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的文章。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问道——
梁实秋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识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和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学生指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爱国学生和群众为反对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侵犯中国主权,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卫队开枪向学生射击,死伤二百多人。,《晨报》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自由大同盟自由大同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简称。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领导下的一个革命群众团体,一九三○年二月成立于上海。宗旨是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鲁迅是发起人之一。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革命日报》:国民党内汪精卫改组派的报纸,一九二九年底在上海创刊。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买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学匪”: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国家主义派刊物《国魂》旬刊第九期上,载有姜华的《学匪与学阀》一文,文中咒骂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支持进步学生的鲁迅、马裕藻等人为“学匪”。当时的现代评论派也对鲁迅等人进行过这类攻击。),也就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
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党”,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一九三○年四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