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林是我初到成都打工时的一位同事，其时我们在一家行业杂志社，我搞编辑工作，他拉广告。我们常在一家下岗女工开的家庭小饭桌上吃饭，久去久来也算是比较聊得来。
王大林来自巴中，到成都之前是一所乡村中学的教师，由于他是本校学历和教学水平最高的青年教师，因此被视为学校的未来之星，即将退休的校长也摩拳擦掌想把接力棒交到他手上。但就在这节骨眼上，一场失败的恋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发现，在他的家乡，即使他当了校长，也并不一定就能引起他所渴望的别人的尊敬，即使在那个小小的古镇上，校长也不算大官也不算有钱，而且时不时会因收费问题被乡亲们骂上几句。
他放弃了一眼望得到底的人生前途来到成都，开始了他找寻另一条人生前途的路。在一个老乡的引荐下，他辗转来到杂志社，在拉到第一笔广告并提到了相当于他在老家一年收入的一笔提成之后，他便真心热爱上了这一行工作。并且，从那一刻起，他成为杂志社创收队伍中的一个最活跃的分子，老总每次总结工作，必然要表扬他。他也不辜负老总的厚爱，只要一听到创收信息，无论城内还是郊县，不管单位有车没车，他都会立即动身，决不等信息过夜。
随着他的干劲和业绩的增加，他在同事中所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以至于到了后期，广告部已没人与他交往，而他在杂志社惟一一个可以说话的便是编辑部的我。为此，有的同事还劝过我，说王大林这娃不仗义，什么钱都敢赚谁的广告都要撬，而且做广告不择手段，让人很烦，你和他说话要小心。
因为我没有广告让他撬，因此也就不太在意同事们的劝告，我也因此听到了王大林的心声。他说得最多的便是：他们瞧不起我，是因为我没钱！等我赚够了钱，让他们看看！
为此，他拼命挣钱，不光为杂志社，还为另一家网站和广告公司拉广告。每天夹着一个装满各种产品说明书和策划方案的大皮包，奔忙于各个企业和应酬场所。星期天也基本不休息，也很少到下岗工人家吃饭了。我们聊的时间越来越少，偶尔遇上，寒喧两句，也匆匆忙忙。在这匆忙的寒喧中，他想表达的是他最近业绩很不错。而我感觉到的，却是他眉间挥之不去的累和倦。
后来，杂志社倒闭，我们各自散去。王大林又到了另一家报社，情形大致与在杂志社差不多。他一直想挣到一大笔钱，用这笔钱，买上一辆不错的汽车和一套房子，然后找一个外貌不错的女人，过上他所渴望的受人尊敬的生活。为此，他在三家单位兼了差，继续他的累人生活。
不久前，我在医院门口碰到他，他刚输完液出来，面如菜色，见到我，依旧很高兴地向我报喜，说他在城南买了一套房子，并刻意向路边一辆轿车努努嘴说：不错吧，刚买的！
但我从他脸上看到依然是几年前那一堆挥之不去的倦容。
一个月之后，这张脸又在殡仪馆的黑相框里与我谋面，他的一位老乡说：很可惜，他的住房和购车贷款都已经还了一大半了，眼见着日子就快轻松起来了。
我不知道王大林如果活着的话，会不会同意他的这种说法。至于他最终挣没挣来人们对他的肃然起敬，因为参加葬礼的宾客太少，我也就无从得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