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国民新报副刊》上。
一
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贾德耀贾德耀:安徽合肥人。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三·一八”惨案的凶手之一,当时是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国务总理。,章士钊和他们的同类罢。四十七个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骗去的,简直是诱杀。
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晨报》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诬蔑徐谦等“非迫群众至国务院不可,竟捏报府院卫队业已解除武装,此行绝无危险,故一群青年始相率而往”。并公然叫嚷:“吾人在纠弹政府之余,又不能不诘问所谓‘群众领袖’之责任。”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评论“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中,也企图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去。。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
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沟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我以为倘要锻炼锻炼:这里是罗织罪名的意思。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后的话。我想,当这事实没有发生以前,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要演这般的惨剧,至多,也不过获得照例的徒劳罢了。只有有学问的聪明人能够先料到,承认凡请愿就是送死。
陈源教授的《闲话》说:“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现代评论》六十八)为什么呢?因为参加各种运动,是甚至于像这次一样,要“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之苦”的。
这次用了四十七条性命,只购得一种见识:本国的执政府前是“枪林弹雨”的地方,要去送死,应该待到成年,出于自愿的才是。
我以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参加学校运动会,大概倒还不至于有很大的危险的。至于“枪林弹雨”中的请愿,则虽是成年的男志士们,也应该切切记住,从此罢休!
看现在竟如何。不过多了几篇诗文,多了若干谈助。几个名人和什么当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请愿改为小请愿了。埋葬自然是最妥当的收场。然而很奇怪,仿佛这四十七个死者,是因为怕老来死后无处埋葬,特来挣一点官地似的。万生园多么近,而四烈士四烈士:指辛亥革命时炸袁世凯的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和炸良弼的彭家珍四人。他们合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约二里的万生园(即今北京动物园),在张、黄、彭三人的墓碑上都没有镌上一个字。坟前还有三块墓碑不镌一字,更何况僻远如圆明园。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
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请愿虽然是无论哪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四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