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氏传》是继《离魂记》后出现的又一爱情传奇佳作，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比较完整地描写狐精的小说。
小说传奇曲折丰富，对任氏形象的刻画尤为出色，生动地表现了她多情、开朗、机敏、刚烈的个性特征。与六朝那些简单粗陋的狐女故事相比，《任氏传》在使异类人性化、人情化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在以往的狐精故事中，狐精多以妖媚惑人的形象出现，即使不害人，也与人无益。但任氏却一反往常，首先以一个贞洁刚强、可敬可爱的狐精形象出现在我国的文学创作中，与一千年后蒲松龄《聊斋志异》中那些美好的狐精形象遥相呼应，开启了后世小说戏曲中常赋予妖精以美好形象的风气。
许尧佐的《柳氏传》标志着唐传奇开始正式向爱情传奇进军，而且迎来了“传”类传奇创作的高潮。这篇传奇以人世爱情为题材，而丝毫没有神怪色彩。
这篇传奇，是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在唐代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有着独特的思想特色。柳氏本是妓女，后成李生宠姬，爱慕韩翊，李生却能促合成全。战乱离散，柳氏被劫掠，成了藩将宠妾，二人仍最终团圆。小说中表现了朋友之情、男女之情、夫妻之情，这些“情”，自然流露，顺应人性，没有因外在环境和境遇的改变而有丝毫的变质，也没有任何封建礼教和道德纲常的束缚和羁绊。
元稹的《莺莺传》原名《传奇》，李昉采入《太平广记》时改用《莺莺传》，原名反而湮灭不彰，后人又改称《会真记》。
《莺莺传》的出现，不仅对当时传奇创作影响很大，对后世传奇、说唱文学及戏曲的影响在唐代传奇中也首屈一指。后世戏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元代杂剧家王实甫的《西厢记》等。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经过元代杂剧家王实甫改编成的《西厢记》，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
不过《莺莺传》的内容结局和后来的《西厢记》截然不同，《西厢记》是才子佳人自由恋爱的大团圆喜剧结局，而《莺莺传》中是张生最终负心背弃的悲剧故事。这篇小说通过张生与崔莺莺的恋爱过程，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多情而又矜持的女性形象。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刻画非常成功，特别是崔莺莺形象非常鲜明真实。
《李娃传》作者白行简（775—826），字知退。唐代著名大诗人白居易的弟弟。
《李娃传》这篇小说情节跌宕多姿，细节前后照应，是白行简根据当时流传的李娃的故事写成的。
本篇在艺术表现上很有特色。首先人物形象的塑造非常鲜明、生动。李娃有情有义，正直、练达，郑生忠厚真挚，郑父虚伪残酷，鸨母则是唯利是图。其次，情节波澜起伏，曲折生动，引人入胜，反映出郑生一生的升沉起伏，人情百态。这种异乎寻常的生活遭遇，紧紧抓住了读者。另外，本篇文笔优美，造语精练。如写郑生初恋时的少年神态，东西市的歌唱竞赛，声音笑貌，恍如亲闻亲见。这种细节的描写，是极为成功的。
蒋防的《霍小玉传》塑造了一个薄幸男子的典型形象，对后世小说戏曲有极大的影响，我国此后的小说戏曲中，“痴心女子薄情郎”的题材始终居于一个特殊的地位，推本溯源，实与此文有不少关系。
李朝威《柳毅传》写人神相恋故事，别具特色。“龙女牧羊”、“柳毅传书”等，是其中家喻户晓的情节。《柳毅传》通过形神兼具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波澜起伏的情节描写，将灵怪、侠义、爱情三者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展现出奇异浪漫的色彩和清新俊逸的风神，堪称不可多得的佳作。
唐代爱情传奇中还有历史题材的，如陈鸿的《长恨歌传》，也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它是与白居易的诗《长恨歌》同时写出来的，但影响没有白居易的诗作大。
五、豪侠主题的唐代传奇
豪侠主题，也称作侠义主题。这类传奇在唐中期还较少，仅以李公佐的《谢小娥传》和沈亚之的《冯燕传》为代表。
李公佐的《谢小娥传》写谢小娥的父亲﹑丈夫被强盗申兰﹑申春杀害。小娥女扮男装，受雇于申兰家，终于设计杀兰擒春，表现了智勇俱备的侠义精神。沈亚之的《冯燕传》，写冯燕与滑州将张婴之妻私通，张婴妻给了冯燕一把刀，令他杀了自己的丈夫张婴。冯燕认为她无情无义，一怒之下杀了她。后来听说张婴被认定是杀妻凶手，将要问斩，冯燕挺身自首，表现了犯法后勇于承担责任的豪侠作风。不过，冯燕虽然能勇于承担责任，但怒斩情人，也未免太残忍冷酷了。
此外，《柳毅传》中的钱塘君，《柳氏传》中的许俊，《霍小玉传》中的黄衫客，也都属于豪侠类人物，虽在全篇中不是主要角色，但“侠”的形象却特别引人注目。
豪侠主题的传奇在唐晚时期有较大的发展，小说中侠的形象渐渐丰满。这一时期的主要豪侠小说，有薛用弱《集异记·贾人妻》，柳珵《上清传》，裴铏《传奇·昆仑奴》、《传奇·聂隐娘》（此篇又收于《甘泽谣》）、《传奇·虬髯客传》（原收于《传奇》，又由杜光庭节略为篇），袁郊《甘泽谣·红线》，薛调《无双传》等。而且引人注意的是，还出现了一些女侠形象，如《原化记·义侠》中的女剑客、《集异记·贾人妻》中的贾人妻、《传奇·聂隐娘》中的聂隐娘、《甘泽谣·红线》中的红线等。
这些传奇的内容涉及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快意恩仇、安邦定国等方面，突出了豪侠人格的卓荦不群，武功的出神入化，功业的惊世骇俗。这些作品中侠客所具有的高超本领，完全不逊于今天武侠小说中的故事人物，或者说今天武侠小说中的神异功夫，是由此继承发展而来。比如《贾人妻》中的贾人妻杀死仇人后，将其首级装入皮囊，“遂挈囊逾垣而去，身如飞鸟”。聂隐娘可以一剑刺中天上飞的老鹰，当街杀人而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她还可以像孙悟空一样变成小虫子躲进人的肠子中。《红线》中红线在从潞州前往魏博镇时，一夜轻轻松松地往来了七百里的路程，夜间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戒备森严的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房间，盗取了金盒，最终使伺机造反的田承嗣心存畏惧，放弃了举兵的计划，而且这个女侠红线居然还知道自己的前生后世。
这些作品大多沾染上了仙道色彩，小说中的侠客往往有着常人无法达到的神异功夫，来无影去无踪，显得神秘莫测。
中国小说中侠的形象至唐已趋向成熟，提供了侠客的诸种形态，如游侠、义侠、盗侠、隐侠、豪侠等，为后来的武侠小说家塑造侠客形象提供了蓝本。可以说，从唐代才开始有了小说意义上的武侠小说，为后代乃至现代武侠小说的创作开拓了道路。
唐代豪侠传奇中，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是最出色的一篇，塑造的“风尘三侠”（指虬髯客、红拂、李靖）形象最为生动引人。
《虬髯客传》对“侠”的定位，和其他唐传奇中出现的侠客有根本的不同。《虬髯客传》没有展现那些特异的功夫本领，作者着意表现的是三个侠客所共有的识大体、明大局，在大节上表现出的过人胆识，做出的惊人之举。
中国的侠义小说，直到清代才重新振兴。现在港台的武侠小说，就是沿袭清代武侠小说的套路发展而来的。
六、宋代传奇：叙古人古事，示垂诫之意
宋代的小说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兴盛的白话小说——话本上。志怪、传奇的创作，在话本的异彩对比下，已黯然失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说：“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托往事而避见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宋代传奇创作的成就不但远逊于同时代的话本，也远远赶不上唐代传奇的创作。尽管如此，宋代的传奇创作也不是一无成就。相反，在北宋时期，承继晚唐传奇的传统而创作的作品时有出现，也有不少奇丽彩艳之作。进入南宋以后，传奇体一蹶不振。金元之际，传奇的萧条依然如故。但令人惊异的是，元代宋梅洞《娇红记》却是一篇比较好的传奇作品。
宋代传奇写得比较好、比较多的主要有以下两类题材：
一类是写历史人物，特别是封建帝王后妃的事迹，如乐史《绿珠传》、秦醇的《赵飞燕别传》等。写帝王后妃的传奇，以隋炀帝和唐玄宗这两个帝王为描写对象的作品比较多。写隋炀帝的有伪托颜师古作的《隋遗录》（又名《大业拾遗记》），无名氏的《隋炀帝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等，内容主要记述隋炀帝开运河，游江都，造迷楼，修西苑等奢侈淫乐的生活。描写唐玄宗的有乐史的《杨太真外传》，秦醇的《骊山记》、《温泉记》，无名氏的《梅妃传》等。这类作品笔锋所到，意在惩戒，描写上只是一般的客观叙述，内容芜杂，结构松散，艺术成就不高。
另一类作品主要描写现实社会的男女恋情，特别是妓女的爱情故事。较好的有秦醇的《谭意歌传》、张实的《流红记》、柳师尹的《王幼玉传》、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等。
《绿珠传》和《杨太真外传》，两篇均是写历史人物的故事，稍加渲染，篇末加入一些劝诫之意。《绿珠传》这篇小说的历史背景是西晋末年大动乱的年代，作者通过西晋的贵族石崇和孙秀抢夺绿珠这个女子从而引发斗争这一故事，歌颂了绿珠的忠贞，同时讽刺了上层贵族的道德沦丧。《绿珠传》除了运用《晋书·石崇传》的资料外，还引述王昭君等好几个女性的事迹，甚至引用了牛僧孺《周秦行纪》里完全出于虚构的绿珠鬼魂赋诗言志和拒绝伴寝的情节。
《杨太真外传》汇集了杨贵妃的故事，除史传之外，还包括《长恨歌传》和《东城老父传》中的情节。这种兼容并纳的写法，当然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史传。但是，把它和唐代传奇小说相比较，又过于拘守史料，意象和文采都逊色很多。
秦醇的《赵飞燕别传》、《骊山记》、《温泉记》和《谭意歌传》都很著名。这里的前三篇作品都是历史题材的小说，写汉、唐宫廷帝王后妃的生活旧闻，与上述乐史的《绿珠传》、《杨太真外传》同体。其创作引用了一些史传和前人笔记中的材料，加进了一些艺术想象，写得较有情致。《骊山记》和《温泉记》以杨玉环为主角，虽然也是爱情故事，但加入了一些神怪情节，比《赵飞燕别传》又荒诞不少。
柳师尹的《王幼玉传》则是一篇堪与唐传奇相媲美的宋代传奇佳作。
小说中王幼玉的痴情和霍小玉一样哀婉凄恻，感人至深。只不过，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作品中的柳富并没有像李益那样是个显而易见的薄情郎，作品中说他不去和王幼玉团圆，是有客观原因的，而他也是日夜思念着王幼玉的，虽然作品中轻描淡写的这个客观原因显得有些牵强，没有什么说服力。冯梦龙编撰的笔记小说《情史》卷十收了这个故事，并加以改编。
《王幼玉传》继承了唐传奇的浪漫主义手法，叙事婉转，缠绵悱恻，是宋传奇中难得的一篇爱情佳作。
《李师师外传》出自《琳琅秘室丛书》，作者不详，被收入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集》，写的是北宋末名妓李师师与宋徽宗的风流韵事。
这篇小说和大多数宋代传奇不一样，不写历史故事而写当时的野史逸闻，写出了一个下层妇女坚贞沉着的个性，反映了靖康之乱后宋朝人的民族感情和批判精神，不失为宋代传奇中略有新意的一个余波。它描写宋徽宗穷奢极侈、荒淫失政，勾画张邦昌不顾人民死活、极力阿谀逢迎的丑恶嘴脸，特别是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向来被视为下贱却为抗击金兵慷慨解囊、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大义凛然的妓女形象，这对当时那些卖国求荣的投降派来说，无疑有深刻的讽刺﹑批判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