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能够见到的汉赋，可能只是当时实际创作中极少的一部分，其中的大部分因为各种原因都丢失了。比如与司马相如同时的朱买臣，《汉书·艺文志》说他有赋三篇，竟然一篇也没流传到今天。朱买臣是戏曲中经常出现的人物。他本是吴人，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却极好读书，擅长楚辞。他的老婆非常看不起他，觉得他无用，还穷酸，不能挣钱养家，光读书有什么用？朱买臣自己还挺乐观，总是劝他老婆，日子会好起来的，什么都会有的。后来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不知道朱买臣当时是怎么说的，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不过越劝他老婆越来劲，终于穷得过不下去了，于是逼着朱买臣写下一纸休书，给了她自由和“人权”，出去“傍大款”了。中国古代进入父权社会以来，主动要求丈夫休了自己的，从史籍记载来看，朱买臣的老婆大概是第一个。没想到朱买臣到底是老天不负，凭着擅长讲说楚辞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终于飞黄腾达了。她老婆跟着当年的“梦中情人”似乎过得并不快乐，回想起当年同朱买臣相濡以沫的生活，颇有几分后悔。恰好此时前夫发达的消息传来，这下后悔大了，于是不顾羞惭、不要体面，到朱买臣的马前跪求，希望前夫能再次收留她。可毕竟是患难之中才能看出真人情和真人品，朱买臣伤透了自尊，伤透了心，拿过一盆水泼在当街，对这位前妻说，如果她能把泼出去的水再收回来，就同她复婚。这当然就是“覆水难收”的意思，暗示她复婚肯定是没指望了。这部戏有几个名字——《朱买臣》、《烂柯山》或者《马前泼水》，形式、剧种都很多，常演不衰，大概像朱买臣这样的文人古今都不少，至少有很多人都有共鸣，遭受着同样的压抑，做着同样的梦。
战国时代，苏秦凭着游说佩戴六国相印；司马相如、朱买臣都是靠着辞赋发达于汉武王朝，这说明辞赋在当时确实能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对士人的前途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借用今天的广告词来形容汉武帝当政时的状况，大致就是：知识就是力量，辞赋改变命运。
三、和谐与典雅的艺术追求
汉代文学以赋为主要题材，赋的功能主要在铺叙，铺叙来铺叙去，无非都是外在的大千世界，似乎同作家本人的心灵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从东汉末年开始，文学上开始出现了一个极大的转变。作家们普遍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开始关心起自己来，开始用文学来表达内心世界的种种感触和波动。此后的许多创作，不再像汉代那样，作家拿着自己的赋作去朗诵给帝王听，去取悦别人，他们要由着自己的感情和想象，去表达自己、娱乐自己，用自己的情感去塑造文学之美。文学史上经常把这个转变叫做“人的发现”和“文学的自觉”。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快乐总是短暂的、相对的，而痛苦却是永恒的、绝对的。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对快乐的体会总是不如对痛苦的体会深刻。对于汉魏六朝的文人们来说，这一论断真是再恰切不过了。东汉末年长期的军阀割据，后来演变成三国鼎立，又经过西晋四五十年短暂的统一，大江南北再次陷入动乱和分裂，直到隋朝建立，三四百年的混乱局面才告一段落。生活在这段时间里的无数作家，绝大部分都对乱离和杀戮有着深入骨髓的痛苦体验，其中很多人就死于刀兵和政争。所以，他们比任何其他时代的人更加坚信生命的无常和脆弱，他们忍受了更多来自生存意志和外在摧残两个方面的共同折磨。所以他们要抒情，而且更喜欢抒发悲情。以悲为美，正是汉末到六朝文学艺术的主要特征。两汉时代用于铺叙外在大千世界的赋，视角开始转向作家的内心，抒情小赋成为这一历史阶段上最为出彩的文学样式。
我们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开头和结尾分别选择一位最具代表性的抒情赋作家，在分享他们人生故事的同时，跟随他们的生花妙笔，去体味他们各自的悲哀与歌哭。
首先说说一代奸雄曹操的爱子，那位风流倜傥的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他生于乱世，幼年就随同曹操四方征战。在时代的磨炼和曹操的影响之下，颇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曹植才思敏捷，天赋极高，深得曹操的看重和赏爱，几乎被立为太子。似乎就是因为曹植天分太高，禀赋特异，所以为人行事比较任性，喜好饮酒，一副烂漫、纯真的贵公子做派，不太懂得伪装和收敛，所以容易招忌；特别是处在高贵的位置上，又得到曹操的宠爱，就更容易引来政敌的诬陷和中伤。这一点同他的哥哥曹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若论文采天赋，曹丕远在曹植之下，但曹丕富有政治手腕，在做人做事方面颇有一套，懂得如何依靠智谋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当曹植放任不羁的时候，他就特意表现自己的“踏实忠厚”，于是逐渐取代曹植，得到了曹操的信任，最终在王位的竞争中取得胜利。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曹丕继任魏王，首先杀掉了曹植的心腹丁仪、丁廙兄弟，目的就是斩断曹植的左膀右臂，使他陷入孤立。其实曹丕对所有的兄弟都怀有极大的戒心，必欲除之而后快。黄初四年（223）五月，曹植与兄弟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一同赶往洛阳朝会，曹彰到洛阳之后就不明不白地死了。对于这件事，《魏书》说曹彰乃是因为文帝曹丕未能及时召见，愤怒而死；《世说新语》则说是文帝忌惮曹彰骁勇、深通军旅战阵之事，于是把毒药放在枣里把他毒死的。因为皇帝哥哥不召见就气死，这个说法很难让人相信，死于曹丕的迫害似乎可能性比较大。曹植和曹彪在七月初赶回封地，本来打算一路同行，但朝廷却强迫他们分道扬镳，唯恐他们有所来往、有所沟通。
曹丕做了六年皇帝，之后他的儿子曹叡即位，对曹植约束更严，限制越来越多，常常改换他的封地，不能在一个地方久住，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甚至不能同任何亲戚来往。曹植这样压抑地活了六年之后，在四十一岁的时候就抑郁而终了。这样的身世对于像曹植这样一个执著于建立丰功伟绩的贵公子来说，真是个悲剧中的悲剧。由此也可看出手足亲情在势利和嫉妒之前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洛神赋》是曹植的杰作。传说洛水之中有位女神，名叫宓妃，是一位十足的美神。曹植以此为由，构思了一个痴心追求宓妃而以失败和幻灭告终的故事。赋中对洛神动态美的生动描绘是最精彩的部分，他描写洛神飘逸的姿态道：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曹植用极绚烂的词句把宓妃之美形容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作者才情最充分淋漓的表露。其实他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这些词句，当然更不是沉迷于虚幻的水神，曹植是用这种比兴的手法，表达他政治追求的可望不可即，以及整个人生理想的破灭。因此，我们应该能够充分意识到，这最华丽的文字之后，实际上是一个贵公子一出完整的悲剧。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同曹植一样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作家庾信。
庾信的生平，我们在第一篇中已有所介绍，这里不再重复，主要谈谈他“动江关”的后期之作。
庾信在西魏和后来的北周，先后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虽然政治地位很高，很受北方君臣的尊重，但始终被强烈的乡关之思所缠绕，创作中思想内容比在南朝时深刻了很多，情感也更加深广真切，笔调劲健苍凉，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这同庾信晚年接受北方文学的熏陶有直接的关系。文学史上之所以特别重视庾信，是因为他处在一个历史十字架的中心位置：从纵向上说，他是六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对唐代新诗风、新文风的形成作了必要的准备；从横向上说，他由南入北，既熟悉南方文学对偶、声律等修辞技巧和轻艳的文风，又吸收了北朝文学雄浑遒劲的因素，成为南北文风趋于融合的标志性作家。庾信前后两个阶段的辞赋作品，就自然而然地显示出两种不同的艺术风貌。
南朝后期，宫体诗大兴，这类诗歌专门描写宫廷里纸醉金迷的享乐生活，尤其关注宫廷妇女的姿色、体态，不惜进行细腻、露骨的描写；或者用心于某些细小精致的物件，从各个角度给予纯粹的雕刻描绘，几乎没有作家个人的感情，也不讲什么“比兴”、“寄托”，诗歌的表现技巧不能说没有进步，总体上却沦落成了一种文字游戏。这种作风也影响到赋。比如庾信在出使北方之前所写的几篇赋，大抵都是宫廷中的应和之作，题材上就多半同妇女生活有关，情调偏于轻艳哀怨。他的这些赋还喜欢把诗歌中常见的五言、七言句大量穿插进来，这样就把赋给“诗”化了。比如《春赋》的开头写道：
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
这段文字描写贵族妇女游春时的闲情逸致。流丽的音节和情调，与其说是赋，不如说更像是诗。当时还有不少人也写过形式上比较类似的赋，但一般都认为庾信是这种写作方式的创始者。
其实庾信赋作的名篇，并不是这些形式上颇为新巧的“宫体”，而是后来流寓北方时所作的那些充满了亡国之悲和故国之思的篇章，比如《枯树赋》、《小园赋》、《伤心赋》等。唐人张□在他的《朝野佥载》里说，庾信刚刚到达北方的时候，北方文士多半比较轻视他，这大概是因为对庾信缺乏了解；后来庾信把他所写的《枯树赋》拿出来展示给大家，结果弄得那些瞧不起他的人刮目相看。张□这段记载其实很有根据，因为《枯树赋》是庾信到北方以后较早的一篇作品，也是非常成功的杰作。
赋中假托前代名士殷仲文被贬，出为东阳太守，面对枯槐，抒发内心的感慨之情。殷仲文的感慨就是庾信的感慨，他以枯树自比，寄托了自己的身世之感。赋的前半部分描写松、梓，当年曾经是凤凰、鸳鸯的栖息之所，也曾以自己斑斓的纹理引起大匠的注意，但岁月流逝，年华老去，目前已经“消亡”、“半死”。作者接着把这种感伤扩展到更多的古树，“森梢百顷，槎枿千年”，到头来“莫不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赋的后半部分把树遭砍伐同远离故乡的悲哀混茫地交织在一起，用血泪俱下般的词句，把这篇赋的感情浪潮推向了最高点：
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欹卧，顿山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载瘿衔瘤，藏穿抱穴。木魅瞯睒，山精妖孽。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
赋的最后，再次引用古人古事来收束全篇：
《淮南子》云：“木叶落，长年悲”，斯之谓矣。乃歌曰：“建章三月火，黄河万里槎。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桓温抚柳叹息的故事见于《世说新语》。庾信博览群书，能够把很多有相似之处的故事略加改造，整合在一篇作品里面，这一点其他作家很难做到。更何况庾信在这篇赋里面所表达的感情十分复杂，既有亡国破家的感伤，又有流落他乡的哀愁；既有对世事无常的感慨，还有对韶华流逝的叹惋；既有对悲苦身世的自伤，更有对更事二主的自责。能够把这么复杂的情感浑融交织在几百字里面，充分表现出庾信驾驭文字和驱遣感情的深厚功力。无怪乎自从唐代以来，喜爱《枯树赋》的人就代不乏人。
比《枯树赋》更为杰出、更受后人推重的，是南北朝辞赋的压卷之作——《哀江南赋》。赋的正文加上赋前的序，总共3904字，篇幅在魏晋南北朝赋作中也算得上是最大的。赋作以自己的身世作为主导线索，描写了江南萧梁王朝的整个兴衰过程，用饱含血泪的文字刻画了叛将侯景攻陷建康和西魏攻克江陵时百姓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揭露了梁代统治集团，特别是亡国之主梁元帝萧绎的腐朽和罪恶，寄寓了自己无限的感伤和悲哀。作品视角广阔，气魄宏大，被历来的文学史家誉为“史诗”。
赋的序文不押韵，正文押韵，但都对仗工整，而且无论序文还是正文，全部借用古代典故来叙述当世时事，体现了古代骈文的最高成就，对今天初学中国古典文学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显得比较晦涩。不过只要对其中的典故比较熟悉，就不难被这篇作品的气势和情感所感染。序文如同整篇赋作的序曲，概括表达了赋的核心内容，奠定了整体的情感基调，同正文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兴亡之感和身世之悲得到更集中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