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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 宋元话本:白话小说,粉黛登场(2)

这篇小说一个成功的地方是情节的巧妙设置。小说以碾玉观音为线索,情节曲折、连贯、紧凑、生动。小说写暴戾的咸安郡王把崔宁和秀秀从潭州抓回来,崔宁被解去临安,秀秀被拉入后园,却并不说明她在后花园被打死了,此后跟着崔宁的只是鬼魂。一直到故事结束时,秀秀的鬼魂把崔宁拉去做鬼夫妻,读者才明白真相,这种悬疑的手法增加了故事情节的吸引力。这些都说明了话本小说在情节组织上的艺术匠心。此外,作品的人物形象塑造非常成功,个个鲜明生动,典型逼真。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收录在冯梦龙编的《醒世恒言》中。这篇小说通过死而复生、生而复死的情节,表现了周胜仙对爱情顽强、执著的追求。生生死死皆为情,周胜仙的魂灵对二郎说:“奴两遍死去,都只为官人。”生生死死地追求爱情,将爱情置于超越生死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统治和封建礼教相对立,表现了市民阶层的生活理想和民主要求。

宋元妇女爱情小说话本,已经突破了传统才子佳人式的小说模式。小说中塑造的李翠莲、璩秀秀、周胜仙这些女性形象,都是鲜活而生动的。宁宗一先生认为,“她们总是站在这个黑暗社会的对立面,对那个异己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道德规范公开表示轻蔑,并以触犯它为乐事”。这些妇女对爱情与自由的无畏追求、舍生忘死,显示出市井细民身上民主意识的觉醒与复苏,是宋元时代市井社会中生动鲜活的历史、惊心动魄的现实。小说话本中对于这些女性形象的心理刻画与传统文学中的女性描写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市民女性是按照自己的意识、自己的原则去处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爱情婚姻问题的,尽管生活的那个时代限制了她们自由心声的倾诉,然而她们仍然义无反顾地在这压抑沉闷的环境中追寻着自己理想的表达方式,即使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绝不停止追求的脚步。

2.公案类

公案小说话本在当时影响也很大。

今存大体可以肯定为宋元公案类话本的有《错斩崔宁》、《简帖和尚》、《曹伯明错勘赃记》、《合同文字记》、《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等多篇作品。

其中《错斩崔宁》这篇话本小说是历史上有名的冤假错案的一个典型案例。

这篇作品是宋元话本走向成熟的代表作,它在叙事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艺术构思周详细密;情节结构双线发展,分合有致,转接自然;善于利用偶然性因素,巧妙地组织和发展情节,于偶然中寓必然,因而虽然情节发展多处出于巧合,但有生活依据,显得合情合理,令人信服。

《简帖和尚》被收入《清平山堂话本》。冯梦龙编的《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也收了这个话本,题为《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这篇小说思想内容的最深刻之处,在于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夫权思想对妇女的迫害,反映了封建社会善良妇女任人摆布的悲惨命运。

特别要提一下的是,宋元公案小说话本中描写的官员断案活动,显得极其简单,往往三言两语带过,而且最常用的断案手法就是严刑拷打。

这些作品中代表法律和正义的判案官员的形象非常简单模糊,对他们审案、断案过程的描写也显得简单平淡,缺少波折。在明代拟话本公案小说中,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不同。这表现在,这些小说中出现了各类面目各异、真切可感的审判官员形象,他们在小说中各自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不能相互调换。

3.豪侠与神怪类

宋元话本中的豪侠小说,严格划分起来,和公案小说是不可分的,如代表作品《万秀娘仇报山亭儿》、《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是兼合“公案”与“豪侠”的作品。

宋元话本中表现的豪侠人物,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式的大人物,也没有什么特别惊天动地的神异的大本领,他们都来自底层的平民百姓,是一种生活化、平民化的人物形象。这些豪侠人物身上,带着股市民的世俗的生活气息,和秦汉游侠、唐传奇中的豪侠形象散发出的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截然不同。

神怪小说话本以神仙鬼怪为主要内容,以道教信仰为宗旨,常以道教法术描写警示世人。如《张古老种瓜娶文女》、《西山一窟鬼》等作品。

宋元小说话本的主要特色是篇幅比较短小,形式十分灵活,题材非常广泛,文学色彩和感染力非常强。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宋元小说话本主要从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吸取题材,以市民阶层为主体,多方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浓厚的生活气息。

其次,作品多以说书人的立场口吻讲述故事,留存有明显的说书艺人的风致,故事性强,情节曲折生动。

第三,在人物刻画上,较少孤立的静止的心理描写,而多在矛盾冲突和情节发展中展示人物性格。特别着重于人物行动和对话的描写,偶尔也穿插一些人物内心活动的刻画。虽然还显得比较粗糙,但已经有了一些富有典型特征的细节描写。

第四,语言采用接近当时口语的白话,质朴自然,通俗生动,具有较强的表现力。

宋元短篇小说话本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使中国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艺术更加成熟,为明清两代古典小说的繁荣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四、讲史话本和说经话本

如前所述,“讲史”是说话技艺中的一家。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就有专说“三分”(即三国)的专家霍四究,专说五代史的专家尹常卖等。讲史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吸收民间传说,讲述历代兴废争战之事。它的特点是:取材于历史,以朝代为主体,不以英雄人物为主体;讲述历代盛衰兴废之事,侧重政治、军事斗争;基本上采取“正史”的书面语言,也吸收了民间口语,形成半文半白的文体;篇幅较长,分节叙述。

现存宋元讲史话本主要有《梁公九谏》、《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和《全相平话五种》。

《梁公九谏》是讲史话本中的早期作品,共九段,叙述唐狄梁公(仁杰)九次进谏、反对武则天册立武三思为储君的故事,段落整齐,文辞古朴,简明扼要。

《宣和遗事》又称《大宋宣和遗事》,分前后二集,记述宋徽宗荒淫误国、北宋衰亡、“靖康之难”以及南宋建都临安的经过,内容庞杂,是杂抄各种旧籍成书的。

《五代史平话》原名《新编五代史平话》。分梁、唐、晋、汉、周五个部分,断代编述。整部《五代史平话》规模较大,在演述兴衰的同时,大体贯串着儒家的正统史观。但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仍是黄巢、石敬瑭、朱温、李克用、刘知远等一系列人物形象。

《全相平话五种》(所谓“相”,指的是肖像和图像。全相平话,就是说话时在场子中挂起一些画,使听众加深对说话的理解。这种形式,下开绣像小说和连环画的先河),即《武王伐纣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平话》(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续集)、《三国志平话》。《全相平话》原应是一套丛书,现存只有这五种,当时至少还应有《七国春秋平话》(前集)和《前汉书平话》(正集),今已不存。五种书,每种分上、中、下三卷,版式一样,均为上图下文,文字与图画合刊,显然是供人阅读的本子。

这五种书,文字粗率简单,时有讹误,似出于民间艺人之手。其读者对象当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民众。它们与《五代史平话》一样,既依傍史实,又杂以民间传说故事,有虚有实。如《三国志平话》中的张飞,史有其人,但书里的“张飞捽袁襄”等情节,则是民间艺人的虚构。本书对后来历史演义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有很大影响。

宋元的讲史话本,实是传统的史传文学与民间口传故事相结合的产物,亦文亦野,独具特色,别成一家。

说经话本是说话技艺中“说经”一家的话本。说经,其原意是演说佛书。说经承袭唐代的“俗讲”、“变文”,都是讲宗教故事。今存的宋元说经话本,只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全书三卷十七段。讲述唐僧玄奘一行七人往西天求请大乘佛法的故事。主要人物是猴行者,帮助三藏法师西天取经,途经三十六个国家,并出现了沙僧的前身——深沙神,不过还没有出现猪八戒等人物,但已初步具备了后来长篇小说《西游记》的规模。叙述比较简略,文字也嫌粗糙。书中穿插诗赞,作为话本中人物的代言,所以称为“诗话”。就“诗”与“话”的关系看,“话”是主体,演说蕴涵佛理的故事;“诗”是一种辅助手段,便于听众或读者加深对故事的理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说经话本的风貌,也反映出中土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交流、融会的情况。

讲史话本和说经话本,虽然艺术上远不如短篇小说话本那样成熟,但它们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雏形,在题材内容、表现形式、创作经验等方面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等长篇小说的产生准备了重要条件。

宋元话本小说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小说发展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奠定了古代白话小说的文体和艺术基础,在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