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要领
辩论时应抓住以下几个关键点，扬长避短，方能击败对手。
主动权
在1990年第三届亚洲大专辩论会上，有一场题为“儒家思想是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的辩论。南京大学队持反方观点对阵澳门东亚大学队。南大队首先对辩题进行了剖析，重点研究了“儒家思想”“亚洲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和“推动因素”四项词组，目的是要找到一个立论的切入角度。经过认真分析后发现，辩论双方的焦点肯定会集中在“主要”与“推动因素”这两个词组的联系点上，即如何理解“主要推动因素”这一概念。
南大队猜测正方澳门东亚大学队的思想极有可能是这样的：将“主要推动因素”这一概念淡化，提出主要推动因素有多个，儒家思想是其中之一的立论。针对对手的这一思路，南大队决定由“主要推动因素”这一关键概念入手，与对手针锋相对，明确界定其概念，即它必须是具有总揽全局、纲举目张的作用。它必须能把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的所有有利条件和推动因素组织起来，有效地协调起来。同时，南大队严格区分“主要推动因素”与一般“推动因素”，指出一般的推动因素是指一些具体的战略和政策，比如贸易立国，外贸政策，产业结构政策等等。
“不和对方在思想层次上纠缠，不用西方的个人功利思想来对抗儒家思想，承认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积极的作用，但它却没有经济功能；至于主要推动因素，只能是正确的战略和政策。”这就是南大队的总思路。
这样的思路很奇。因为思想确实能够影响到人的行为，但是很难说清楚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什么范围内发挥这种作用。相反，“事实胜于雄辩”，在实际辩论中，南大队列举了大量实例向评委和听众说明，在四小龙经济发展过程中确立的一系列战略和政策中，并没有体现什么儒家思想，用这些“实”来攻击对方“虚”的一套推理，结果威力很大。由于南大队这一思路完全出乎对手的意料之外，因此场上主动权始终被南大队牢牢掌握着。
我国古代也不乏这样精典的辩例。
据《贞观政要》载：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任用魏徵作谏差大夫。魏徵由于为人正直，得罪了一些人，遭到非议。李世民派温彦博去责备魏徵。魏徵因此去见唐太宗说：“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忠臣。”李世民听了很吃惊，赶紧问：“良臣和忠臣不是一样吗？”魏徵答道：“不一样，像古之稷、咎陶，就是良臣；像龙逢、比干，就是忠臣。良臣‘以国事为重，公而忘私’，本身享有美名，君主获得好的声誉，子子孙孙传下去，国运无穷。忠臣则不然，唯唯借口之流，只为个人打算，君主会为他而落得个昏庸的恶名，甚至国亡家灭。这就是忠臣和良臣的区别。”魏徵在这里使用了定义正名的方法，间接委婉地批评了皇帝只喜欢唯唯诺诺之派，并暗示了这样做的恶劣结果。由于魏徵牢牢地掌握着主动权，一步步地将李世民引入他所设置的圈套之中，论辩深刻有力，令李世民大为感动，达到了进谏的效果。
辩论思路
相信1993年的国际大专辩论赛，至今还在很多人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复旦大学代表队四位辩手精彩纷呈的辩问，落落大方的风度，成为那届辩论赛中最为耀眼的风景线。而他们多角度的思维更是让对手防不胜防，这里仅选一例，供大家欣赏揣摩。
在复旦大学对悉尼大学队的辩题“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中，就很是难辩。在审题中，作为反方的复旦大学考虑：艾滋病的传播，可以通过同性恋、性滥交以及血液传染等途径，这些都有利于正方。但这里也有很大的漏洞，它把两个问题对立起来了。其实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而现在你要说是医学问题，就不能说是社会问题，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盘否认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会于理相悖。因此复旦队大胆提出了“社会系统工程”的概念；判断一个问题属于什么性质，有三个标准，即这个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又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最后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要通过什么途径。根据这三条，可以认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在整个社会系统工程解决艾滋病的过程中，包含了医学这一途径，但这并不能说明它是一个医学问题。这样就是等于在肯定艾滋病是社会问题的前提下谈医学途径，复旦队居高临下的包容了对方的立场，扩大了可供回旋的余地，而对方不得不花大力气纠缠在复旦队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击力就大大弱化了。
请看复旦队的精彩辩词：
反方二辩：……第一，艾滋病源于社会机体的综合症。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许多人的世界观日渐消沉、堕落。人们在享受到物质生活和财富的同时，却被同性恋、吸毒、性滥交这些恶习所侵扰，这就为艾滋病的泛滥提供了温床。在对美国纽约25万艾滋病毒携带者的调查中就发现，其中94%的人是因为同性恋和吸毒而染上的。如果吸毒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医学问题的话，那么新加坡中央肃毒局就要改成中央消毒局了……
8月26日《联合早报》载泰国北部13%的年轻人已经染上艾滋病毒，而在澳大利亚，不仅人患病，就连1／4的猫也成了艾滋病毒的携带者。而对这么大的一个社会恶瘤，是靠医生手术刀就能剜除吗？……
第三，解决艾滋病的问题，只有依靠社会的系统工程。在乌干达由于艾滋病的缘故，3700万的人口到2020年就要降到2000万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如果等待医生发明出灵丹妙药的话，到那时乌干达恐怕早就变成了子虚乌有了……
反方三辩：……而盖洛普民意测验清楚表明，美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最担心的社会问题当中，艾滋病仅次于状元——暴力问题，高列榜眼之位。在非洲艾滋病像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恣肆横行。社会已遇到了如此巨大的威胁，对方辩友还认为艾滋病不构成社会问题吗？第二，艾滋病给社会各阶层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恐慌。人要是不幸被艾滋病“爱”上了，可就“此恨绵绵无绝期”了。因此谈“爱”色变、闻“爱”丧胆的情况屡见不鲜。在纽约曼哈顿第五次防止艾滋病的游行过后，在医院竟突然多出一大批认定自己是艾滋病的精神病患者……
旁征博引，风趣幽默，正是这种多角度的思维将他们推上了冠军的领奖台。
逻辑思维
论辩法包括了很多辩论的方式。它原来是为强化弱的逻辑而出现的说服术。黑格尔以前的论辩法盛行“使虚伪变成真理”的诡辩术。那一段时间诡辩可真是盛行不衰。譬如，古希腊哲学家、教学家、宗教家毕达哥拉斯发明“毕氏定理”，对柏拉图影响颇大，他曾经如是说：“时间是每一个瞬间的连续和延长而已，基于这个道理，飞驰的箭，应该是静止的。”这种明知其非的诡辩学说，以那个时代的物理学水平来看，虽然知道这是欺诈奇诡的辩理，偏就是找不出推翻此说的论据。因为，即使有人对这个诡论加以驳斥，势必遭到诡辩家的另一套理论摧毁之。那个理论就是：“假设飞箭是飞驰的，世界上就没有一样物体是静止的。这个大地不也跟着地球不断地旋转吗？所以说，为要研究事物的本质，从瞬间来说，大地也好，岩石也好，山岭也好，跟飞箭一样，必须是恒保静止的。”这种“是非而是”的理论，在现代生活中也仍然存在。一言以蔽之，它不仅是诡辩，而且是物理学上的一种常识。连物理学最权威的理论相对论都证实了这个诡论的存在性。
对付上述诡论，一般人想到的驳词可能是这样的：“地球上的万物，每天跟地球一起在旋转，飞箭岂能唯我独静？”这句话必然中毕氏之怀，他会喊一声“好极！”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如果飞箭朝着跟地球相反的旋转方向，以同样的旋转速度而飞，飞箭不就等于静止了吗？”这么一驳，你不就哑口无言，只有干瞪眼的份了？使用这一招的人，总是胸有成竹地准备了一套说词，把对方搬出的正面说法，驳个体无完肤。算计得如此周全，虽然不至于摧垮对方，到底还得费一番功夫。对付这个异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反其道而行——以反对论对付反对论，也就是传统的正面攻击法。你绝对不要仿效对方的战术，那么做，你只有弃甲而逃，必败无疑。诡辩术的陷阱就是要仿效它的战术，所以，只要自始至终，以正统的正面攻击，直攻不歇，就奏凯有期。首先，你必须思考对方理论（逻辑）上的弱点究竟在哪里。当然，它可不是一想即通的。不过，寻出对方理论上的要害，不至于太难，对方理论上的要害（要点），便是对方理论上的弱点。所以，寻其要害就成了首要之务。以“飞箭是静止的”这个理论来说，它的要害到底是在哪里？“飞箭是静止的”，支撑这个理论（唯一的支撑物）的是“瞬间”这两个字。此词一出，对方的理论就无从产生。这个世界并没有瞬间这个玩意。
任你把时间细加割碎，只能变成无限度的小，绝不可能有所谓“绝对的瞬间”。绝对的瞬间既无存在的可能，飞箭只能在那小到无限的时间内，移动于小到无限的距离之中。所以，飞箭绝不是静止的。对于这个理论，想必没有任何反驳之词存在的可能。
莫纠缠细节
在辩论赛中，常常有这样的战术探讨：在搞清了本方的基本思路和对方可能采取的战术以后，可以率先承认对方提出的一些显而易见、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观点，表现出君子风度和高姿态，然后明确声明这些都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另一些问题，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把辩题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与对方展开辩论。这样的战术设计，有利于打乱对方事先准备好的战略，使对方远离熟悉的领域。而辩论层次的提高，实际上等于阵地设在自己的面前，以便扬长避短。这里运用的就是高瞻远瞩战术。辩论贵在站得高，看得远。站得高，才能体现出水平和风度。如果在任何一个细节上都和对方纠缠不休，就会丧失自己的优势，以致影响辩赛成绩。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亚洲大专辩论会北京大学对东亚大学一场中，辩题是“贸易保护主义可以抑制”。北大为正方。具备一定经济学知识的人都会知道，当前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相当严重，而辩论地点又是饱尝贸易保护主义之苦的新加坡，观众的观点是倾向于反方，北大处于不利地位。如果对这些具体情况没有进行充分了解掌握，在“贸易保护主义是否严重”的问题上与对方纠缠不休，显然要占下风。因为举出一个贸易保护主义不严重的例子，会遭到100个足以证明贸易保护主义十分严重例子的反击，结果必然陷于被动地位，必输无疑。北大队充分估计了形势以后，辩论伊始就明确说明，当前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确实相当严重，在这一点上我们非但不否认而且可以举出比你们多得多的事实，但是这些事实是众所周知的，重要的不是贸易保护主义是否存在，而是如此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不可以抑制，这样就避开对方拥有大量材料的事实，把论战的中心提高到我方有利的“可否抑制”的层次，争取了主动权。
辩论的胜利，不能靠奸猾狡诈的诡辩，不能靠江湖术士的虚言，更不能靠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大吵大闹。世界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说：“在争论中是不分高低贵贱的，也是不管称号姓氏的，重要的只是真理，在它面前人人平等。”“事实胜于雄辩”，只要我们的见解合乎事实，代表真理，加之运用正确的辩论方式，便能立于不败之地。
情攻心为上
辩论场如同战场，辩论双方均按事先的谋划，拼心力、斗智、比勇气；充分调动起每根神经，较量知识、运用技巧，设伏兵、出奇兵、遣勇兵；而用兵之道，又以攻心为上。苏轼曾言：“臣问用兵者，先服其心，次用其力。则兵易解而攻易成。”这就是说，优秀的军事家首先不是用武力征服对方，而是先动摇对方的军心，瓦解对方的士气，这样就容易获取战争的胜利。
辩论之道亦然，正所谓“攻心为上”，即抓住对方的心理情感进行攻击，或使对方心有好感，受到感动；或使对方的思想发生动摇，转变；或使对方的心中羞愧，自行退却。
攻心之术实际讲的就是一个“情”字，使情感在论辩中起到作用。理性的光辉或许可以令对手屈服，但要让对方心服口服，还须动之以情。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演讲、辩论中就很善于以情动人。他对此的认识也是十分精辟的。他认为，说服人重在以情激情，把自己的情感传给别人，情通自能理达。请看“二战”中，他为了说服美国参加对德作战，对美国人发表的讲话，其间情感技巧的运用娴熟老道，值得我们深以为鉴。
“我远离祖国，远离我的家庭，在这里欢度这一年一度的佳节。但确切地说，我并不觉得寂寞和孤独。或者是因为我母亲的血缘关系，或许是因为在过去许多年的充满活力的生活中，我在这里得到的友谊，或许是因为我们伟大的人民在共同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压倒一切的友谊的情感，在美国的中心和最高权力的所在地，我根本不觉得自己是个外来者。我们的人民讲着同样的语言，有着同样的宗教信仰，还在很大程度上，追求着同样的理想。我所能感到的是一种和谐的和兄弟间亲密无间的气氛……
“此时此刻，在一片战争的混乱中，今晚，在所有的郊外别墅里，在每一颗宽容无私的心灵中，我们得到了灵魂的平安。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在今天晚上，把那些困扰我们的各种担心和危险搁置一边，并在这个充满风景的世界里，为我们的孩子准备一个幸福的夜晚。那么，此时此刻，在今天这个夜晚，讲英语的世界中的每个家庭都应该是一个亮光普照，幸福与和平的小岛……”
丘吉尔找到了一条说服对方的捷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理想及两国长期的友好关系，这些都成为美英之间相互信任和理解的桥梁与纽带，有了这样牢固的基础，那么一切敌对情绪都是可以减弱、消除的。当他深情地祈愿每个讲英语的家庭都应过一个和平安详的圣诞节时，冰山开始融化，美国人民心中善良、正义的本性开始苏醒。最终他们被打动了，被丘吉尔的言语，更为他的情感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