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郭沫若集
19564200000038

第38章 孔墨的批判(6)

就这样逐渐把范围扩大下去,说到攻人之国为大不义。故“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非攻下》),这比杀人越货是更加不义了。“劲杀其万民”与“攘杀其牲牷”并列,而与“攘人犬豕鸡豚者”,“取人牛马者”同等,故人民依然还是所有物;而攻人之国实等于侵犯最大的私有权而已。这就是兼爱与非攻说的核心,尊重私有财产权并保卫私有财产权。故他这一套学说并不重在爱人,而是重在利己,不是由人道主义的演绎,而是向法治刑政的归纳。他之主张告密连坐(《尚同》中及下),“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兼爱下》)或“富贵以道(导)其前,明罚以率其后”(《尚同下))的办法,后来为商鞅、申不害、韩非之流的法家所极端扩大了,那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攻是侵犯私有权,非攻是反对侵犯私有权,因而非攻本身就是战争。道家早就揭穿了这一层,认为“为义偃兵,造兵之本”(《庄子·徐无鬼》),而墨家自己也赞奖周武王之伐殷纣,认为是“诛”,与攻不同。这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义战与非义战的区别了。我曾说“他的非攻其实就是美攻”;朋友们多说我故为“偏恶之辞”,其实我倒是尽了客观研讨的能事的。

既普遍承认私有权的神圣,因而他的主张结果是对于私有权大者帮了大忙,这是逻辑的必然。我曾说“他的兼爱其实是偏爱”,朋友们多说我故为“偏恶之辞”,其实我倒是尽了客观研讨的能事的。

在由奴隶制转移为封建制的过渡时期,私有财产权还未十分稳固,要建立一种学说体系来使它神圣化,倒确实不好轻率地谥为“反动”——在这一部分我可以取消我的这个判断。但要说墨子是奴隶解放者,是农工革命的前驱,是古代的布尔什维克,虽然明显地不是出于“偏恶”,然而只是把黑脸张飞涂成了红脸关羽。不仅依然在涂着脸谱,而且涂错了脸谱。

“节用”与“节葬”是一套消极的经济政策,这和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老百姓的用是节无可节,葬也是节无可节的。他的整套学说都是以“王公大人”为对象的,“王公大人”的不合理的消费如果节省一些,当然也可以节省一些民力。从这么一点间接的恩惠说来,墨子倒可算在替人民设想了。大家也就抓紧了这一点,认为墨子是人民的朋友。譬如《节用》中篇所反复着的一句话,“诸加费而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好些朋友认为这就是墨子事事为“民利”着想的证据。但我却丝毫也不能够在这句话里面找到满足。一国的政治如果真是为“民利”设想的话,你只愁用费不够。那里会有什么浪费的忧虞?他之所以忧虑浪费者,只是为的王利而不是“民利”,如何在老百姓身上多用一点,他从不曾这样想过。他只是把人民的生活限在极苟简的阶段,一切器用“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只求他们冻不死,饿不死。假使王者不节约,把老百姓榨取到冻死饿死的程度,那怎么办?这就是他所担心的。你以为他真在替人民设想吗?但这,我也并不想专怪他,因为这限度要想打破,历史还须得再推进两千多年。但我们如果不认定这个限度而要说墨子是“最民主”,是“布尔什维克”,那却是中饱了二千多年的历史。

当时的生产情形,在墨子的眼中看来,是人民少而土地多,因而生产力不足,生产不敷消费。请看他说吧:

今万乘之国,虚(墟)数于千,不胜而人,广衍数于万,不胜而辟;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士民者所不足也。(《非攻中》)

荒地以千计,没有那么多的人来住;平地以万计,没有那么多的人来开垦。土地有余而人民不足。故尔拿人民去打仗,去“争虚城”,在他看来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因此他的节用,是把人民当作生产工具而包括在里面的,不仅要节省民力,而且还得倍加人口的生产。于是他便想出了早婚的方法,要用国家的法令来限定早婚。“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节用上》),我们不要看忽略了那“毋敢不”三个字。战争除劳民伤财而外,还使“男女久不相见”,久丧也因“败男女之交多”,故都在所反对之列。看来蕃殖人口倒确是墨子的一项积极的经济政策。人民既是“王公大人”的私有,使人民蕃殖,也不过如使牛马蕃息一样,尽管“女子十五”便要“事人”,未免有点不人道,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有的朋友说:这比三年之丧禁止男女三年不交接的似乎还要“人道”一些。这倒也想得周到。但我并没有意思替三年之丧辩护,我也并不是什么新儒家,谁人道谁不人道,倒不是争门户的事情。不过公平一点说,人道不人道的标准是应该拿利己与利人及自愿与非自愿来判定的。我们请从这一方面来考虑一下吧。

“节用”与“节葬”的另一个目的,是在反对儒家的礼。“节葬”是反对丧礼,尤其三年之丧,固不用说;“节用”反对其它的礼,所谓“俛仰周旋威仪之礼,圣王弗为”(《节用中》。本来对于形式上的繁文缛礼,孔子也是反对的,所谓“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治)也宁戚”,和墨子的节用节葬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孔子的出发点是心理的安不安,而墨子却是经济的利不利。就拿三年之丧来说吧,当宰予反对的时候,孔子也只说:“于汝安乎,汝安则为之。”由这一点上要说孔子是唯心,墨子是唯物,是毫无问题的。只是墨子这位大师似乎是一位爱走极端的天才,他在生活上和言论上都爱走极端,有时候每每自相矛盾。例如他的“节葬”和“明鬼”冲突,东汉末年的王充已经指摘过,而他的“节用”和“尚贤”也是冲突的。《尚贤》里面讲王天下正诸侯者必须置三本。所谓三本是:“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他在那儿晓得说:“爵位不高****不敬也,蓄禄不厚****不信也,政令不断****不畏也”(《尚贤中》)。但他说到节用节葬上来,却要采取平均主义,瘠觳到万分,不仅是于事行不通,而且是于理也说不通的。大约因为是出于反对命题,故每每不惜过甚其辞,矫情立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