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斯克正是在吸收德赛都和巴尔特等人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针锋相对的大众文化理论。首先，费斯克批驳了阿多诺等人关于“大众”的观念，阿多诺等人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长期推行的非个性化和齐一化，大众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单质的群体。费斯克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大众并不是一个单质的整体，而是包含了各种由于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形成的群体，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组合。他说“关于大众化的任何讨论，都必须考虑内部的各种对立力量”，“尽管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具有同质化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从属群体仍然保有相当多样的社会身份，而这要求资本主义生产与这些身份相适应的不同的声音”[33]。如果大众是复杂和多元的，大众文化要在广大的人群中流行，就必须适应复杂和多元的需要，因此它自身也就必然是复杂和多元的，然而，法兰克福学派恰恰忽略了大众文化这种复杂性。
大众文化这种复杂性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针对阿多诺等人对大众文化商品化趋向的指责，费斯克进行了深入的辨析。他承认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属性，但他同时指出，这种文化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它不仅在财经经济体制中流通，也在与之相平行的文化经济体制中流通。前者流通的是金钱，后者流通的是意义与快感。费斯克对两种体制的区分是有深刻用意的，如果从财经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大众文化的接受者完全是被动的，因为在财经经济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接受者自身也变成了商品。例如，电视节目制作人出资制作节目，然后把这个商品出售给消费者，购买节目的电视台。电视台购得节目后进入财经经济体制内又一轮流通，这时电视台播出的节目变成了生产者，它生产的商品是观众，观众这个商品再被卖给出钱做广告的客户，在整个过程中，观众扮演的是被动的角色。但如果我们要完整地理解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我们还必须从文化经济体制的角度来观察，从这一角度看，财经经济中被动的作为商品的观众现在变成了主动的生产者，他们利用大众文化提供的资源在消费过程中生产出意义和快感。这种意义和快感是他们自己生产，自己需要的。在文化经济中，意义和快感的生产大抵基于两种方式：一是逃避，一是对抗。费斯克说：“逃避和对抗是相互联系的，二者互不可缺少。两者都包含着快感和意义的相互作用，逃避中快感多于意义，对抗中则意义较之快感更为重要。”[34]事实上，快感与意义在大众文化中并不矛盾，快感不仅是逃避，它自身就是对一种新的意义的探索和诠释，就是对某种强制性的社会意义的抵抗。根据布尔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的理论，费斯克指出，民众在这种意义和快感的生产中创造出一种“大众文化资本”，“这种大众文化资本包括从属阶级可利用的意义和快感，以表达和促进他们的利益，大众文化资本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概念，而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但是它总是处于与主导力量相对抗的位置”[35]。在费斯克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德赛都和快感理论的影响。
费斯克还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对抗性意义产生的文本基础。巴尔特曾经对“读者性文本”和“作者性文本”作出区分，前者是一种封闭性文本，通俗易读；后者是开放的，要求读者积极参与，和作者共同建构文本意义，但内容隐晦复杂。费斯克在巴尔特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生产性文本”的概念，这种“生产性文本”是“一种大众性的作者性文本”，它既是通俗易懂的，又是开放的，不言而喻，费斯克指的就是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文本。这种文本“为大众生产意义所用，尽管它并不情愿，但仍然让读者看到它预设意义的脆弱和局限，它包含着与设定声音不同的其他声音，尽管它同时又力图淹没那些声音。它的复杂的意义不是自身所能控制得了的，它的文本间隙使观众得以从中产生新的文本——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受(读者)控制的文本”[36]。费斯克把文化定义为特定社会中意义的生产和流通，这种生产和流通既依赖于文本提供的意义框架和空白，又依赖于读者或观众积极的参与和创造，因此观众与文本的关系必然是十分复杂的。观众对文本的完全认同或完全不认同都不容易发生，更多的是霍尔所说的“一种在文本和具有确定社会性的观众之间的妥协阅读”。由于观众具有千差万别的社会特征，这种阅读所产生的“生产性文本”也是千差万别的，这样，法兰克福学派所担心的那种文化产品强制性的齐一化、标准化对同质性的社会性主体的塑造就很少有可能发生。
由于大众文化的“生产性文本”的特点，费斯克要求对大众文化的分析需要作“双重聚焦”，一方面是分析它的意识形态内容，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至葛兰西对文化霸权的论述为这种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就是分析读者观众对它的接受特征。“研究大众如何与现存的制度打交道，如何阅读它所提供的文本，如何利用它的材料资源创造大众文化。”[37]在后一方面，早在费斯克从理论上予以强调之前，伯明翰中心的学者就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霍尔发表于70年代的《编码，解码》。在这篇论文中霍尔批评流行的传播学理论把传播看作一种从发送者到接受者的直线运动，他指出，信息的发送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被接收，在传播的每一个阶段，无论是编码(信息的构成)，还是解码(信息被阅读和理解)，都有其特殊的形态和对之施以制约的特殊条件。信息的生产和消费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传播采用的话语形式，产生这种话语的语境，负载信息的技术手段等，因此，传播过程实际上呈现为一个复杂的结构。最重要的是霍尔在论文中指出，编码和解码之间并没有给定的一致性，某一信息可以由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方式解码。霍尔指出，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解码方式，第一种是采用主导-霸权符码来进行解码，在这种情况下，编码和解码使用的符码是一致的。第二种是采用协调符码来解码，这种符码结合了吸纳和对抗两种因素，它一方面承认主导-霸权符码的合法性，同时又试图保持自己的某些特殊规则，使各种主导的规定与自身的“局部条件”和团体地位相协调。第三种是采用对抗符码解码，它以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式解码信息”[38]。例如，当一个工人收听有关限制工资必要性的讨论时，他会把讨论中反复出现的“国家利益”统统解读成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霍尔的解码理论告诉我们，由于编码者和解码者采用的符码不一样，文本的意义也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同时他还告诉我们，这种意义的断裂是由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原因造成的，这使我们可以经由信息的编码和解码过程来探讨文化内部的政治和权力结构。
在霍尔的推动和启导下，文化研究者联系特定的社会语境对观众的阅读行为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基本上都以电视观众为对象，重要的著作有莫利的《全国报道的观众》、《家庭电视：文化权力与家庭闲暇》，霍布森的《十字路口：电视连续剧的戏剧性》，莱恩·昂的《观看达拉斯》等。
莱恩·昂的《观看达拉斯》是一部在文化研究领域颇有影响的著作。莱恩·昂在荷兰一家报纸上刊登广告，公开征求观众对当时风靡欧美的美国电视连续剧《达拉斯》的反应。莱恩·昂收到许多来信，她就根据这些来信分析观众对《达拉斯》的不同态度，在《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一章中，莱恩·昂将《达拉斯》的观众分为喜爱、憎恶和抱着矛盾态度三类，然后分析了她所谓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即大众文化的消极形象和社会舆论对它的负面评价对这三类观众群体的影响。
观众研究中另一部值得介绍的著作是莫利的《家庭电视：文化权力与家庭闲暇》。莫利认为，电视与其他传媒不同，它的消费单位不是个别观众，而是一个家庭，因此“观看电视的不断变化的模式只能在家庭闲暇活动的整体语境中才能被理解”。而要研究电视在家庭中的使用情况，必然要涉及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家庭中两性权力的不平衡分配。在研究中莫利关注的主要问题有：一、家庭电视不断增多的用途，如收看新闻、玩电子游戏、处理电子文本等。二、家庭成员对特殊节目的不同参与和反应方式。三、家庭中电视的使用，如怎样选择电视节目；这种选择是如何在家庭中协商的；家庭成员在选择节目时的不同权力；在家庭成员之间如何讨论电视内容等。四、观看电视与家庭生活其他方面的关系。
莫利揭示了家庭内部权力关系对观看电视的影响。她认为，在大多数家庭里面，男人在这方面都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常常表现出一种蛮横的态度。一些男人不仅为全家选择节目而且否定其他人的选择。男人喜欢默默地看电视，妇女和儿童在这种氛围中通常会感到压抑，于是妇女宁愿躲在厨房里看黑白电视。妇女很少有完整的闲暇时间观看电视，只能在烹饪和给孩子洗澡时抽空看上几眼。莫利发现性别是“一种控制着所有家庭经济的结构原则，它控制着电视节目的选择，收看的时间，录像机的使用(莫利发现，妇女通常不会使用录像机)，观看的方式等”。莫利在书中指出，控制着家庭中电视使用的“基本因素是，在这个社会中性别关系的支配模式里，家庭对于男人来说首先是休息的场所，有别于他们在外面的工作时间。而家庭对于女人来说是一个工作的场所(无论她们是否上班)。这就意味着，在家庭观看电视时男人可以全心全意，而妇女则只能是半心半意甚至是带着某种歉疚感来观看，因为她们承担着更大的家庭责任”[39]。
莫利指出，在家庭中使用和控制电视的权力是由家庭内部的性别角色决定的，而这种性别角色又是由社会建构的。费斯克认为，莫利的研究突破了霍尔在《编码，解码》中提供的理论模式，霍尔关注的是观众解码文本的方式，落脚点依然是文本。而莫利关注的是电视观众观赏这一社会过程本身。莫利发现，观众从收看电视中获得的意义和快感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把我们对文本与观众关系的分析引向一种对范围更广大的日常生活的实践和经济的研究，即格尔兹所谓文化的“深描”。
罗钢、刘象愚
2000年春节于北京
注释
[1]理查德·霍加特：《人民的“真实”世界：来自通俗艺术的例证——〈派格报〉》，本书第123页。
[2]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纽约，1978年，第256页。
[3]雷蒙·威廉斯：《传播》，企鹅丛书，1976年，第10页。
[4]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本书第127、128页。
[5]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本书第127、128页。
[6]斯图亚特·霍尔等编：《文化、传媒、语言》，伦敦，1981年，第19页。
[7]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本书第134页。
[8]格瑞麦·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波士顿，1990年，第58页。
[9]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本书第140页。
[10]詹姆士·卡雷：《传播与文化》，波士顿，1989年，第97页。
[11]佩里·安德森：《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新****丛书，伦敦，1976年，第75-76页。
[12]路易·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伦敦，1971年，英文版，第152页。
[13]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本书第10页。
[14]《银幕》16卷3期，1975年。
[15]佩内洛普·布朗、柳德米拉·乔达诺娃：《压抑性二分法：自然／文化之争》，本书第164-175页。
[16]大卫·莫利：《家庭电视：文化权力与家庭闲暇》，伦敦，1986年，第48页。
[17]转引自《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第211页。
[18]《文化、传媒、语言》，第85、87页。
[19]斯图亚特·霍尔：《艰难的复兴之路：撒切尔主义与****的危机》，伦敦，1988年，第30页。
[20]《文化、传媒、语言》，第85、87页。
[21]德里达：《发送：论再现》，《社会研究》1982年夏季号。
[22]斯图亚特·霍尔等：《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伦敦，1976年，第99页。
[23]威利斯：《克鲁梭的足迹》，伦敦，1990年，第175页。
[24]见茨纳尔等《重写英国：性别与阶级的文化政治》，伦敦，1985年，第146页。
[25]《克鲁梭的足迹》，第131页。
[26]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伦敦，1978年，第5页。
[27]阿什克罗夫特等：《后殖民研究读本》导言，伦敦，1995年。
[28]安·杜西尔：《染料和玩具娃娃：跨文化的芭比和差异销售规则》，本书第176-201页。
[29]同上。
[30]安·杜西尔：《染料和玩具娃娃：跨文化的芭比和差异销售规则》，本书第176-20页。
[31]同上。
[32]德赛都：《日常生活的实践》，伯克莱，1984年，英文版，第11页。
[33]费斯克：《大众经济》，参见本书第231-253页。
[34]费斯克：《阅读大众》，波士顿，1989年，第2页。
[35]费斯克：《大众经济》，参见本书第231-253页。
[36]费斯克：《理解大众》，波士顿，1989年，第104、105页。
[37]费斯克：《大众经济》，参见本书第231-253页。
[38]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本书第351页。
[39]莫利：《家庭电视：文化权力与家庭闲暇》，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