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用社会理论中二分的双方来解释和描述社会行为时，我们时常会遇到极其棘手的问题，我们的许多评论都是关于这种问题的。这部分地使我们明白了针对社会理论应该采取的形式提出的许多哲学异议的核心内容，并且明白了这些异议针对对人类思维方式和如何运用心理分析和语言理论提出的许多心理学异议的核心内容。然而，我们在本文中关注的是一些相当简单的错误，即我们相信在分析女人时共犯的错误。即使我们认可女人与自然、男人与文化有一个普遍的形式联系，它也不应当滑入关于对普遍的价值判断(好／坏，高等／低等)的断言，或滑入关于对支配权(上级／下级)的争议。而这个危险不只限于人类学。
上面谈到的这种滑入可能是因为这种方式，即我们将女人和男人概念化为拥有约束他们生活的共同特点。女性主义者反对这一点，认为文化造成的性差别几乎千变万化。因此，生理构成不会始终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女人与男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假如我们改变了社会关系，就会改变“女人”与“男人”的范畴。在政治和理智的基础上，我们会直言不讳地宣称，是社会关系决定性差别，而不是生物学的性产生性别之间的社会分类。
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生理差别导致社会差别，这个观点当然极其普遍，而且通过最近大量的社会生物学家的著述而轰动一时。这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主导意识形态。现在我们要说明，它以西方思想为基础，尤其以科学、医学和技术为基础，因而它成为主导。
科学与性征
很多世纪以来人们进行了种种尝试，把在环境(自然)中看来是难以驾驭的问题与易于由人类中介(文化)左右的东西区分开来。上帝统治着自然界与人类，有关上帝的权力形式的种种观念便与这种分化紧密相连。只是到最近这一点才得到论证：即人类主宰自己的环境。这样一个信条比认为与神相比人类孱弱无能，仅仅是代表神保护自然界的信条更为重要(格拉肯，1967)。我们使用的例子取自18世纪中期以降。这个时期开始使用一种世俗的、自觉的科学性语言，对“人”的生理和社会方面、自然与环境的研究开始大规模展开(乔达诺娃，1979)。19世纪，自然／文化的划分看来始终应用于性别划分，结果是女人的原型变得越发僵化。这种对性分化的强化所赖以产生的方式引人注意，一成不变的原型与性征的生物学界定息息相关，这就越发令人感兴趣。
正如前文中人类学材料中所暗指的那样，人们使用的暗喻之间的关系，人们分开表达的活生生的经验，其方方面面都是极其复杂的。暗喻包括各种矛盾、张力或者甚至包括所有作为逻辑的自相矛盾而打动我们的一切，但是这些暗喻绝非有损于意象的历史力量。例如，18世纪在自然理性、贞操与清纯的意义上用女人来象征真理，同时用来象征感情与情操，也用以类比自然，但是与非理性和迷信相联系。自然／文化划分在很多不同的层次上于西方传统中运作。除各种各样的神话、图像和符号，在加强和再次界定女性与自然和男性与文化的同一中，一以贯之的科学性自我意识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科学努力与男性性征相连，然而，由男性科学展示的被动性与女性性征相同一。在18、19世纪，将自然人格化为女人和母亲在很多英文作品中比比皆是。此外，一种科学文化的建构过程恰恰被想象为男性理性与女性迷信这样不同因素之间的斗争。神秘主义阻碍了人类的发展。因为要追求进步的文明，换言之，知识与社会秩序的力量便不得不战胜这种蒙昧神秘主义。男人会以科学的名义断言他们的文化胜过女人及她们的宗教信仰。对于很多人而言，天主教堂及经常光顾的信徒——女人就是迷信和非理性活动的代表，哲学家中的知识分子精英、饱学之士以及受启蒙的医学界人士则从科学和理性的立场出发削弱教堂和妇女的迷信和非理性活动，这就是传统势力与现代势力之间的权力之争。
两性之间的纷争对于启蒙思想家而言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进步的思想意识深深地包容在启蒙思想中，这表明，随着作为变化的原动力的知识与科学的发展，理性的、人道的和文明的社会发展变得重要起来。因此，允许男性价值体系盛行，是发展文化的过程中的一个主干，以便控制未开发和无中介的自然。人类掌握自然的能力应该不断加强，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科学。如同自然一样，女人会被控制，更确切地说，在人类历史中会被导入代替自然的正确角色。
利用自然／文化二分法，将男人与女人概念化为对立的、相辅相成的双方，尽管这是我们关心的运作方式，但是强调下面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即18、19世纪自然与文化尚未被必然视为无可比拟的范畴。显而易见，因为人类要拥有文化，自然就不得不屈服于人类的操纵。自然，包括人类在内，被限定为文化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要小心，不要将自然的概念解释为仅仅意味着由难以驾驭的、与生俱来的特质构成的一个世界。尽管自然不同于环境、文化、文明与社会，但我们还是能看到它们之间频繁的相互作用。我们称作本质论的观点对性的看法是与科学的自然观相连的，这固然是事实，但将这等同于一个粗糙的决定论立场则过于简单化。18世纪自然哲学和医学著作中对某些方式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们可以称之为生活方式的行为通过饮食、锻炼、习惯与职业等方式融入到体内。结果是，文化不断地影响着自然物体，尤其是人体；在肉体和道德的层次上，文化被确定为健康与疾病的主要决定因素。男人与女人都是按照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来看待的。
从生理学角度来讲，女人因其作为女性的职业与任务而与众不同。绝不可仅仅根据她们的性器官来界定女人。尽管这些势必要与她们的生育角色紧密相连，但强调生活方式是人体特点的决定因素，这就为18世纪与19世纪早期的自然／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强调职业是健康的一个决定因素，导致在性别之间划下一条根本的界线。这一点的理论基础是很少认可界线的生理学；它融合了道德与肉体、精神与身体，并创造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能够包容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思考。18世纪后期法国的医生们运用这些生理学前提来论证女人在生理上自动地有别于男人(尼别勒，1976)。他们认为，既然女人已经没有履行其角色，那么，只有根据她们的生活方式和应该履行的角色才能够理解女人的全部生理系统。职业的健康范式将社会舞台上所做的工作(对于女人而言，就是生养、哺育照顾子女，在家庭中树立天生的道德感)与健康和疾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然，职业的范式既应用于男人也应用于女人，但对于后者容许的职业根据“自然的”标准严格地界定下来。因此女人的健康状况取决于她们是否完成一个有限的社会角色，这个角色似乎是她们能够生育子女的必然结果。男人是最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群体的成员，而女人的活动范围则被限定在家庭中——人类稳定性的终极保证者，因为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的生物学单位。这些论证导致女人被概念化为在体力上是虚弱的，没有男人的保护就不能生存，是轻佻的、非理性的。女人在进行情感联想而非逻辑推理时不同于男人，这种看法在19世纪演变为一种复杂的心理学理论，它断言女人缺乏进行理性的科学思维的能力，却有很高的多愁善感的天赋。(普洛斯等人，1935)……
权力问题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且显然是把女人与自然相连的各种矛盾方法的关键。这个问题掌握着解决矛盾的关键。上面我们强调过，女性性征一般被等同为迷信，即等同于非理性的、不合法的、神秘的力量。但是，它也与道德再生相关；女人作为自然的造物内在地拥有成长与进步、以美德的力量超越邪恶的可能性。确实，在隐含的意义上，女性发挥积极力量涉及神秘因素，尤其是母子间的特殊连带，但这是可靠的，甚至是可向往的……
自然／文化之间各种对立将这一论证引申为一种革命的框架，19世纪对这些论争的阐释有时很明显就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权力之争。这些关注焦点在很多19世纪中期的文献中浮现出来。这些作品描写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试图解决所有社会是否经历了母权阶段(菲，1974)。这些著作思考了性角色的经济基础，并与这样一些流行的看法紧密相关，即女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能力有限。
19世纪后期，关于女人进入医学行业的论争在经济的意义上应用了相同的自然与文化的两性对立的观点，因为人们认为在这个行业中女人难以与男人公开竞争。女人生来就缺乏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因而不能做医生，现在这个论点已是众所周知。人们也认可这一点，即只有已婚妇女才有从事这种工作所必需的“经验”，但是她们又因生儿育女和其他的家庭责任而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也许未婚妇女的生活方式宜于从事这一职业，但是必定缺乏必要的“经验”(唐尼森，1977；德拉蒙特和达芬，1978，第46-47页)。
区分已婚与未婚妇女意义重大。18世纪末期，医学文献强调已婚妇女健康的重要性，并呼吁已婚妇女不要离开家庭，要考虑做母亲的责任。在同一时期，职业妇女越来越多地来自各阶层年轻的未婚女孩。工作上的分化不仅仅限于女人与男人之间，而且一方面表现为男人与单身妇女，另一方面还表现为男人与已婚的、多次生育的妇女。职业妇女提出一个问题，因为通过出卖劳动力，她们进入到男性世界，那里有存在客观价值的抽象商品。她们打破了严明的范畴差异。应该在此语境中理解的是，19世纪普遍关心的是女职工的谦和。女职工由于其性征而联系着与家庭情感相关的私人的、神秘化的舞台，而不是公开的工作常规。她把无法控制的情感潜能带到生活舞台上，这个舞台被认为是控制力与客观性的缩影，或更全面地来讲，是男人与金钱的缩影。
把家与家庭生活理想化为女人的特有区域证明了女人在经济上的不活跃。女人在家庭中的优势本身要根据她们的生育角色来解释，它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在生物学的、生理的和社会的劳动分工之间就建立了令人愉悦的和谐。女性的生物规则变化，尤其是月经周期，被当作最完美的自然法则的实例。女人不得不服从身体的波动与变化，丈夫与医生和善地注视着她的身体的波动与变化。自然／文化差异应用于性别区分时就传达着权力形式。但要认识到权力分配不单纯是男性力量与女性服从的问题。事实上，权力的两种形式都被证实，而且都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第一，感情使女人成为好妻子、好母亲和首要的道德支持者，感情王国中有影响力的人是女人。值得称颂的特点与破坏性的特点相对立；过于情感化、迷信与轻信的倾向使女人在教条的宗教与政治实践方面易于受到攻击。女性力量的这两个方面，对自然自身表现了其矛盾心理：女性力量是所有知识、终极的伦理权威的源泉，同时，也能够造成无法预言的破坏。另一方面，是在公众范围而不是私人范围内形成了男性支配权。它以对自然法则和抽象关系的理解为基础；在观点上适合在19世纪欧洲复杂的经济中生存。男性力量表现了当代的文化观念，它洞察、理解自然的法则，并且现在处于操纵自然法则的地位。其消极的一面就是缺乏认同他人的同情心。
这种意识形态建构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将每一性别与普遍的生理范畴相联系，仿佛所有女人和所有男人真的可以无视种种阶级或者其他社会差别，事实上这种观点明确地否定了阶级差别。前面，我们把这个观点描述为关于性别的本质主义方法。而且，论述男人与女人的行为的种种方法暗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基本的人类标准，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则不然。这提出一个基本的问题：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究竟出于谁的利益而详细阐述一套以生物学为基础、对立的范畴——刻意忽视了(或者近乎模糊了)社会区分的范畴？同时，女人被概念化为科学运作的被动接受者。这个二分法涉及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行业组织、劳动分工、观察政治与社会稳定性的方法，以及在婚姻与生育子女中丈夫和妻子各自的角色。
我们不是在说明科学思维近乎固定地归于男性支配，而是在说明科学理论与实践为我们的文化提供了一种最基本的方法以考察与理解两性分化。我们也可以说各种性征观念就是思考科学活动与基础。男性与女性、科学与自然之间的这些区分没有停留在理论化的层次上，但为今天西方世界仍在进行的全部具体的斗争确立了条件。女性主义研究仍有待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发现其他文化中的情景，提防不要在性征领域内误用自然／文化的二分法。
(王广州 译、丁泓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