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电报公司大概当了一年信差后，楼下办公室的约翰·P.格拉斯上校开始与公众频繁接触，便不时地叫我在他离开的时候帮忙照看办公室。由于格拉斯先生是个很受欢迎的人，又有政治抱负，他缺席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频繁，因此我很快就熟悉了他的工作。我收到来自公众的来信，并监督那些信从派发室分配给合适的信差，确保投递的准时性。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是个充满挑战的工作。那时候我和其他孩子相处得并不好，他们憎恨我没有完成我的本职工作。他们还指责我一直很小气，我从不乱花额外赚到的钱，但是他们不知道原因。我清楚，我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是家里需要的。我父母是明理之人，从不隐瞒任何事。我清楚每个礼拜我父母和我自己这三个劳动者的收入，我也知道所有的支出。我们商量用多余的钱购买一件新家具或是衣服，我们每买一样新东西，都是我们快乐的源泉。还有哪个家庭能比我们更团结呢？
每天，我母亲都会省下一个五毛钱的银币，小心地藏到一只袜子里。当积到200个时，我用汇票将这20英镑寄还给曾慷慨借钱给我们的亨德森夫人。
这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卡内基一家还清了债务。哦，那天是多么的快乐啊！
的确，这笔债务还清了，但是这份感激之情，是永远无法还清的。亨德森老夫人如今还健在，我去丹弗姆林访问时，曾去过她家。对我来说，她家就像是一座圣殿，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永远不会忘记她的恩情。（当我读到几年前写的这段话时，我呜咽着，“走了，和其他人一起走了！”愿我母亲的这位亲爱且善良高贵的朋友能够安息）。
在我当信差的生涯中，发生的一件事使我乐翻了天。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格拉斯上校在给孩子们付本月的薪水，我们在柜台前站成一排，格拉斯先生轮流给我们发工资。我在第一个，格拉斯先生拿出第一份11美元15美分的工资时，我伸手去拿。令我惊讶的是，他走过了我，交给了下一个男孩。我原以为他搞错了，因为之前一直是我第一个领工资，但是他依次给其他孩子们都发了工资。我的心沉了下来，看来我要出丑了。我做错了什么？还是漏做了什么？我会被解雇，我会给家人蒙羞，这是最让我痛苦的一件事。当所有领完工资的男孩们离开后，格拉斯先生把我带到柜台后面，说我理应得到比其他孩子更多的钱。他已经决定每月付我13美元50美分。
我一头雾水，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他点了钱，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谢谢，我觉得我没说。我拿了钱一下子跳出门去，蹦跳着一直到家，几乎没有停过。我清楚地记得，我跑着，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跳着从桥的这一头到桥的另一头，跨过了阿尔勒格尼河——还是在马车道上，因为人行道太窄了。那是星期六的晚上，我把11美元25美分交给了母亲，她是家里的财务主管。而对口袋里还剩下的2美元25美分，我绝口不提，当时这笔钱对我的意义，比后来我所赚的几百万还重要。
九岁的汤姆和我一起睡在阁楼上，当我们上床后，我把这个秘密轻轻告诉了我的弟弟。即使他那么小，也懂得其中的含义。我们谈论了未来，这是我第一次向他描述我们怎么一起做生意。“卡内基兄弟”是个不错的公司名称，而父母应该有自己的马车。当时，我们提到了所有我们认为代表财富的东西，并认为值得为这些而奋斗。一个苏格兰老太太的女儿嫁给了伦敦的商人，女婿邀请老太太去伦敦和他们一起住，并承诺她会“有自己的马车”。老太太回答道：“我在斯拉斯堡的亲友都看不到我，坐马车又有什么好处呢？”父亲和母亲不仅能待在匹兹堡，也能风光地回到丹弗姆林。
星期六的早晨，我们一家人一起吃早餐时，我拿出了额外的2美元25美分，他们相当惊讶，花了好一会才搞清情况，但很快就明白过来。父亲的眼中充满了喜爱和自豪，母亲的双眼布满泪水，闪闪发亮，这些都说明了他们的感受。这是我第一次的胜利，证明了我值得被提拔。后来的各种成功和肯定，都没有这次的感受这么激动人心，我甚至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事能这么令人激动。
这就是天堂，我的整个世界都充满喜悦的泪水。
每天早上，我都要打扫操作室。操作员来之前，孩子们能有机会练习使用电报机。这是一个新的机会，很快我就开始用键盘和其他站的孩子们交流。
他们和我有着一样的目的，每当一个人学会了一件事，他肯定迫不及待地想去实践所学的新知识。
一天早上，我听到匹兹堡的铃声不停地响。在我看来，这仿佛是昭示我，有人急切地想要取得联系。我大着胆子接听了，让纸带开始运行，原来是费城想要立刻发送“一个死亡电报”给匹兹堡，问我是否能接收。我回答道，如果他们发送的慢一点，我可以试试。我成功地接收了电报后，立刻带着它跑了出去。我焦急地等待着布鲁克斯先生回来，告诉他我的大胆之举。幸运的是，他很欣赏这一做法，并且赞扬了我，而没有责备我的鲁莽。只是他提醒了我要特别仔细，不要犯错误。不久，当操作员想离开一会时，有时我就会被叫去照看机器。就这样，我学会了如何发电报。
幸运的是，当时的操作员很懒，我们帮他干活，他只会很开心。当时接收电报的普遍做法是在运行的纸带上记下信息，然后翻译出来读给抄写员。但是听说在西电报公司，有一个人能够光听声音就写下内容，完全靠耳朵来接收电报。这促使我也开始练习这种新方法。公司的一个操作员麦克莱恩先生学会了这种方法，这鼓励了我。
我很容易就学会了这种新的语言，这让我很惊讶。有一天，操作员不在，我想要帮他接收一份电报。那位老抄写员很反感我的自不量力，拒绝为一个信差抄写电报。我关掉了纸带，拿出铅笔和纸，开始直接听写电报内容。我绝不会忘记他有多惊讶，他命令我把铅笔和便签本交给他。从此之后，老考特尼·休斯和我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矛盾了。
他成了一个忠实的朋友和抄写员。
这件事过去后不久，离匹兹堡30英里远的格林斯堡，有位操作员约瑟夫·
泰勒要请假二周，并问布鲁克斯先生能不能找人代替他。布鲁克斯先生把我叫去，并问我是否认为自己能做好这个工作，我当场就给了肯定的答复。
“好吧，”他说，“我们会派你去试一试。”
我坐着邮政专车去的，旅途十分愉快。和我同车的还有着名的苏格兰籍律师戴维·布鲁斯先生和他的妹妹。这是我第一次短途旅行，也是我第一次观赏这个国家。在格林斯堡酒店，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用餐，我觉得那里的食物真是相当的美味。
那一年是1852年，格林斯堡那时到处是深沟和路堤，在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准备。我早上常常出去散步，看看那里的工程进展，完全没想到不久后我会进入这家大公司。这是我在电报公司负责的第一份工作，所以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守在电报机旁以防万一。一个深夜，外面下着暴风雨，我还坐在屋子里，不愿意切断连接，我离按钮太近了，一道闪电把我从凳子上打下来，差点毁了我的事业。之后，有闪电的暴风雨来临时，我总是加倍小心地照看办公室。我成功地完成了格林斯堡的小任务，上级十分满意。在其他信差看来，我是顶着光环回到匹兹堡的，很快我就升职了。公司需要一个新的操作员，布鲁克斯先生发电报给詹姆斯·D.里德，以他本人的名义推荐我担任助理操作员。詹姆斯·
D.里德当时是这个部门的经理，也是一个典型的苏格兰人，后来和我也成为了好朋友。来自路易斯维尔的回复说：里德先生非常愿意晋升“安迪”，只要布鲁克斯先生认为他能胜任。结果，我成为了一个电报操作员，一个月的薪水多达25美元，我觉得自己是发财了。多亏了布鲁克斯先生和里德先生，我才能从信差升到操作员。当时我十七岁，已经完成了学徒期。我已经是个真正的男人——每个工作日能赚一美元，不再是个小男孩了。
电报操作室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个极好的学校。我要和纸笔打交道，进行写作和创作。很快我对英国和欧洲事务的一点点了解派上了用处。不论通过哪种方式，知识总是有用的。当时来自外国的电报是通过莱斯角传递的，我们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不断地接收“蒸汽机新闻”。比起其他工作，我更喜欢这项工作。不久后，这项工作就心照不宣地指派给了我。
当时的线路不是很好，在暴风雨时，往往要靠猜测。我的猜测能力可以说是十分惊人，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自己猜测丢失的一两个词，而不是去打断发电报的人，为几个词浪费几分钟的时间。对于外国电报，我这种做法没什么危险，因为如果有大胆的操作员做了不适当的改动，他也不会陷入严重的麻烦。
我对国外的事务了解的越来越多，尤其是有关英国的事务，只要我知道前一个或两个字母，我的猜测就十分准确。
匹兹堡的报社都习惯派人去电报公司抄写驻外媒体的新闻报道。不久，所有报社共同指派一个人做这件事，此人建议，接收到新闻后，应该立刻制作成多份。他安排我做这个额外的工作，为此他每周给我一美元。这是我第一次为媒体工作，当然报酬不是很高。但是这份工作让我每月的薪水涨到30美元。
当时，每一块钱都十分有用。家里逐渐宽裕起来，似乎已经有了将要产生百万富翁的迹象。
对我有决定性影响的另一步是，我和之前提过的五位好友加入了“韦伯斯特文学会”。我们形成了个小圈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优势。之前我们曾组织过一个小型辩论俱乐部，我们在菲普斯的父亲家见面，他手下一些熟练的制鞋工人白天在那里工作。汤姆·米勒最近声称，我曾经围绕“司法机关是否该由人民选举”这一话题讲了将近一个半小时。但我们还是假设他的记忆出错了吧。“韦伯斯特”是当时市里面最着名的俱乐部，我们对于能成为其会员感到十分自豪。我们仅仅只是在鞋匠们的房间准备过。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比加入这样一个俱乐部更能使年轻人受益。我读过的许多书在后来的辩论中都发挥了作用，给我清晰明确的思路。我之后能在众多观众面前保持冷静，得归功于“韦伯斯特文学会”的经历。我当时及现在演讲的两条准则是：在观众面前轻松自如，和他们交谈，而不是教育他们。不要假装成他人，做你自己，不要用演讲的腔调。
我终于学会了光听声音就能写下电报内容，完全抛弃了打纸条的方式。
这项技巧很少见，以至于很多人都跑来公司参观。他们对于这么快的速度感到满意，我因此出名了。当一场大洪水毁坏了相隔25英里的斯托本维尔和惠灵之间所有的电报联系时，我被派到了斯托本维尔去接收所有电报并传递信息。每隔一个或两个小时，我坐着小船将急件送到惠灵。然后再带着我在那里收到的电报，坐着小船回来。一个多星期，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维持了匹兹堡东西部的电报交流。
在斯托本维尔时，我得知父亲准备去惠灵和辛辛那提卖他织的桌布。我去等他坐的船，结果船到深夜才抵达。我下去接他，我记得，当时我发现他为了省钱，没有买船舱票，而是一直坐在甲板上，我的心里深深地被触动了。我为父亲这样一个好人不得不如此旅行而感到愤愤不平。但我还是安慰他说：
“父亲，不久后你和母亲就能坐着自己的马车旅行了。”
我父亲总是害羞、保守，非常敏感，也很少赞扬儿子，以免他们太自大（典型的苏格兰人特质）。但是感动的时候，他会失去自控能力。这个场合就是如此，他抓住我的手，看着我，我常常看见他这样的眼神，永远不会忘记。
他慢慢地低语道：
“安德鲁，我为你自豪。”
他的声音在颤抖，似乎为自己说出的话而感到不好意思。他和我道了声晚安，并嘱咐我快回办公室去。这时我才迟钝地注意到他眼里的泪水。这些话一年又一年地在我耳边回响，温暖着我的心。我们互相理解，苏格兰人是多么保守的民族啊！他的感受越深，表达的就越少。没错，我们心灵深处有一块圣地，不允许任何人亵渎，沉默比言语更意味深长。我父亲是最值得敬爱的人之一，他热爱他的朋友，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尽管没有加入具体的宗教。他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但他完全有资格上天堂。他含蓄内敛，又善良仁慈。
唉！他西行归来后不久就去世了，就在我们刚刚能够为他提供休闲和舒适的生活的时候。
我回到匹兹堡后不久，我认识了一个优秀的人，托马斯·A.斯科特，用“天才”来形容他一点也不过分。他作为宾夕法尼亚铁路的主管来到匹兹堡，他和他在阿尔图纳的主管罗姆贝特常常需要电报联系。他有时晚上会到电报公司来，有几次碰巧我是操作员。一天，他的一个助手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斯科特先生问这位助手，是否可以让我去做他的文员和电报操作员。这个年轻人告诉我，自己当时是这么回答的：“这不可能。他现在是个操作员。”
但是我立刻说：“不要这么绝对，他可以雇佣我。我想离开这个只能窝在办公室里的工作，请回去告诉他。”
结果，1853年1月，我成为了斯科特先生的文员和电报操作员，工资是每月25美元。每月工资从25美元涨到35美元，这是我听说过的最大涨幅了。公共电报线路临时接进了斯科特先生在车站外的办公室，并允许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在不干扰电报公司业务的前提下使用这条线路，直到铁路公司建成自己的电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