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想再一次问——人才在哪里？在哪里？我的回答是：人才就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10亿人民中间，在当今改革的激流里，在你们——我亲爱的广大听众之中！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让我们努力去挖掘、去理解、去关心、去培养、去使用人才吧！人才，就在我们身边。”
演讲者在结尾处再次回归到开头阐述的“人才就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的中心论点上，不是玩什么文字游戏，也不是简单的语言重复或偶合，而是十分出色地相互照应，保证了全篇演讲的完整结构与严密逻辑。
文采飞扬 以上两种结尾方式，使演讲在结构方面各具特色。还有的结尾，引用名言、警句、诗词等，言简意赅，贴近主题，同时又令演讲颇具文采，博得听众欢迎。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72年应邀首次访华，结束了中美双方多年的僵持状态，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热烈欢迎。《在答谢宴会上的祝酒词》是尼克松演讲生涯中不可多得的名篇。他的结束语是：
“总理先生，你已注意到送我们到这里来的飞机名为‘76年精神号’。就在这个星期，我们美国庆祝了我们的国父乔治·华盛顿的生日，是他领导美国在我们的革命中取得了独立，并担任了我们的第一届总统。
“在他任期届满时，他用下面的话向他的同胞告别：‘这一个国家恪守信用和正义，同所有的人和平与和睦相处。’
“就是本着这种精神——76年精神，我请大家站起来和我一起举杯，为毛主席，为周总理，为我们两国人民，为我们孩子们的希望，即，我们这一代人能给他们留下和平与和睦的遗产，干杯！”
此处尼克松从“76年精神”引出华盛顿的名言，热情而又含蓄地表达了对待中美关系恪守信任的原则和期盼友好和平的强烈愿望，在他热烈而又得体的祝酒词中，宴会气氛达到了高潮，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将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尼克松的这个演讲饱满而完善，体现出一个大国领袖的风范。
要使结尾处文采飞扬，撼动人心，恰当引用是一个方法，精雕细琢的语言，还要以演讲者的内心感受为依托，再有感染力的文字在演讲者平淡无力的演说中也会成为一杯白开水，只有演讲者内心涌动着激情，并诉诸语音、语调、语气、语素等载体，才会真正打动人心。
演讲语言艺术
早在20世纪30年代，杨炳乾先生在其《演讲论大纲》中就演讲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差异作了精辟的论述：“演说学修辞与文学之修辞不同。……文学重在抒发自我情感，演说重在诱动他人情感，文学之修辞多纯为求美，而小说之修辞则欲藉美以助其成功。……且文学之文章接于人目，故其修辞，除诗歌外，仅注意文学之内容，而演讲之语言，结于人耳，故其修辞更含有声音语气及适应环境之性质。文学之文章，能反复阅者，故词可艰深；而演说之语言，只陈述一次，故词贵简。”
可见，由于演讲主要是针对听众，演讲语言实际上是以语音、语调、语气等组合载体诉诸于对方的耳朵，那么，在演讲语言上下功夫，不仅要使语言能准确、完整地表情达意，更重要的是使对方（听众）能够接受和理解。也就是说要以听众的感受为主要的衡量标准，而不应“自说自话”，以自我为中心，置听众于不顾。这样，演讲也就失去了它的实际意义。
古往今来，中外演讲者留下了为数众多的佳作名篇，他们的语言准确、清晰、简洁、凝练、生动、形象，很好地表达了演讲内容和思想情感，值得我们借鉴。
让人听懂
清晰的语言，是保证信息传输的根本条件，也是演讲语言的首要特征。概念要准确，表意要清晰，才能真实反映出现实面貌和思想状况，才能为听众所接受，达到宣传、教育、规劝、影响听众的目的。
演讲稿的语言要力求做到通俗易懂，首先要用通俗的说法，尊重多数人的语言习惯。其次，要规范化。
演讲稿中的语言讲出来要让别人听得懂，这是对演讲语言的基本要求，否则演讲就失去了听众，失去了意义和存在的价值。语言不准确，意思表达得不清楚，话说得不明白，往往造成听众理解上的困难。因此准确的语言，所谓规范化的语言就是“统一的、普及的；无论在它的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上，都具有明确的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对一些外来词语要少用、慎用。特别是考虑到领导者的特殊身份，在语言上更要严格把关，通俗易懂。
我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作为一代语言大师，其语言通俗晓畅，独步于现代文坛。他曾多次向青年作者这样介绍：“我写作中有一个窍门，一个东西写完了，一定要再念再念再念，念给别人听（听不听在他），看念得顺不顺？准确不？别扭不？逻辑性强不？……看句子是否有不够妥当之处。……语言的创造，是用普通的文字巧妙地安排起来的，不要硬造字句，如‘他们在思谋……’‘思谋’不常用；不如用‘思索’倒好些，既现成也易懂，宁可写得老实些，也别生造。”这个窍门应当在所有演讲者中间推而广之，付诸实践。
做到演讲语言的通俗和规范，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入手：首先把生僻的词换成常用的词；其次不用生造的古里古怪的词语；再次恰当使用文言和方言词语；最后用明白的语言解释难以理解的术语，以浅显的形象事物解释抽象的概念，也可以用举例来说明听众陌生的事物。就第一点，上文老舍先生改“思谋”为“思索”即为一例。
以简洁准确而又通俗易懂的语言痛陈时弊，深刻揭示社会现实。在这方面，我国现代文学的旗手鲁迅先生堪称楷模。
鲁迅的演讲，其友人许寿裳评价说：“深入浅出，要言不烦，恰到好处。”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描述说：“以朴素的、质直的、不加文饰的讲话，款款而又低沉的声音，投向群众。”“雄辩地驳斥了异端邪说，摒弃了弥漫世间的乌烟瘴气，给听众如饭醇醪，如服清凉散。”鲁迅，在其一生中曾多年执教，多次演讲，直接谆谆教导青年，鲁迅的每一篇演讲，都是一篇精彩的战斗檄文。
鲁迅的演讲矛头直指吃人的封建礼教和黑暗的社会现实，思想深刻，讽刺辛辣，深受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和喜爱。他虽然身体矮小脸色冷白却目光有神、思维如电，话语中透出不可辩驳的力量，似乎他就是“真的声音”的化身。1927年2月鲁迅应香港青年会的邀请，赴港作了《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两篇演讲。
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鲁迅郑重地指出，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新的声音，只因中国的老调子还没有唱完。这是因为“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都绝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反四复地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封建统治者掌握了文化，就是要巩固他们自己贪婪的权力，至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却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
鲁迅又指出，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尊重文化，不过是一种手段，好来造成更多驯服的奴才。中国的文化确实是用来侍奉主子的，外国人愈是赞美这种文化，中国将来的苦痛会愈深，所以应该拋弃这唱了多年的“老调子”。“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所以“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总要历险，只有这两条路。”这样的结论是对彻底消除封建主义残余的最好回答。
口语化
前面已经论及演讲语言，有着自身不同于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特点。演讲语言要“上口”“入耳”，通俗易懂表达准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入耳”的要求，要做到“上口”还要求演讲语言的口语化。演讲的内容最终要诉诸于演讲者的口头表达传递给听众，如果演讲者的语言不“上口”，那么，演讲的内容再好，也不能使听众“入耳”，同时，演讲者讲起来也觉得别扭，不自然。
要求演讲的语言口语化，不是日常的口头语言的复制，而是经过加工提炼了的口头语言，要逻辑严密，语句通顺。由于演讲稿的语言先是得用笔写出来的，往往受书面语言的束缚较大，因此要竭力冲破这种束缚，使演讲稿的语言口语化。为了做到这一点，稿子写完后要念一念、听一听，看看是不是“上口”。如果不那么“上口”，说明语言有毛病，就要进一步加以修改。
为了使演讲稿口语化，就要对那些不适合口头表达的词句作修改，如将长句改为短句；倒装句改为正装句；听不大明白的文言词语和不常用的成语予以替换或删除；还要注意把单音节词换成双音节词。这主要是从听众的感受上加以考虑。单音节词声音短促，不容易听清楚，双音节词声音存在的时间长，留给听众的印象深。因此，演讲稿中的单音节词要尽可能改为双音节词，如：曾——曾经，已——已经，因——因为，若——倘若，应——应该。这与口头表达和人们收听的习惯是相一致的。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颇负盛名的大学者，通今博古，学富五车。他在演讲中亦十分注意语言的口语化，把深刻的道理融于淳朴通俗的言词之中，生动活泼，新鲜质朴，含蓄幽默，琅琅上口，铿锵入耳。
请看梁启超先生在《人权与女权》中的讲述：
“啊，啊！了不得，了不得！人类心力发动起来什么东西也挡他不住。‘一！二！三！开步走！’‘走！走！走！’走到18世纪末年，在法国巴黎城轰的放出一声大炮来：《人权宣言》！好呀好呀！我们一起来！属地么，要自治；阶级么，要废除；选举么，要普遍；黑奴农奴么，要解放。19世纪全个欧洲、全个美洲热烘烘闹了100年，闹的就是这一件事。吹喇叭，放爆竹，吃干杯，成功！凯旋！人权万岁！从前只有皇帝是人，贵族是人，僧侣是人，如今我们也和他们一样，不算人的都算人了，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凡叫做人的，都恢复他们资格了。人权万岁！万万岁！
“万岁声中，还有一大部分‘圆颅方趾横目睿心’的动物在那边悄悄地滴泪。这一部分动物，虽然在他们同类中占一半的数量，但向来没有把他们编在人类里头。这一部分是谁，就是女子！人权运动，运动的是人权，她们是women不是men，说得天花乱坠的人权，却不关她们的事！”
梁先生在这篇政论色彩极强的演说中，却运用如此通俗的日常用语，很是出乎一般人的想象，但他短促有力的句子，富有节奏感的语式，使整篇演讲具有了强大的吸引力和表现力。
口头语言应该是朴素的，是用普普通通的语言表达演讲的思想内容，不刻意追求形式上的华丽。胡乱堆砌，故意雕琢，既不符合口头表达习惯，又会给听众以哗众取宠、滑稽可笑之感。
关于怎样使语言朴素这个问题，郭沫若在《关于文风答〈新观察〉记者问》一文中给予了解答：“要使文章生动，我想，少用形容词是一个秘诀。现在有些文章有了毛病，就是爱堆砌形容词，而且总是爱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比如嫌‘十分’不够，一定要说‘二十分’，‘二十分’还嫌不够，一定要说‘十二万分’；其实你说得愈极端化，效果愈见少，别人是愈不相信的。”这就是说，要朴实，就要避免堆砌词藻。朴素的语言要在词语的锤炼上下功夫，把普普通通的词语用得巧妙，让它放出光彩。
生动形象
写好演讲稿，光有语言的通俗、明白还不够，讲出的话为听众所理解，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与成功的演讲还相距甚远。好的演讲还要能吸引人，让听众爱听，这就要求语言的生动形象，要求语言表达“言之有物”，使人获得真切实在的感受。如果演讲中使用过多空泛的概念，过多虚幻的描绘，听众往往不得要领，难于理解和消化。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把抽象化为具体，把深奥讲得浅显，使枯燥变成有趣。
运用形象化的语言可以从多方面入手，或选用形象化的词语，或用形象化的修辞方法。形象化的词语就是形象色彩比较浓厚的词语。
我们谨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的开头部分为例：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才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段质朴无华的语言给人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全世界爱戴马克思、尊敬马克思、信仰他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的人们，都在恩格斯形象的描述中重温了伟大导师去世时的情形，人们屏住呼吸，默默地送别他的灵魂，在绵绵的哀思中整理着对这位伟人的片段回忆。形象生动的语言能够有效地渲染出事件发生时的气氛，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联系到前文，有的读者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你不是说语言要朴素就得少用形容词吗？怎么这里又主张选用形象化的词语呢？其实，这两者并不互相矛盾而是辩证统一的。朴素未必失去形象，形象也未必就一定不朴素，语言的选用要依据演讲者所要讲述对象的特点，要具体描述的就不该吝惜笔墨，只须简要说明的就不必冗言赘语，最根本的是要服务于演讲的主题，既能准确地表情达意，又要让听众觉得生动感人。形象化的语言绝不是堆砌形容词，这样只会适得其反，影响表达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