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14年，欧洲海上帝国占据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土地，统治着1/3的民族——大约7200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和5.6亿的人口都在殖民统治之下。自不必言，这种欧洲统治包括对散居的黑人人口的残酷奴役、制度恐吓和文化瓦解。几个世纪以来大约有7500万非洲人死于奴役，跨越大西洋的奴隶贩卖只不过是摧残黑人人性的一个备忘录。黑人在新世界奴隶制下的散居状况——在这种制度下他们只被看作具有生产价值的商品，而不具正当的合法地位、社会地位或公共价值——按照奥兰多·帕特森的说法，可说成是先天异化(natural alienation)。散居的非洲人出生时就忍受的这种永久的、遗传的被统治状况导致了现代散居黑人的无形(invisibility)和无名(namelessness)问题。白人优越论的实践——在教会、印刷媒体和科学学术机构等著名文化权威的庇护下实行的白人优越论，提倡黑人卑贱论，构成了黑人散居人口为身份、尊严(自信、自尊、自爱)和物质资源而斗争的欧洲背景。
现代黑人散居人口的无形和无名问题可以解做相对缺乏黑人权力的状况，因此不能把自身作为复杂的人类展示给自己和别人，因而也不能抵制白人优越论观念提出的众多否定和贬低的原型形象。黑人在卷入这种欧洲化的漩涡之中时的最初反应，就是抵制由非黑人准则和模式确立的错误再现和讽刺，并为自我认可而战斗。每一个现代黑人，尤其是文化传播者，都遭遇到这种无形和无名的问题。黑人散居人口对此的最初反应是一种抵抗模式，它在内容上是道德主义的，在性质上是群体生活的。即是说，为再现和认可而进行战斗突出了关于黑人的“正面”形象和反对白人优越论确定的原型的道德判断。这些形象“再现”了单一的、同质的黑人群体，用以取代过去对这些群体的错误再现。斯图亚特·霍尔曾讨论过这些反应，视其为改变“再现关系”的尝试。
为抵抗种族主义文化习俗而进行的这些勇敢但却有限的战斗在两个方面不加批判地接受了非黑人的标准和传统。首先，他们从同化论的角度表明黑人实际上与白人没有什么区别——从而避开了黑人与白人之间(在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别。黑人的特异性和特殊性就这样为了获得白人的接受和赞同而被抹除了。其次，黑人的这些反应依靠一种同质化的冲动，认为一切黑人实际上都完全相同——因而抹掉了黑人之间(阶级、性别、地区、性取向)的差异。我承认，这两种主张中都有一定的合理性，而结论却是无法证明的，因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正是非黑人范式确定了这些反应的条件。
第一种主张体现的灼见在于，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黑人和白人是相同的——即是说，在人类同情、道德牺牲、服务于人、智力和美等肯定的能力方面是相同的；或从否定的意义上说，他们都具有施行残酷暴力的能力。然而，他们在从同化论的角度提出这个主张时就已抛弃了他们所共有的人性，因为这种同化论把黑人的特殊性从属于一种虚假的普遍论，即非黑人的习俗和原型。同样，第二种主张中体现的灼见在于，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所有黑人都是“难兄难弟”——即是说，都屈从于白人优越论的滥用。然而，这一普遍状况当从同质化的角度看待时却过于宽泛，以致忽视了种族主义的态度由于阶级、性别、性取向、民族、地区、肤色和年龄的不同而大不相同。
黑人散居人口对社会和心理涂抹的最初反应有其道德的和群体的方面，这不能简单地分成肯定／否定、好／坏形象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依据白人的标准强调第一个术语，所以，黑人的努力仍然被刻写在使其被非人化的那个逻辑之中。下面的事实使这种状况更加复杂，即这些反应主要是由充满焦虑的黑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是男性和异性恋者)提出来的，为他们的双重意识感——即他们感到自身身份、媒介和观众的危机——而痛苦地挣扎着，既要征得白人的赞同和接受，又要努力克服一种内化了的与卑贱相关的黑人性。我认为，现代黑人散居知识分子的这些复杂焦虑是促成两种重要观点的部分原因，这两种观点是刚才概述的同化道德论和同质群体论的基础。
柯贝纳·莫塞尔曾把这两种观点说成是反映论的和社会工程学的观点。反映论的观点认为，争取黑人再现和认可的斗争——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原型的斗争——必须反映或映照真实的黑人群体，而不仅仅是对黑人群体的否定的和消极的再现。社会工程学的观点认为，由于任何再现形式都是建构的——根据广泛的目标而加以选择的——所以，黑人再现(尤其是就黑人接触权力位置以便生产黑人形象的困难而言)应该提供积极的形象，据此抵制种族主义的原型。这两种观点的隐在的前提是，我们无需中介就能接触到“真正的黑人群体”和“积极的形象”。简言之，这两种观点预先决定了将要质疑的现象，因此，预先排除了应该作为研究主题的那些问题。
关于“真正的黑人群体”和“积极形象”的任何观念都是充满价值含义、社会内容和意识形态内容的。继续这种讨论就等于质疑这些似乎从未有过争议的观念的可能性。霍尔正确地称这种遭遇为“天真的结束或本质的黑人主体的天真观念的结束……认识到‘黑人’本质上是在政治和文化上被建构的一个范畴”。这种认识——在后现代黑人散居知识分子中越来越流行——部分是由欧洲时代海上帝国缓慢但却无疑的消解促成的，也是由全球前殖民地人民获得的新的政治机会和文化表现促成的。
这个反殖民过程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大多数第三世界有权威的官僚精英都采用“同质的民族群体”和“积极形象”等本质主义的修辞，以便压制和控制其多样异质的人口。然而，在黑人散居人口中，尤其是在第一世界国家中，这种批判并非来自****的黑人男性成员，而来自黑人妇女运动。把后现代的黑人知识分子推向新的差异文化政治的决定性步骤就是黑人散居妇女(如托尼·莫里森)的有力批判和建设性探讨。用来埋葬本质主义黑人主体的天真观念的棺材已经钉死，这就是黑人男性对黑人主体建构的垄断的结束。在这方面，黑人散居妇女的批判比完全强调阶级、帝国、年龄、性取向或自然的批判发生了更大的影响。
导致黑人天真的终结的这一决定性步骤——尽管在詹姆斯·鲍德温、阿米利·巴拉卡、安娜·库珀、W.E.B.杜波依斯、弗朗茨·法侬、C.L.R.詹姆斯、克劳迪亚·琼斯和后来的马尔克姆·X等人那里已有不同程度的预示——迫使黑人散居文化工作者不得不面对霍尔所说的“再现政治”。现在，主要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生产同质群体的积极形象而接触再现——尽管广泛的接触仍然是一个实际的政治问题。而基本的目标也不是抵制原型——尽管抵制仍然是重要的但却有限的冒险。效仿黑人散居人口的音乐、体育和修辞传统，黑人文化工作者必须形成和保持话语和制度网络，破解以前的现代黑人身份的构成策略，破解融合阶级、父权制和恐惧同性恋偏见的权力关系的神话，建构更多价的、更多维度的反应，以表达黑人在现代和后现代世界上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此外，黑人文化工作者必须研究和质疑黑人性／白人性的他者。如果不将黑人性／白人性本身引申到它的对立面，就不能破解黑人性的二元对立逻辑。然而，纯粹的破坏是不能发生作用的——因为异质解构的社会理论观念是一种矛盾修饰。然而，社会理论却是审视和解释历史形成的特定方式所必需的，其中，“白人性”是寄生在“黑人性”之上的一种历史地建构的范畴，我们可以根据这种解释构想所谓“种族”、“族群”和“民族”的深刻的杂交性质。自不必言，这些探讨必须跨越“男性／女性”、“殖民者／被殖民者”、“同性恋／异性恋”的界限。
祛魅对那些提倡新的差异文化政治的人来说是最具启发性的理论探讨模式。对帝国、种族灭绝、阶级、种族、性别、自然、年龄、性取向、民族和地区进行的社会结构分析是认真对待历史(和女性历史)的批评实践的最理想跳板——尽管不是着陆点。祛魅试图追溯制度与其他相关的权力结构的复杂动力，以便揭示可选择的改造性实践。它也试图掌握再现性策略对新的环境和状况给以创造性反应的方式。这样，人类主体的核心作用(总是在并非由个人选择的情况下进行)——无论是批评家、艺术家或赞助者和观众——便得到了强调。
我把祛魅批评称作“预言式批评”——适于新的差异文化政治的批评方法——因为它以社会结构分析开始，但也阐明道德和政治目的。这种批评是党派性质的、有倾向的、有政治目的的和以危机为中心的，然而，总是以警惕的目光避免教条的陷阱，过早的封闭，公式化的表述和僵化的结论。除了社会结构分析、道德和政治判断，以及纯粹的批评意识之外，确实也有评价。然而，这种评价的目的既不是让艺术像参赛的赛马一样相互竞争，也不是创造永恒的经典，从而使当代成就无聊、沮丧，甚至相形见绌。我们聆听劳里·安德森、凯瑟林·巴特尔、路德维希·贝多芬、查理·帕克尔、卢西阿诺·帕瓦罗蒂、萨拉·沃恩，或史蒂夫·万德尔；我们阅读安东·契诃夫、拉尔夫·埃利森、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多利斯·莱辛、托尼·莫里森、托马斯·品钦、威廉·莎士比亚；或观看英格马·伯格曼、勒·柯布希埃、弗兰克·格里、巴巴拉·克鲁格、斯皮克·李、马丁·普耶、帕伯罗·毕加索或霍华德纳·品戴尔的作品——不是为了支持贵族的意见，或活跃鸡尾酒会的谈话，而是听从其风格的召唤，他们就是用这些风格表达深刻的洞见、快感和挑战的。然而，一切评价——包括从艾略特诗中获得的一丝快乐，尽管他在政治上反动，或左拉·尼尔·赫斯顿小说中的一丝爱意，尽管她带有共和党的偏见——都是不可分割的，尽管不能简约到社会结构分析、道德和政治判断，和一种奇异的批评意识的机制，所有这些与评价也不是同一回事。
祛魅的致命陷阱——以及任何形式的预言式批评的陷阱——都是还原主义的，不管是社会学的、心理学的还是历史的。所谓还原主义，我是指单一因素的分析(即粗糙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等等)，这种分析产生一种一维的功能主义，或是一种超细密的分析视角，它不接触艺术作品的形式的特殊性，也不涉及艺术作品得以接受的语境。文化工作者，不管属于哪种类型，都极少在进退维艰的还原主义与唯美主义之间走钢丝索——然而，祛魅(或预言式)批评家必须要冒此风险。当然，由于今日的许多艺术实践也以批评为目的，这对艺术家也是真实的。
生存的挑战
新的差异文化政治面对的生存挑战可以简单地阐述为：批评家或艺术家如何获得生存资源和使事业兴旺的文化资本？所谓文化资本(皮埃尔·布尔迪厄语)，我不仅指从事批评实践所要求的高质量的技术，而更重要的，还指自信心、纪律和耐力，这些都是成功所必需的，而无需求得主流的赞同和接受。这种挑战是所有预言式批评家所共同面对的，而对于有色批评家来说则尤其困难。现代欧洲对有色人的智力、能力、美和性格的普遍否定给有色批评家和艺术家背上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们要依据白人确立的标准和模式“证明”自身，而这些白人自己的遗产却贬低了有色人的价值，使他们非人化了。简言之，在批评和艺术的法庭上——或关于精神生活的任何事务上——有色人直到“证明”清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之前都是有罪的(即不能符合知识成就的标准)。
这与其说是个人态度问题，毋宁说是结构困境。欧洲时代严重的种族主义和性歧视遗产给我们留下了一整套深嵌于内心的关于有色人的认知，这当然包括有色人的自我认知。毫不奇怪，过去大多数有色知识分子都把太多精力和努力用于获得“白人规范审视”的接受和赞同。这种新的差异文化政治规劝有色批评家和艺术家把这种精神束缚模式抛在一边，从而把自身解放出来，对他们受某些传统所束缚的方式提出质疑，同时，从这些标准和模式中吸取教训，从而建立自己的标准和模式。在任何斗争的语境中，突出的智慧就是避免机械地拒斥和不加批判地接受。
对再现感兴趣的有色人可有四种基本选择——如果他们想要作为严肃的所从事行业的实践者而生存和发达的话。第一种是布克·T.诱惑(the Booker T.Temptation)，即个人全身心地投入主流和主流合法化的权力。大多数有色批评家和艺术家都挡不住这个诱惑。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然而，极少有人获得实质性的成功。并非偶然的是，他们当中最具创造性的思想深邃者——尤其是具有持久耐力而不仅仅为赶时髦的昙花一现者——往往都处于主流的边缘。甚至过去几十年中风靡的有色文化实践者的职业化也没有产生能够在既定的白人赞助制度下站得住脚的杰出人物，而把奖励和声望给予对美国社会有所贡献的入选者的又正是这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