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傅聪长大成材的道路上，我们看到作为父亲的傅雷所灌注的心血。傅聪在他身边的时候是这样，在他们身处两地，形同隔世的情势下也还是这样。《傅雷家书》便是后来编辑成书的傅雷写给傅聪和傅敏的书信，在这些看似平常的书信中，隐藏着一个父亲、一个艺术家深厚的感情。
1955年4月，傅雷在写给傅聪的信中说：“我自问：长篇累牍地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做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还是在演奏姿态方面。”这一段话可以清楚地说明傅雷写这些书信的目的，《傅雷家书》可以说是“傅雷谈艺录”，他以傅聪为“一个讨论艺术”的对象，把家书当做讨论艺术的载体。父子二人不仅志趣相投，而且秉性相近，在家书中互相切磋。
1955年3月20日，傅雷得知傅聪在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大赛中获奖，他首先想到的是为祖国高兴：“东方升起了一颗星，这么光明，这么纯净，这么深邃；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世界纪录！”又说：“在艺术成长的重要关头，遇到全国解放、政府重视文艺、大力培养人才的伟大时代，不能不说是傅聪莫大的幸运。”
1957年整风反右时，傅雷和傅聪同时受到批判，在一位中央领导的保护下，傅聪又回到了波兰，但对傅雷的批判却越来越严重了，直到后来他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在这种情况下，傅聪于1958年毕业后没有回到中国，而是到了英国。后来，傅聪回忆这段往事说：“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来参加整风反右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在《傅雷别传》一书中，傅聪又对上述说法有所修正，他认为正是由于他的出走才使傅雷先生多活了八年，否则以他的性格或许当时就走了绝路。而另一方面，以傅聪在国际音乐界、文化界的影响，当时的中国官员也有所顾忌，没有对傅雷进行更深一层的批判。
尽管如此说，傅聪的出走却使傅雷受到了心灵的伤害。
在重重的压力下，傅雷好不容易获准了与傅聪继续通信的权利。在那么凄冷的境遇下，他却怀着一颗赤诚的心，谆谆教诲傅聪勿忘祖国，永远维护祖国的尊严。
“孩子，十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加你的负担。你既然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着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
“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誉得失事大！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
傅聪出走之后，当时曾向记者公开自己制定的“三原则”：
一、不入英国籍；
二、不去台湾；
三、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
但是由于傅聪长年在世界各地演出，不入英国籍在签领出国护照时颇多不便，万不得已，傅聪于1964年加入英国籍。傅聪把此事告知了傅雷。傅雷得知消息后，几个月没有给傅聪回信。直到后来傅聪的长子凌霄出世，给傅雷拍来电报报喜，傅雷才于1964年10月31日回信。他说：“几次三番动笔写给你的信都没有写成，而几个月的保持沉默也使我魂不守舍，坐立不安，我们从8月到今的心境简直无法形容。你的处境，你的为难，你的迫不得已的苦衷，我们都深深的体会到，怎么能责怪你呢？可是再彻底的谅解也减除不了我们沉重的心情。民族自尊心受了伤害，非短时期内所能平复；不知你是否理解我们几个月沉默的原因，能否想象我们这一回痛苦的深度？不论工作的时候或是休息的时候，精神上老罩着一道阴影，心坎里老压着一块石头，左一个譬解，右一个譬解，总是丢不下，放不开。我们比什么时候都更想念你，可是我和妈妈都不敢谈到你；大家都怕碰到双方的伤口，从而加剧自己的伤口……”
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傅雷的民族感情是多么深厚，而傅聪加入英国国籍又使他处于多么矛盾而痛苦的心境之中。面对孩子的这一选择，傅雷努力去理解，可是理性上尽管理解了，感情上却无法接受——其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读之令人感慨不已。
在谈到艺术的时候，傅雷谈到了艺德的重要性，他曾经不止一次对傅聪说过，要“先为人，其次为艺术家，再次为音乐家，最终为钢琴家”。他说：“做艺术家先要学做人。艺术家一定要比别人更真诚、更敏感、更虚心、更勇敢、更坚忍。”在1954年9月4日的信中，傅雷在信中提醒傅聪：“你别忘了，你从小到现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国独一无二，便是在世界上也很少很少。哪个人教育一个年轻的艺术学生，除了艺术以外，再加上这么多的道德的？我完全信任你，我多少年来播的种子，必有一日在你身上开花结果——我指的是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叶永烈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详尽地总结了《傅雷家书》所谈艺术道德的主要内容：
第一，淡于名利——“希望你能目光远大胸襟开朗，你受的教育，从小就注意这些地方。身外之名，只是为社会上一般人所追求，惊叹；对个人本身的渺小与伟大都没有相干。孔子说的‘富贵于我如浮云’，现代的‘名’也属于精神上‘富贵’之列。”（1956年7月29日）
第二，真诚——“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真诚的‘不懂’，比不真诚的‘懂’还叫人好受些。”（1956年2月29日夜）
第三，自我批评——“有自信同时又能保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的确如你所说，是一切艺术家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1960年12月2日）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哪一门艺术不如此！”（1962年10月20日）
第四，谦逊——“遇到极盛的事，必定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格外郑重、危惧、戒备的感觉。”（1955年3月20日上午）
第五，融会贯通。
第六，认真。
第七，要有耐心。
第八，要有赤子之心，等等。
傅雷以上的这些论述，是一个艺术学徒的基本道德修养，也是傅雷对傅聪的基本要求。这不过是傅雷在大的方面的要求。此外，在生活的一些小节上，傅雷也有严格而细微的要求。比如邮票贴在哪里，信封上该写多大的字，应该怎样签名，又比如“围巾必须和大衣一同脱在衣帽间”，“出台行礼或谢幕，面部表情要温和”，直至“坚持真理的时候必须注意讲话的方式、态度、语气、声调”等等。傅雷曾说：“无论如何细小不足道的事，都反映出一个人的意识与性情。修改小习惯，就等于修改自己的意识与性情。”所以即使在最细小的事情上，也十分注意，并希望傅聪也能注意。
傅雷眼中的傅聪
1955年傅聪获奖以后，傅雷曾应邀为一些杂志写过一些介绍性的文章，如我们上文提到的《傅聪的成长》等。1956年傅聪回国，傅雷曾为他的演奏会写过《乐曲说明》，而傅聪走了之后，他又写了《与傅聪谈音乐》等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傅雷既为傅聪的成就自豪，同时也指出了他的一些缺点，希望他以后能改正，并能不断取得进步。
在《与傅聪谈音乐》中，傅雷所谈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傅聪的缺点——“有些听众觉得你弹琴的姿势很做作，我们一向看惯了，不觉得，你自己对这一点有什么看法？”
其实这也是傅雷在书信中经常批评傅聪的一个缺点，他认为演奏时动作和手的动作太多，不仅浪费精力，而且影响速度。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感性的表现，但实际上却是技巧上力不从心的一种潜意识的表现，因为假如演奏者能通过乐器来抒发他的乐思，便不会借助于身体和哼唱，而且身体的摆动并不能使弹奏更加传神。所以在家书中，傅雷一再提醒这一点，比如在1954年11月23日的信中，他说：“假如你能掀动听众的感情，使他们如醉如狂，哭笑无常，而你自己屹如泰山，像调度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一样不动声色，那才是你最大的成功，才是到了艺术与人生的最高境界。”
傅雷对傅聪的肯定和褒奖是有限度的，并且是间接的，主要是引用了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委的看法与一些媒体的报道。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傅雷对傅聪的肯定虽然是积极的，但却颇为审慎，他尤其欣赏意大利钢琴家阿高斯蒂教授对傅聪说的话，“只有古老的文明才能给你那么多难得的天赋，肖邦的意境很像中国艺术的意境。”傅雷先生认为这段评语“无意中解答了大家心中的一个谜。因为傅聪在参加肖邦比赛前后，已经在国外引起了一个普遍的问题：一个中国青年怎么能理解西洋音乐如此深切，尤其是在音乐家风格极难掌握的肖邦。”傅雷先生的看法与这位评委相似，也认为傅聪这方面的成就大半得力于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认识与体会，并且说：“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具备自己的民族灵魂，才能彻底了解别人民族的优秀传统，渗透他们的灵魂。”
对傅聪未来的前途，傅雷先生的态度也很审慎，他说：“……正如我在傅聪十七岁以前不敢肯定他能专攻音乐一样，现在我也不敢说他将来有多大发展。一个艺术家的路程能走得多远，除了苦修苦练以外，还得看他的天赋，这潜在力的多、少、大、小，谁也无法预言，只有在他不断努力、不断发掘的过程中慢慢地看出来。”
令傅雷先生欣慰的是，傅聪在琴艺上一直不断进步，直到距离他写下上述那段话近半个世纪的今天，傅聪依然活跃在世界乐坛上，应该说没有辜负傅雷先生的教育和栽培的苦心。
傅聪眼中的傅雷
在傅聪的心目中，傅雷先生是他的“一面镜子”，他认为傅雷先生是个很矛盾的人，愤世嫉俗而又有赤子之心，热情洋溢而又长于冷静的分析，“一方面他认为这世界既可怕又肮脏，另一方面，他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又是如此的关怀，如此的痛心疾首”。他为了李公朴、闻一多、甘地被暗杀，忽然几天不吃饭，关着门不见人，傅聪说，“那些日子里，我们都见不着他，只记得妈妈流着泪，敲着门说：‘老傅啊！不要这样，吃点东西吧！’”
从此处我们可以看出傅雷虽在书斋中度过了大半生，但他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而是“心事浩茫连广宇”，心灵与周围广大的世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对自己童年时所受到的体罚与严格的管教，傅聪在谈话中表示，他能理解父亲内心的痛苦，因为他知道他的童年也不快乐，而他也从这种严格的管教中学得了不少东西。“他的人生观在我心中已经生根，而且扎得这样深。至少，他所追求的理想，已在我身上得到部分的体现。”
傅聪又说：“记得第一课上《论语》，就学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其实，这就是我的人生价值，是我一辈子身体力行的方式。”
对于两人洋洋洒洒的通信，傅聪先生认为：“他虽然在千里之外，但我们在心灵上是非常接近的。”金圣华女士指出：“到了后来，你们不仅仅是父子在通讯，还是两个艺术家在展开对话。”她并结合傅雷先生晚年的处境，做了很精辟的分析，她指出：“你的父亲的精神领域那么辽阔，那么深远，可是到了晚年因为环境的关系，他无法再拓展视野，只好把魂魄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你是他的眼睛，你是他的耳朵。”这段话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傅雷与傅聪频繁通信的原因，也让我们更真切地看到了傅雷先生当时的精神处境。
傅聪在谈话中还分析了傅雷先生精神的内在结构——一方面他讲西方的人道主义，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中特殊的悲剧精神很有感受，比如他常在家里慷慨激昂地谈“死谏”，即所谓的“抬了棺材见皇帝”，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是不妥协精神最为积极的表现。而他这种性格也就构成了他的命运，他后来之所以选择自杀也正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
2001年3月，傅聪在香港的演奏会上，对国内音乐界的浮躁与欺骗之风极为不满，他又一次提到了傅雷先生对他的教诲，他说：“我真是谢天谢地有这样一位爸爸，还有我从小受的教育，至少文化根底放在那儿，还不至于一下子把自己毁掉了！”可见傅雷先生在为人与艺术上对傅聪的影响是巨大的，是他对抗当今艺术商业化炒作的精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