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截械事件
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取消帝制，很快就病死了，北京政府的实权落到了段祺瑞的手中，段祺瑞是安徽人，所以他的一派势力就被称为皖系军阀。
段祺瑞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权力，他不满满清垮台后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现实，力图用武力统一中国，于是在掌握北京政府权柄不久，就发动了南北战争。
但军阀就是军阀，摆在他们面前的从来就只有两个字： “利益”。段祺瑞要武力统一，但摆在最前线的军队却是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队。如果南北战争进行下去，不管最终结果如何，直系实力肯定会遭到严重削弱，到时候就是段祺瑞的皖系实力最强了。
当时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冯国璋对形势心知肚明，为了保存实力，他屡屡指示手下军官尤其是长江三督处处制造麻烦，并多次向中央政府通电停战。
1918年2月24日，直系的冯玉祥在南进的过程中，突然于湖北的武穴发表了“促进南北和局”的通电，这个主和通电对段祺瑞的主战派是一个沉重打击。冯玉祥在武穴发表通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武穴处于湖北和江西的交界线上，冯旅在此驻足，对主战派两路军队的南进，造成了重大影响，这就打乱了段祺瑞的整个军事布局。
此时，段祺瑞虽然已经掌握军权，但实力上仍然难以为继。对冯国璋的伎俩，他是心知肚明，但自己却难以控制整个局势。出兵强行进攻南方军，势必造成自己的力量进一步被削弱而让直系坐收渔翁之利；不出兵吧，冯国璋的意图得逞，南方军仍然控制南方，全国统一遥遥无期。此时的他确实理解了这个词——骑虎难下。
这时候，他的军师徐树铮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就是“引奉入关”。．具体做法就是说服张作霖的奉军以参战和助战为名，将奉军引进关内，威胁到京津一带，让冯国璋感到压力，并迫使苏督李纯辞职，王士珍自己下野，这样段祺瑞就可以回到北京政府，继续当他的总理了。
徐树铮，字又铮，曾用名徐则林。千万别念反了，要不就成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爱国将领林则徐了。只不过人家林则徐是历史知名的政治家，其文才武略早已是名留青史，而他徐树铮不过是一介籍籍无名的秀才而已。
袁世凯做山东巡抚编练新军时，小徐慕名投奔，但阴差阳错，最后小徐投袁未成。就在他失意彷徨之际，偶然机会他结识了其时正在袁世凯手下任武卫右军炮队统带及随营武备学堂总办的段祺瑞，段非常赏识他，让他当秘书，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段祺瑞在保定办军事学堂时，徐树铮虽然只是个文职幕僚，却天天和士兵一道操练，段祺瑞因此称赞他“艰苦卓绝，志趣异人”，并于1905年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留学。回国之后，自负文才武略样样精通的他就一直跟随段祺瑞，成为段跟前不可或缺的人物。
士为知己者死，小徐一生的确对段祺瑞忠心耿耿，从来没有二心，而段祺瑞对徐树铮也给予了少见的信任。可以说，在国事和军事上段祺瑞做出的每一项重大决定，都有徐树铮的影子。
这个徐树铮的确也颇有真才，据说他的记性非常好，可以说是过目不忘，什么公文、条例，他看得既快，记得又熟，只要段祺瑞一问他，他总是对答如流。段祺瑞对徐树铮的提拔也是连升三级，很快就让他做到了自己的副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并且他还特别欣赏小徐，基本上是言听计从，真不知道徐树铮给段祺瑞吃了什么迷魂药。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段祺瑞对徐树铮如此高恩厚义，徐树铮对段祺瑞却并不是言听计从。段祺瑞吩咐下来的事，徐树铮不喜欢的就直接驳回，不想办的事情就扔在那里理都不理。就是这样，段祺瑞居然好像并不怎么生气，按他的脾气绝不应该是这样的。想必段祺瑞和徐树铮是“王八瞧绿豆——对眼了”，因为段祺瑞也是这么个倔脾气，顶撞起袁世凯来也是一样一样的!
这个徐树铮的确有真才实学，但他的个性却也让人难以接受。他过于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当时的中国，他除了对段祺瑞服气外，没有第二个人能被他看在眼里，而且他做起事来心狠手辣，不计后果，这点后文也会有所涉及。
徐树铮提出的主张虽然能解决当务之急，但段祺瑞对张作霖是很有戒心的，担心他一旦进关就难以控制。于是只答应徐树铮对外放风，说是要请张作霖和他的奉军入关协助作战，其实就是想吓唬吓唬冯国璋他们，却不愿意真的放张作霖进来。
但徐树铮一向独断专行惯了，就瞒着段祺瑞私下力邀张作霖，并向他许下了种种好处。张作霖对进关是万分高兴的，但又担心自己进关后受到各派势力的反对，正苦于找不到借口，天上就掉馅饼了。而且就在此时，又传来一个天大的喜讯，那就是徐树铮答应送他一批武器装备。
徐树铮手头并没有武器，他所说的武器，其实是段祺瑞还在当总理时，向日本订购的一批枪械，总数约有将近三万支。当时日本通知中国枪械已经运到秦皇岛，徐树铮得到电报后，第一时间就通知张作霖，叫他派人将这批枪支截下来。
于是，张作霖派张景惠、杨宇霆两人暗带军队，星夜赶到秦皇岛。这时候，冯国璋派来的接收军械的人也到了秦皇岛。张、杨二人特意同该接收人住同一客栈，每目一道吃喝玩乐，极力拉拢。等到运枪械的日本轮船抵达港口，张、杨安排人卸货装上火车，然后暗将机车倒挂过来，车头朝东，待汽笛一响，火车满载枪械出关。军械截到后，奉天添编陆军一师，还添了陆军混成旅七个旅。张作霖按照和徐树铮议好的计划，由孙烈臣率领奉军沿京奉线入关，驻扎在天津、廊房一带，奉军司令部设在了天津军粮城，总司令是张作霖，徐树铮做了副司令。
这批军火数目可观，谁得到它都会大大增强实力，这个道理谁都知道，段祺瑞当然更是清楚。本来段祺瑞是想通过跟日本人借款购买枪械，好装备自己的“参战军”，没想到枪械刚一上岸就成了奉军的囊中之物。得知消息后的段祺瑞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但是毕竟枪械事关重大，段祺瑞还是不愿意就这么吃个哑巴亏，他在责骂了一番徐树铮后，扭头一再催促张作霖归还武器。到嘴的肥肉谁愿意吐出来，张作霖与段祺瑞打起了太极，也给段祺瑞发了一通电报，说他早已布置南征，只因缺少军火，未便起行。此次“提去”军火，事先未予请示，因为公文来往费时，只得先斩后奏。
过了两天，又给段祺瑞发电报，称“所练军队，无论对内对外，均属拥护中央，一旦编练成军悉听政府驱策”，段祺瑞知道这批军火是羊入虎口，没有回来的希望了，只得放弃，默认了事实。
张作霖进关后，直接威胁到了北京政府，冯国璋坐不住了，偷偷溜回自己的老家，但半路上被截住，只好回到北京。在张作霖的威胁下，他不得不让总理王士珍辞职下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段祺瑞从后台走到了前台，又在大力推行他的“武力统L”中国的政策。张作霖是想利用徐树铮，借以扩张奉系的势力，但徐树铮也在利用奉军扩大自己的实力。就在段祺瑞与南方开战中，因前方战事吃紧，徐树铮决定在汉口设立一个奉军前敌总指挥部，把奉军的六个混成旅全部调到湖南战场上，并命令奉军的三个师长孙烈臣、汲金纯、吴俊升速到长沙，布置作战计划。因为此时的徐树铮是奉军在关内的副总司令，还是有调动大军的权力的。但张作霖不傻，他不愿意被皖系军阀利用来充当炮灰，于是他迅速调回三个奉军师长，并要调回摆在前线的奉军。徐树铮被架空，因此对张作霖产生了怨恨，这为他们后来的翻脸埋下了伏笔。
此后徐树铮在奉军副总司令的任上又干了几件事情，越发让张作霖不能忍受，特别是诱杀陆建章事件发生后，张作霖终于对徐树铮忍无可忍，两人彻底闹翻。
陆建章是冯玉祥的长亲，是他一手提拔了冯，还将内侄女许给冯为妻。冯玉祥滦州起义被拘后，陆建章千方百计营救，使冯玉祥幸免于难，因此两人感情相当深厚，但徐树铮主张对南方用兵，而那些主和派却是他们的心腹之患，尤其是冯玉祥通电主和的事情发生后，南北战争直接受到了影响，于是徐树铮恨死了冯玉祥，他认为冯玉祥的背后一定是陆建章在指使。
愤怒之下，他随口对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说，他想除掉陆建章。杨宇霆大概是没想到徐树铮说的话是当真的，以为他不过是生气的时候随口发泄，便随口答道： “也好。”徐树铮便以此作为奉军对他行为的认可，在1918年6月15日，把陆建章骗到司令部枪毙了。
这件事震惊了当时的朝野上下!
我们知道在民国时期，军阀混战不休，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虽然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们每天为了地盘和权力明争暗斗，几乎天天上演赵打钱、孙打李的戏码，但大家都明白，那是政治游戏。军阀们个人之间只有派别矛盾，没有个人恩怨。北洋时期，军阀们很少发生互相之间肉体消灭的事情。在很少的几个例子中，那些置政敌于死地的人往往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比如孙传芳，还有现在的徐树铮。孙传芳因为枪杀了奉军将领——年届70的施从滨，他失败下野后被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寻仇，死在了居士堂。而现在徐树铮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遵守游戏规则，枪杀了陆建章，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张作霖得知这一消息后，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知道徐树铮很跋扈，但怎么也没料到居然混蛋到这个地步。因为他徐树铮一人的拖累，他的奉军很可能成为北洋的公敌，他可不想被徐树铮拉下水。
张作霖当即下令撤掉了徐树铮的副总司令职务，并且还要追究他在奉军副总司令任上挪用公款的事情。从此徐树铮对张作霖怀恨在心，埋下了要杀掉张作霖的阴险的种子。
咱也当回调停人
191 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病死。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的首领段祺瑞被日本看中。日本人认为，段祺瑞是袁世凯之后唯一有实力统治中国的人，认为他能够继袁世凯之后掌握中国的政权，而且段祺瑞也极力推行“武力统一”的政策，日本人很欣赏这一点，但由于段祺瑞的武力和财力都不足，他们便不遗余力地支持段，给他金钱、送他武器、帮他训练。
段祺瑞极力支持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向德国宣战。府院之争段祺瑞赢得胜利后，北京政府终于在1917年8月14日对德、奥宣战。要参战就得有军队，于是段祺瑞借口参战，向日本借钱迅速组建了一支“参战军”，共计三个师和四个混成旅，这是一支颇具规模的力量，但性质上却完全是段祺瑞的个人武装，只听命于段祺瑞本人，从不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
段祺瑞为了进一步扩大他的实力，曾向日本秘密借款。因为这些借款都是日本人西原龟三从中斡旋联络的，所以叫“西原借款”，借款总额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借款的名目繁多，用以掩盖借款的真实目的，这些借款都是拿中国的土地、矿山、森林、铁路等资源作抵押。段祺瑞对日本的支持感恩戴德，投桃报李。1919年1月的“巴黎和会”上，段祺瑞默认了日本在山东攫取的德国原来窃取的中国主权是合法的。这一行为毫无疑问带有卖国性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但段祺瑞醉心于自己的武力统一，丝毫没有顾及什么民意的力量。
段祺瑞要武力统一，他的对象就是南方的革命军，还有广西云南的地方军阀。双方当时的势力范围大约是以湖南为界，但驻扎在湖北、湖南的均是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队，段祺瑞要打仗，自然湖北、湖南的北洋军队就冲在了最前面。这其实是段祺瑞心中的小算盘，那就是借助统一战争，削弱直系的实力，最后不管结果如何，必定是两败俱伤，皖系一统天下。这就引起了老谋深算的冯国璋的警觉，他不愿意成为段祺瑞扫除异己路上的牺牲品，更不愿意为段祺瑞火中取栗。便授意自己的直系力量消极避战，甚至还多次与南方革命军互通有无，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这是皖系军阀与直系军阀之间最关键的矛盾。
大总统徐世昌虽然是北洋元老，但只是个文人，没有自己的军队，不得不听命于表面下台其实幕后掌控的段祺瑞。在段祺瑞的一再坚持下，徐世昌于1919年6月24日不得不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督办外蒙善后事宜。这个西北筹边使在官制上和职权上比东三省巡阅使还要大，因为他拥有军事、民事、财政的独立权，其势力范围包括了西北的内蒙、新疆、甘肃、陕西，可以说单从地盘看，比当时任何一个地方军阀都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