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时期的文化不能再存活下去，但以更狭隘的方式残存在记录中时，直到我们感到我们对它的文化产物、它的文化特点、它的活动和价值的一般模式及其感觉的结构，有一番清晰的言之成理的了解之后，我们才能细致地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然而这一时期文化的残存物不是受这个时期本身所支配，而是受逐渐构成一个传统的新时期所支配。甚至一个时期的大多数专家也只知道它的记录的一部分。例如，人们可以很自信地说，没有人真正了解19世纪的小说；没有人读过或能读完从装订成册到廉价连载的如此大范围之内的全部小说。真正的专家可能读过几百本，一般的专家读过的稍微少一些，受过教育的读者的阅读量则递减，尽管他们对这一主题都会有明确的认识。一个严格选择的过程便即刻显而易见，每一个活动领域都是如此。当然，19世纪的读者也同样不会读完所有的小说，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个人读过的不过是选集。但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每一个人都有我认为后世任何一个个人无法全部追寻的东西：对这些小说写作时代的生活的感觉，而现在我们只能通过选择出来的作品来接近这种感觉。在理论上，一个时期被记录下来；在实践上，这个记录融入了一个有选择的传统之中，两者都不同于活生生的文化。
试图理解一种选择性传统的运作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选择始于这一时期自身内部；从全部活动中选择出某些事物加以评价和强调。这种选择一般会反映这一时期的整体组织，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评价和强调以后将被证实。这一点我们从过去的时期那里看得足够清楚，但是，我们决不真正相信我们自身情况是这样。我们能够以过去十年的小说为例。没有人真正读完20世纪50年代的所有小说；阅读速度最快的读者，即使每天阅读20小时，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可是，显而易见，在印刷品和教育当中，不仅这一时期的小说的某些一般特点已有定论，而且人们已经制定出一个达成共识的合理的简短的书目，包括看起来是最佳和最重要著作的书目。如果我们使这份书目大约包括30种著作(实际上这已经是非常严格的选择了)，我们可以假定，50年后，研究20世纪50年代小说的专家将了解这30种，而一般读者或许将了解其中的五六种。然而，我们完全可以肯定，50年代过后，另一轮选择过程将重新开始。在减少这些著作数量的同时，新一轮的过程在某些情况下也将大大地改变表达过的评价。的确如此，当50年过后，很有可能做到比较合理的永久评价，尽管这些评价会继续波动。然而，对于经历过这段漫长过程的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仍将面临这种情况，在我们看来很重要的一些因素被忽略了。我们将以一种缺乏说服力的倚老卖老的方式说，“我真不理解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不再读某某作品了”，不光如此，而且会更为肯定地说，“不，不是那么回事；这只是你的看法”。因为任何一个时期都至少包括三代人，我们总是看到这种例子，一种复杂因素是，甚至在我们的最重要的时期，我们中没有一个人会保持原来的看法不变；有许多调整我们不应该反对，有许多省略、扭曲和重新阐释我们应当加以接受或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们是产生这一切变化的组成部分。但是，当活生生的见证已经故去，进一步变化将会发生。经历过的文化不仅仅被缩减为入选的文献；而且它将以其简化形式部分地被用作对人类发展一般路线的贡献(虽是相当小的贡献)；部分地被用于历史的重建；此外，作为已经结束了与我们的关系的，所以部分被用作命名和定位过去一个特定阶段的方式。这样一来，在一个层面上，选择的传统产生了一种一般的人类文化；在另一个层面上，产生了特定社会的历史记录；在第三个层面上，也是最难以接受和评价的层面，产生了对曾经属于活生生的文化的许多领域的弃绝。
在特定的社会内部，选择受到包括阶级利益在内的许多种特殊利益的制约。正如实际社会状况在极大程度上支配当代的选择一样，社会的发展，历史变化的进程，也将会极大地决定这个选择传统。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总是倾向于与它同时代的利益和价值系统保持一致，因为它绝对不是全部文学作品而只是一种持续的选择和阐释。在理论上以及在实践的有限范围内，这些在形式上关系到保持传统生命力的制度(尤其是教育和学术制度)是致力于总体传统的，而非致力于根据当代的利益而作出的某种选择。这种献身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在某一选择性传统的活动中经常可以看到，明显被当成故纸而弃之不顾的文学作品常常被翻案和被重新发现，显而易见，只有当学术机构保存着过去文化的大部分内容，即便没有活力，但至少可资利用时，这种可能性才能存在。选择性传统遵循一个社会的成长道路，这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因为这种成长是复杂的并且是持续进行的，所以往昔文学作品在将来的重要性是不可预料的。有一种自然的压力迫使学术机构遵循社会发展的道路，但是一个明智的社会，在保证获得这种重要性的同时，将鼓励学术机构为保存一般的作品留有充分的资源，并且抵制那种任何特定时期都可能满怀信心地提出的批评，即认为这种活动的大部分内容是没有意义的、无用的。许多学术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自身保持永恒不变并且抵制变化，这对一个社会的发展常常是一种障碍。如果有必要的话，应该在新的学术机构中进行一些改革，但是如果我们正确理解了选择性传统的过程，并经过一段足够长的时期之后对它进行审视，以便真正意识到历史的变化和动荡，那么这种永恒性所具有的相应价值就将为人们所称道。
在一个整体社会中，在它的全部活动之中，文化传统可被看作对先人的持续选择和重新选择。特殊的发展路线将被勾画出来，往往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然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某一新阶段的突然出现，这些路线将被取消或削弱，从而勾画出新的路线。在当代文化分析当中，选择性传统的现存状态至关重要，因为情况往往是，这个传统的某种变化——确立有关过去的新路线，突破或重新勾画现存路线——是一种激进的当代变化。我们往往低估文化传统不仅作为一种选择而且作为一种阐释的程度。我们通过自身的经验来看待大多数往昔的著作，甚至没有努力从它们起源的角度来看待它们。分析所能做到的并不是要扭转这种局势，使一部作品复归到它所在的时期，而是通过显示历史的替代选择，使阐释变得有意识；将阐释与它所依赖的特定当代价值联系起来；通过探讨作品的真实模式，使我们面对我们正在作出的选择的真实性质。我们将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使作品存活是因为它真正对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将发现，在其他情况下，我们正出于自身的目的以一种特殊方式使用作品，认识到这一点，比无条件地信奉“伟大的评价者，时间”这种神秘主义要好。为了利用时间这个抽象物，我们自身主动选择的责任就是压制我们的经验的核心部分。所有的文化作品，要么能够与它从中被表现的整个组织联系起来，要么与它从中被利用的当代组织联系起来，联系得越是主动，我们越是清楚地看出它的真正价值。这样一来，“文献式的”分析从作品中走出来而成为“社会”分析，无论是在一种经历过的文化中，过去的一段时期，还是在自身是一个社会组织的选择性传统中。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并不是将这个过程当作人类的完善(走向决定价值的运动)，而是将它当作许多个体和群体为之作出贡献的人的一般进化的一部分来接受，发现永久的贡献将导致同类的一般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分析的每一种因素都将是能动的：在许多不同层次上，每一个因素都将体现一些真实关系。在描述这些关系的过程中，真正的文化过程将显现出来。
(赵国新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