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琳琅满目的诗篇，既为我们留下了那姹紫嫣红的篇章，也似乎把好诗都作尽了。俗话说：“盛极难继。”一方面到了中唐，由于藩镇割据、朝政日废等因素的影响，唐朝没有了它早年的开阔和强盛，士人们也缺乏盛唐气象所哺育出来的少年精神，所以诗歌开始向着冷落萧散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盛唐诗人靠才气和热情喊出来的诗歌，在中唐时期难以为继，诗人们不得不另辟蹊径，去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有的开始注意到市民阶层的形成，有意识将诗歌向着通俗的方向发展，如白居易等人倡导的写实讽喻诗派，推动了新乐府的形成；有的则向着奇崛的方向发展，采用此前诗歌不常用的意象和句法来使诗歌形成一种陌生的美感。这种风气逐渐累积到北宋，就形成了与唐诗风格截然不同的宋诗，也标志着中国诗歌两种重要审美标准的确立。
一、中唐：学会了通达与权变
刘长卿和韦应物是中唐前期的重要诗人。他们经历过开元盛世，也经历过安史之乱。他们的诗歌中，盛唐的那种豪情与浪漫已经开始削弱，诗人们开始着重写对政治的失望、游宦中的愁绪、对民众的关切同情，尤其喜欢描写山林野趣，来寄托他们的萧散情怀和冷落心态。
刘长卿（709—780）在天宝年间中进士，曾遭两次迁谪，后任随州刺史，世称“刘随州”。他的诗歌多用凄楚的语言描写惨淡的景色，常常充满衰飒、萧条和惆怅的感觉。例如《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刘长卿喜欢用苍山、斜阳、落叶、古路、野桥、孤莺、白云、清溪等来构造意境，总给人一种空阔萧瑟的寂寥感。这既是他孤独情绪的写照，也反映了当时部分诗人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意味着中唐诗歌开始向着新的审美情调发展了。当时有一个诗评家叫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不客气地批评他：“大抵十首以上，语意稍同，思锐才窄也。”这里的“才窄”，倒不是说刘长卿没有才气，而是说他的诗歌缺少盛唐的浑厚之气。这既是他的缺陷，也是中唐诗歌所普遍具有的情调，在刘长卿这里，中唐诗歌的特征逐渐显露了出来。
韦应物（约737—792）出身于高门望族（图1-12），早年曾做过玄宗的三卫近侍，做了不少恃宠娇纵的荒唐事。后来历任滁州、江州、苏州刺史，为官却很清廉。他的诗歌也以五言诗见长，得到白居易和苏轼的高度评价。他的诗歌，一部分反映民生疾苦，如《拟古诗十二首》、《观田家》、《杂体五首》、《采玉行》等；大部分则是寄托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诗风也自然萧散。如《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该诗用动静相生的表现手法，描画出一幅幽静深邃而又富有生机的荒山野渡图景，是唐诗中的名篇。
与刘长卿、韦应物风格类似的是唐代宗大历时期的李益和“大历十才子”，他们将中唐诗歌的冷落情调发展到了极致。李益曾在幽州节度使幕府任从事，又有过十年戎马生涯的经历，所以善写边塞诗。虽然他的有些边塞诗在气度上接近王昌龄，风格豪放遒劲，如《塞下曲》等，但总的来说他的大部分边塞诗，已经没有盛唐的那种乐观豪放，总是流露出一种凄凉感伤的情调。如《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它没有盛唐诗人的激情，也缺少浪漫色彩，不再是催人奋进的战歌，而仿佛是催人泪下的送葬曲，记载着中唐在军事上的失败和无奈。
以钱起、卢纶等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偏重于对诗歌技巧的锤炼，内容多写荒凉的景象、日常的琐事、个人的细微感觉。他们喜欢描摹淡淡的愁思和清冷的情怀，体现出中唐士人哀世的苦闷，因而他们的诗歌形成一种细腻淡远、工整精练的艺术风格。例如钱起的《归雁》：“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该诗通过对美丽的湘水、凄清哀怨的瑟声和归雁的描写，流露出作者一股淡淡的愁绪。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唐诗人们逐渐意识到单纯延续盛唐诗歌的内容和风格是难以出新的。于是，在贞元、元和之际，他们开始尝试对诗歌进行创新。中唐诗歌的创新是沿着两条路子来走的：一条是以韩愈、孟郊等人为代表的奇崛派，一条是以白居易为代表的通俗派。
韩愈（768—824），字退之，贞元八年（792）中进士（图1-13）。他曾随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后任刑部侍郎，因上书反对唐宪宗迎佛骨而被贬为潮州刺史。他在去潮州的路上写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来抒发自己刚正不阿的个性和矢志不移的态度，诗风沉郁顿挫，接近杜甫。但他在《山石》等诗作中，却着意追求奇特怪癖的形象，甚至不惜“以丑为美”，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用散文的句式来写诗。他本着务去陈言、力求创新的原则，刻意求变，有意破坏诗歌的韵律美，从而形成一种反均衡、反和谐、反圆润之陌生感。如《南山诗》中，连用五十一个“或”字、四十一个“若”字和十四种不同的叠字，《古风》则通篇全是古文句，诗人用思力来弥补诗情的不足，难免给人一种斩辟削刻、奇险狠重的感觉。
孟郊（751—814）的诗歌（图1-14），一方面吸收了乐府民歌晓畅浅易的特点，如《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另一方面也受到韩愈等求奇崛的创作习气的影响，崇尚“苦吟”。这种苦吟一方面是指苦思冥想、搜求诗句；另一方面也指他在清苦的生活中品味自己的痛苦感受，抒写郁闷悲愤的心情。由于生活的艰辛和感觉的清冷，他的多数诗歌意境怪诞，充满寒意，因此苏轼用“郊寒岛瘦”来形容他的诗风。那“瘦”的便是贾岛。
贾岛（779—843），字阆仙，原是僧人，后还俗，一直应试不第，曾任长江县（今四川蓬溪县）主簿等职（图1-15）。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贾岛》中曾说：“他爱静、爱瘦、爱冷，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征——鹤、石、冰雪。黄昏与秋景是传统诗人的时间与季候，但他爱深夜过于黄昏，爱冬过于秋。他甚至爱贫、病、丑和恐怖。”他的诗歌喜写淡淡的禅意、狂肆的幻觉、幽深的意境和瘦硬的感觉，于是形成清奇僻苦的风格。如《题李凝幽居》：“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据说李贺（790—816）也是追随这种风气的诗人。由于李贺一生怀才不遇，加之他情感细腻，所以诗歌多用幽冷与凄婉的色彩，书写虚幻和想象的意象。在他的笔下，天上的银河会发出流水之音，太阳能被敲出玻璃之声，铜人会流出清澈的泪水，苍天也会慢慢衰老。在这种超越现实的想象中，李贺的诗歌形成了斑斓多姿、凄迷恍惚的意境。他非常注重对色彩的细腻描摹，如写“寒绿”、“凝绿”、“静绿”，写“笑红”、“冷红”、“愁红”等，浓墨重彩地铺展自己的性灵和情绪，形成一种不同于韩峭、郊寒、岛瘦的奇丽之美。
这批团结在韩愈、孟郊周围的诗人，还有卢仝、马异、刘叉等。他们敏锐地感觉到时代风气的变迁，有意识地提出“不平则鸣”的创作理论，主张用新的诗歌语言、诗歌构思和诗歌意象，来寄托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写贫苦的生活感受和忧愁的生活体验。他们充分重视才学和思力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提倡“笔补造化”，从而推动了中唐诗歌向着奇险巉刻的风格方向发展。而这种尝试，不仅诞生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也开辟出一条新的诗歌创作途径，为宋诗的成型作了全面的铺垫。
与韩孟诗派不同，白居易等人则主张学习乐府诗反映民生疾苦以讽喻时政的精神，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形成新的诗歌潮流。汉乐府本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作品，到了曹操等人的手中，开始借古题写时事；杜甫“因事立题”、“即事名篇”来反映安史之乱的痛苦。到了中唐，先是元结、顾况采用这种诗体写百姓的疾苦，后来元稹、白居易就加以倡导，李绅、王建、张籍等一大批诗人参与其中，就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图1-16）。他自幼聪慧，好读不倦。据说五六岁他就会作诗，十七八岁到长安，拜见名士顾况。顾况最初瞧不起他，听到白居易这个名字，就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但读到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十分惊讶这个年轻人的才华，马上改口说：“有才如此，居易不难”。二十九岁那年，白居易考中进士，三十一岁参加吏部铨选，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他的好朋友元稹也同榜录用。
元和三年（808）五月，白居易被任左拾遗。左拾遗是可以直接批评朝政的谏官。白居易在三年左拾遗任内，多次上书指责时政，常和其他官员争得面红耳赤，既得罪了很多朝臣，也写了很多反映民生疾苦的乐府诗，如《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元和十年（815），长安城内发生了一件大谋杀案，地方军阀、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杀死了主张削藩的当朝宰相武元衡，还刺伤了刑部侍郎裴度。出事当天，百官不敢言，白居易却上书要求立刻捉贼。于是很多人便说他越职言事，还有人造谣说他母亲因看花堕井而死，而他却写《看花》、《新井》诗，是极大的“不孝”，于是白居易便被贬为江州司马。
这次贬谪，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在政治压迫和同僚排挤的情况下，他开始用随遇而安的消极态度来看待世事，用“独善其身”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整天游山玩水、留恋诗酒，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而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做法，却让他屡屡高升，一直做到秘书监、河南尹、太子少傅等。
虽然白居易诗歌前后期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追求诗歌语言的通俗质朴的方面，却是一以贯之的。据说，白居易每作一首诗，常常念给老妇人听，如果老妇人听懂了，就录入诗集中，这足以说明他对诗歌语言质朴无华的追求。他曾在《寄唐生》诗中说：“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这和韩孟诗派追求奇崛的路子正好相反。
白居易51岁时为自己的作品结集，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四类。他的讽喻诗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尤其是旧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和宫女的痛苦，揭露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欺压人民的种种弊政。诗人善于运用细节刻画、对比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在叙事中融合着议论，而且主题专一明确，如《卖炭翁》、《红线毯》、《新丰折臂翁》等都是其有名的代表作。这些诗作多采用民歌形式，因此语言浅切自然，通俗易懂。他的闲适诗多描写自然风光，吟咏性情，语言平淡悠远，可看出受陶渊明、韦应物影响比较明显。感伤诗主要抒写对社会、人生的感慨，如《长恨歌》和《琵琶行》，剪裁详略得体，叙事与抒情相得益彰，语言生动传神、流畅婉转、朗朗上口。杂律诗多写友情、山水，而且风格多样，如《暮江吟》、《钱塘湖春行》等。这些诗歌的语言通俗自然，反映了白居易一贯的尚通俗的诗歌追求。
白居易和他的好朋友元稹（779—831）经常唱和，世称“元白”。元稹任谏官时，刚直敢谏，不畏权贵，和白居易一样写了很多讽喻诗。他很推崇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创作经验，写了很多乐府诗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如《田家词》写民生疾苦，《织妇词》写妇女命运的悲惨，《估客乐》写官商勾结、坑害百姓等。他的代表作是《连昌宫词》，一直与白居易的《长恨歌》并称，语言流畅自然，体现出与白居易相同的艺术追求。
与白居易、元稹等人崇尚通俗诗风相一致的是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他们开始注意学习民歌。刘禹锡（772—842），曾在朗州（湖南常德）居住九年（图1-17），当地流行的渔歌、山歌活泼清新，自然流畅，对他的诗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民歌体诗情调爽朗，音节和谐，如《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该诗清新活泼，流畅婉转，体现出了通俗自然的诗歌追求。受这种诗歌追求的影响，他的政治讽刺诗、咏史怀古诗也写得寓意深刻，语言自然。如刘禹锡被贬十年之后，从朗州司马任上被召回长安时，到玄都观游玩，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该诗作语言如脱口而出，不加修饰。其中流露出来的对政敌的轻蔑和讽刺，辛辣深刻。政敌们再次将他贬到外地，一待就是十四年。等他再回长安，又写了《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他的诗风锐气不减，语言同样质朴而自然，但当年诋毁他的那些人，或死或免，再也不能对他进行排挤了，看似自然的语言中洋溢着他乐观的精神和不屈的个性。刘禹锡的诗歌形式活泼，语言自然，充满了乐观向上的豪情，被白居易称为“诗豪”。他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
柳宗元（773—819）与韩愈一起，推动了唐代古文运动（图1-18）。但他的诗歌数量较少，且多学陶渊明，用山水景象来寄托个人情怀，描写精细，语言平实，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如《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该诗通过写大雪封山、路无行人的环境，用渔父冒雪垂钓的形象象征了自己孤傲的精神和不同流俗的志趣，语言凝练简洁，延续了中唐诗歌崇尚自然通脱的发展脉络。
二、晚唐五代：在唯美与写实中徘徊
到了晚唐，一度辉煌强大的唐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许多诗人不再幻想盛世的出现，也放弃了中唐士人试图改良政治的努力，他们虽然也有一些个人的理想和抱负，但却不能有任何作为，只能用全部的才学留恋诗酒、出入青楼，反复咏叹着时代的悲哀，抒发自己的无奈和感伤，如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同时，也有另一批诗人，用犀利的笔触来写现实生活，如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等人。所以，晚唐诗歌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前者带有向齐梁回归的意味：在内容上多写女色艳情，充满了脂粉气；在艺术上追求细腻工巧，特别是讲求声律对偶、辞藻绮丽。后者则继承了中唐元白写实讽喻传统，并延续到宋初，与宋初“白体”的发展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