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是中国诗歌的形成期。首先，诗歌逐渐从两汉诗歌传统中解脱出来，继续沿着建安以来抒情言志的倾向发展，并形成了中国诗歌“缘情”的传统。其次，诗人们渐次将辞赋的题材、技巧引入到诗歌创作中，经过整合和过滤，逐渐完成了体物向写意的过渡，促成了中国诗歌意境化的特征。第三，在佛经翻译中形成的声律说，被引入到诗歌创作中，使平仄、对仗等技巧成为诗歌声韵的自觉追求，完善了中国诗歌的声情和节奏。第四，在南北文学交融的大背景下，田园、山水、体物、边塞陆续成为诗歌的题材，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两晋：成长中的困惑与超越
两晋诗风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有三点：一是探索诗歌的发展道路，试图在总结汉魏诗风中开辟出一条新路，使诗歌创作由自发开始走向自觉；二是受制于时代，诗人们在艺术形式上过多模拟汉魏古诗，在艺术技法上过多依赖于辞赋的铺陈，在艺术精神上因袭多而创新少，呈现出一种徘徊中前进的特征；三是诗风开始多元化，太康诗风的繁缛、玄言诗的冲淡、游仙诗的艳逸以及陶渊明田园诗的自然，都呈现出不同的创作倾向和艺术情趣。
代表这种倾向的首先是太康诗风，即晋武帝太康年间，一度出现的文学的繁荣。《文心雕龙·明诗》说是“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情采篇又说这一时期，“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诗歌内容缺乏真实而高尚的情感，形式上又多模拟因袭。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其中陆机、潘岳和左思又是这些诗人的代表。
陆机（261—303）出身东吴世家大族，祖父陆逊为吴丞相，父亲陆抗为吴大司马。他在吴国灭亡后闭门读书将近十年，后来和弟弟陆云一起到洛阳，曾受到张华的赏识。由于陆机对家族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对自己的才学又极为自信，他希望自己能像先祖一样，建立不朽的功业，因此有着强烈的功名欲望。他入洛初就作为太傅杨骏的祭酒，杨骏失败后，贾谧当权，他又依附贾谧，参与贾谧“二十四友”的活动；又投赵王司马伦，做了参军；赵王伦败亡后，再投成都王司马颖，曾担任后将军，率兵二十万，与长沙王司马乂大战，失败后被成都王杀死。他不停地投靠势不两立的双方，可见他对功名的追求的执著。他依附权贵，朝秦暮楚，显得浮躁而无节操。这就影响到他的诗歌的特征：虽然有华美的形式，但缺乏高尚而严肃的情感，因而显得繁缛无力。
不过陆机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一些过渡性的特征：第一，他采用了汉魏乐府、古诗中的各种题材和形式，如模拟《古诗十九首》而创作的《拟古诗》十二首。这些诗作多追求形似，似乎在展现自己的文学功力，但缺乏鲜明的个性和饱满的情感。这说明两晋诗歌尚未在汉魏风骨之后，寻找到独特的创作题材和独立的艺术形式。第二，他的诗歌呈现出繁缛的艺术风格。张华曾说：别人作文章担心他才气不够，陆机作文章却担心他才气太过。言外之意是认为陆机才情太过，而呈现出雕琢辞藻的毛病。其实，在魏晋时期，借鉴辞赋的铺陈是诗歌缀篇的重要手法，曹植的诗歌也有辞采华茂的特点，陆机是继续沿着“骋才施辞”的道路发展，但由于他缺乏曹植等人的情感和襟怀，这种辞采不是依附于充实饱满的内容上，因而显得华艳而无力。不过，陆机喜欢用对偶句式，尽管这些对偶显得呆板而滞涩，但却为此后诗歌铺排和对仗作了必要的准备。特别是他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不仅总结了自己诗歌创作的心得，而且也为此后诗歌重视情感表达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潘岳（247—300）是中国诗歌史上少有的美男子，他少年时以才慧而为乡里称为奇童，成年后“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①。但他性格轻躁，追求名利，和石崇等人一起谄媚权臣贾谧。据说他常常看见贾谧的车就拜，车走远了，还在尘土中不起身。他不仅替贾谧起草文稿，而且直接参与贾谧的政治阴谋，诬陷愍怀太子。他在道德和人品上存在极大的缺陷，成为文人缺乏节操、附炎趋势的典范。不过，他的诗歌却有很深挚的情感，特别是他回忆自己妻子的作品，如《悼亡诗》等，触景生情，由物是人非而感受到的无法言传的悲痛，却有着动人的感染力。潘岳的诗歌辞采华艳，钟嵘曾引孙绰语评价说他“烂若披锦”，这与陆机的风格是一致的，但也是由于铺叙过多，使诗歌变得平缓、枯燥而不够含蓄。
与潘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左思。左思（250—305）出身寒族而有才华，他的《三都赋》作成后，豪贵之家竞相传写，一时洛阳为之纸贵。但他相貌丑陋，口才不佳，性格内向，根本不会推销和展示自己，因此只在元康时当过一段时间的秘书郎，一生未曾做过显官。他的被压抑、被排斥的命运决定了他对当时门阀制度的极度痛恶。因而他的诗歌，特别是《咏史》八首，充满了抗争与不平之情，代表了寒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由于作品表述的是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和无可奈何的抗争，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用情感驱动词汇，不刻意追求语言的精工，但却充满了激情，洋溢着愤慨，显得风骨凛然，因此钟嵘称之为“左思风力”，他正看到了左思对于建安风骨的继承。左思《咏史》诗歌，名为咏史，实为抒怀，借古讽今，开创了咏史诗的新路，成为后代咏史诗常用的范式。
与左思风格相近的还有两晋之交的刘琨（270—317）。他少年时以雄豪著名，颇负志气，一度好尚老庄，追慕放旷，嗜好声色。但随后因晋室危亡，逐渐唤醒了他的社会责任感，后悔早年的放纵，一改过去的作风，联合各路武装集团拱卫晋室。由于他缺乏将略，最终被害，走完了悲壮的一生。刘琨现存的诗歌只有四言《答卢谌》，五言诗《重赠卢谌》和《扶风歌》，充满刚劲清拔之气，得到诗论家们的好评。①
可以说，西晋诗风是沿着建安诗风发展出来的，一直走的是注重辞采的路子，把曹植的“辞采华茂”发展到了繁缛的地步，如陆机、潘岳等人；另一路则重视骨气和情感，继续着建安风骨的情感表达，如左思、刘琨等人，尽管这不一定是他们有意识的追求，但却能看出西晋诗歌继承和发展汉魏诗歌的道路。
东晋诗歌的发展，又走出了两条新路：一条是强化了诗歌的阐释功能，用诗歌来表达玄学和神仙思想，从而促成了哲理诗和游仙诗的发展；二是反思了繁缛的诗风，开始向着平淡闲远和清新自然的方向努力。
由于东晋偏安江东，政风务在清静，玄学与清谈之风盛行，士族们以能谈玄为高，从而促成了玄言诗风的盛行。玄言诗一方面用山水风光来阐释玄理，另一方面则努力发掘山水中的情趣和哲思，可以看成是老庄玄理与山水之理相结合的产物。代表诗人有孙绰、许询、桓温、庾亮、支遁、慧远等，他们把道家的、佛家的思想用诗歌的语言表述出来，使之成为诠释玄理的工具。钟嵘《诗品》说这些诗歌“平典似道德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正道出了玄言诗在内容上枯燥，在形象上薄弱的特点。但玄言诗所追求的清淡风格，却对陶渊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游仙诗的代表诗人是郭璞，他博学有高才却不善表达。他早年就开始学习儒学。他通晓经术，也通古文奇字，曾注释过《尔雅》、《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辞》等文献，还善于天文卜筮之术。他在诗歌中大量表现游仙思想，把秦汉以来的游仙诗作了总结。
游仙诗的起源甚早，秦博士有《仙真人诗》，汉乐府中及曹操、曹植等人都有游仙诗，这些诗歌多描写轻举高蹈的神仙生活，表达了作者对于神仙长生境界的向往，有一定的超脱尘俗的意味。郭璞的游仙诗一方面吸取了前期游仙的内容，另一方面加入了自己的怀抱与感慨。钟嵘在《诗品》中说他的作品“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咏怀，非列仙之趣也”，说明了他的诗歌具有一定的现实情怀。由于游仙诗所写的神仙多居住在山林之中，因此游仙诗不可避免地涉及山水、风景描写，而且郭璞常借神仙漫游来隐喻玄想，形象鲜明，辞采华美，所以又和玄言诗歌的平淡寡味不同，而是具有华艳、飘逸、清秀的特点，表现出了与玄言诗歌截然不同的艺术追求。
游仙诗所开启的浪漫的想象，为中国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前的汉乐府和文人诗歌，过多关注于现实和个人遭遇，写实性强而想象薄弱，游仙诗浪漫不羁的想象开拓了中国诗歌的艺术空间，促成了后代浪漫诗派的产生。唐代的李白、白居易、李贺、李商隐，宋代的秦观、陆游以及元代的杨维桢，清代的龚自珍等都曾借用灵异寄托怀抱，用神仙世界来弥补现实的残缺，使神仙、灵异成为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上的一个重要的表现领域。
二、陶渊明：用心灵感悟自然的诗人
陶渊明（365—427）是魏晋诗风陶冶和培养出来的一位代表性诗人，也是晋宋诗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关键诗人（图1-6）。他以其独具特色的田园诗，不仅承接了东晋玄言诗追求平淡的艺术倾向，而且通过传神写意，推动了诗歌意象的丰富和意境的发展，为南朝诗歌的发展作了必要的铺垫。
陶渊明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他的曾祖陶侃曾做过东晋的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外祖父孟嘉是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又是东晋名士；父亲陶逸也曾做过官吏。陶渊明一直对曾祖与外祖父十分崇敬。他多次在诗歌中赞颂曾祖的功德，并教育孩子们要效法先祖。他也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希望能够做一个“大济于苍生”的人。由于父亲早逝、天下大乱，陶渊明幼年时家道衰落，所以，他的少年时代是在柴桑农村度过的。他常常因贫寒，不得不为生计而到处奔走，但他性格闲静，潜心读书，忘怀世事。《晋书》本传说他“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他自己也说：“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①
或许是因为要扶济家境，或许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猛志”，二十九岁那年，陶渊明出任江州祭酒。祭酒要管理许多琐碎的事务，陶渊明上任不久，就“不堪吏职”，自行解职归隐。后又被召为州主簿，他又谢绝了。但是第二年，陶渊明的妻子去世，桓玄被诏命为江州刺史，又被推为盟主。大约在此后不久，陶渊明进入桓玄幕任事，曾奉命出使京都建康，但职务不详。隆安五年（401）冬，陶渊明的母亲孟氏病逝，他便辞去桓玄幕的差事，回家守丧。元兴三年（404），刘裕任镇军将军，率军大败桓玄，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大约在此后一年中，陶渊明做过刘裕参军，后辞职任建威参军。他有首题为《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写他任建威刘敬宣的参军。刘敬宣于义熙元年（405）三月底改任宣城内史，陶渊明大致也在这一年辞职返乡。
由于家贫，靠耕植不能自给自足，便在亲人朋友的劝说下，在家叔陶夔的引荐下，于义熙元年（405）八月，出任彭泽县令。但由于他生性自然，不习惯官场的应酬，特别是感到自己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①，加上妹妹丧于武昌，他便辞去彭泽县令，归家隐居。
归隐之后的陶渊明，过着种田、读书、写作的闲居生活，虽然生活是贫困的，有时甚至不得不靠友人接济度日，但他却感觉非常快乐。因为他把“固穷”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自勉自励。他在《有会而作》中说“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又在《饮酒》其十六中说“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他将古代的贫士阮公、荣叟、黔娄、袁安、张仲尉、黄子廉以及伯夷、叔齐、颜回、荣启期、长沮、桀溺、商山四皓等，作为自己崇拜和效法的对象，勉励自己洁身自好、安贫乐道。在这种困穷而闲适的环境中，陶渊明将自然作为自己的生活状态和人生追求。他在《归园田居》其一中用“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形容自己归隐的乐趣。在陶渊明的诗文中，自然不仅仅是外在的自然，还包括道德修养上的抱朴含真，生活习惯上的轻松愉悦，以及在人生得失上的顺其自然。
陶渊明将儒家、道家思想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新的自然观，即真自然说。这种自然观念是超脱于儒、道、佛诸说之上的，带有魏晋风流和艺术精神的人格写照，是人生的艺术化，也是艺术的生活化。它处处体现出一种与自然合拍、与天地冥契的闲适和从容。因而陶渊明的诗歌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在艺术上，都体现出一种优雅的闲适意识。
陶渊明诗歌中大量描写田园的幽静和自己徜徉其中的愉悦心境，这与他悲叹行役、描述官场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归园田居》其一描述自己归于田园的快乐心境：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他把自己回归田园比喻成笼中之鸟飞回山林，池中之鱼重返深潭，表达出一种归于自然的无比愉悦。方宅、草屋、榆柳、桃李、远村、炊烟、狗吠、鸡鸣，一切生机勃勃却又宁静优美，在这样至真至淳的境界，陶渊明可以饮酒，可以采菊，可以荷锄，可以漫步。这里既有辛苦，也有收获；既有乐趣，也有情调。他既可以与朋友郊游，如《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所说“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可以独自留恋琴书，如《和郭主簿》其一中所写“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也可以与邻居们一起努力耕作，农闲时赋诗饮酒。这种恬淡无争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也是真诚坦率的，符合陶渊明的个性，因而寄寓了陶渊明无穷的情感和诗思，成为他诗歌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篇章。
当然陶渊明还有反映农村凋敝和生活贫困、描写桃花源式的社会理想、抒发个人孤独苦闷和倾诉与友人真挚情感的作品，但这些作品，仿佛绿叶一般，烘托着田园诗这朵奇葩。正是有了田园诗的优美和宁静，我们才能体会到陶渊明丰富的情感世界，才能感到这些诗歌的丰富多彩，才能感到陶渊明田园诗的可贵。因为田园诗是陶渊明的独创，所以它又可说为中国诗歌开辟出来的一个新领域。
陶渊明的田园诗是以平淡、自然作为其艺术风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