划一，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更详细明确，还使得记载更加完备，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总之，《汉书》的出炉，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对后来的一些纪传体史书影响很大。以后各个朝代的所谓“正史”，都沿袭汉书的体例，可见，《汉书》定下了修正史的基准。
作为史传文学，《汉书》中的人物不如《史记》中的那样写得形象鲜明、生动，但也有不少人物传记写得很成功，称得上人物传记的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盖宽饶传》、《张禹传》、《东方朔传》、《王莽传》等，都是公认的名篇。一般来说班固不像司马迁那样，在行文叙事中渗透自己的情感，而只是单纯地评述事实与人物的言行，但也能明确地显示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在《朱买臣传》中，通过写朱买臣失意和得意时的不同精神面貌以及人们对他的不同态度，既揭露了封建时代世态炎凉的社会习尚，又活画出封建时代在功名利禄的引诱下没有独立人格的封建文人可怜可憎的形象。《苏武传》是可与《史记》名篇媲美的一篇，它通过一系列具体生动的情节描写，突出了苏武视死如归、不为利诱的斗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如写苏武拒绝匈奴诱降，受尽迫害犹凛然不可屈的情景：
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公羊），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中（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还有，对李陵投降匈奴后送苏武归汉时的复杂心情，写得也很出色：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
这两段话，写出了苏武的英勇无畏，以致我们好像一闭上眼就能够看到苏武牧羊的情景；写李陵，也不是格式化的摹写，通过他的个性特点揭示了他的悲剧命运和复杂的心情。这种地方可说是深得《史记》的精髓的。
班固写人物，又常常通过人物的日常生活细节来突出他们思想性格特征。如《陈万年传》写陈万年有病，还让他的儿子陈咸在其床下接受他的教训，“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陈万年的盛怒之言和陈咸的直率回答，刻画出一个活生生的谄媚权贵的官僚嘴脸。《张禹传》也完全是通过叙述张禹的日常言行，围绕着他“持禄保位”的卑鄙心理，来戳穿他“为人谨厚”、“为天子师”的堂皇外衣，显露出庸俗、虚伪、阴险的本来面目。
语言方面，受当时辞赋创作的影响，班固崇尚辞藻的采用，擅长排比对偶的运用，还喜欢用古字，虽典雅，但生僻僵硬，不如《史记》语言的简洁明朗、生动活泼。可《汉书》语言的整齐严密、富丽典雅，却让后世散文家爱不释手。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中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这一论断比较准确地分析了《史记》和《汉书》语言风格的不同。当然，《汉书》的这一表现也代表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大趋势，喜欢骈俪典雅的文风的，对《汉书》的评价甚至在《史记》之上。另外，《汉书》在人物传记中引用了大量的辞赋和散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叙事的连贯和人物特征的刻画，但也因此保存了不少重要文章，这也是班固在保存文化遗产方面的一大贡献。
《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班固同时代的人，都必须借助于《汉书》音义的注解才能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就有近二十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者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现存较完备的《汉书》注本，是唐代颜师古兼采诸家而成的。另外，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管窥》及《汉书补注补正》，都可以参考阅读。
吸取过去许多历史著作的长处，记事详赡得体，周密而有条理，是《汉书》的特点。但在思想意义上，班固比不上司马迁。《汉书》是奉旨修撰的官书，班固本人，又出身于仕宦家庭，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极深。他热衷于功名利禄，依附于外戚窦宪，他歌颂权势集团，迎合统治者的意志，否定了《史记》某些方面的成就。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缪于圣人”，就是说司马迁对事情是非的判断标准，很多地方不是以孔子思想作为标准的。因此在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方面，班固缺少司马迁那种救人民于水火的战斗热情。《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护汉为正统，目的当然是强调东汉王朝的正统性，进而为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使《汉书》更加符合封建正宗思想。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不利于宣扬汉朝的德望，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所以他断代为史，非常自觉地歌颂汉皇朝的功业和它存在的合理性，同时，着力渲染“天命”，回避某些历史事实，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极力维护封建正统。他没有司马迁那样深刻的批判意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同司马迁甚至是对立的。
他恪守封建礼教的规范，又崇信天命图谶，不能像司马迁那样秉正直言，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书的传统影响，因而不敢轻易篡改《史记》中著录的史实，虽然书中避讳很多，但曲折地反映西汉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班固还是做到了。他作为东汉的史官记述西汉的历史，不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汉一代的历史，还站在儒家传统的政治立场，对西汉历代统治的阴暗面作了相当多的揭露，如《外戚传》中写了宫廷中的种种秽行，在《霍光传》中揭露了外戚的专横暴虐及其爪牙鱼肉人民的罪恶。还有一些传记，如《龚遂传》中接触到了人民的疾苦，表扬了能体恤人民的官吏，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班固对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班固赞扬的主要是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我们应该承认，班固是一位严肃而有才华的史学家。
资料丰富，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是《汉书》的功绩。现存《汉书》约八十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加了很多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十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匈奴传》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王莽传》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对照《东观汉记》和《后汉书》有意无意地美化刘秀贬斥王莽的情况，《汉书》此传，客观翔实，愈发显得可贵。
作为我国官修的第一部断代纪传体著作，《汉书》规范了纪传史体例，成为后世断代史纪传体史书的典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官修“正史”格局正式形成的标志。后来的所有正史，都采用了《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体例，又同时效仿了《汉书》断代为书的做法，所以《史记》和《汉书》是后世正史的祖师爷。《史记》隽永峭拔，豪迈雄浑，奔放不羁，《汉书》也能在从容不迫之中摹声绘形，并且写得形象生动，因而不同的人对这两部书也各有偏爱。从总体上看，东汉到唐朝，喜爱《汉书》的人较多，唐代以后，喜爱《史记》的人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