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字保留在周彝铭中的有好几例。例如，《效父簋》“休王锡效父吕三，用作厥宝尊彝”，在彝字下有字（见《怀米山房吉金图》卷上第二十二叶）；《中斿父鼎》“中斿父作宝尊鼎”，在鼎字下有字（见《三代吉金文存》卷六第十八叶）；《堇伯簋》“堇伯作旅尊彝”，在彝字下有字（同上，卷三第四十叶）。又宋代出土的《中》之一，是周成王时器，铭末有“臣尚中，臣”六字（见《宣和博古图录》卷二第十九叶）。“尚中”是人名，后二文也必然是人名。
这些刻划文字，很明显地，和彩陶上的刻划符号是一个系统。唐兰认为：“这种文字是用数目字当作字母来组成的……既不是殷文字，也不是周部族先世的文字，但可能是曾经住过现丰镐地域的一个民族的文字。”（见《考古学报》一九五七年第二期《在甲骨金文中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用数目字当作字母来组成的”说法，据我看来，是难以成立的。原始人的数目概念很有限，三以上就是“众”，现存民族中也还有只能数到七的。唐兰在他的《古文字学导论》中曾经主张“文字的起原是图画”，他否认指事系统的文字，甚至怀疑“古代中国是否有过‘结绳而治’的时期，‘结绳’是否发生在文字之前”。但在他见到卜骨上的刻划文字之后，他的见解似乎有些改变了。尽管他在断定那些刻划文字不是殷、周文字，但他却说“中国文字的数目字里，从一到八，本就是特殊的系统，都是直线条，可能根据刻契来的”。虽然他把它们“特殊”视，来源于契刻也只认为是“可能”，但他已肯定承认契刻是在文字以前。既已承认契刻，则对于结绳，便没有怀疑的必要了。根据种种地下资料、现存民俗和文献记载等参证起来看，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至于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等，是更在其后的。中国的六书，或称为六义，在汉代有两种排列方式。《汉书·艺文志》以“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为序，许慎《说文解字序》则以“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为序。以指事先于象形，许慎的看法是比较正确的。
指事先于象形也就是随意刻划先于图画；从书法观点来说，也就是草书先于正书。
三周代的金文及其他文字
古代的文化到了周代便蓬勃地发展起来了，无论典籍或文物都异常丰富。古人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和周以前的情况比较起来，的确是大有不同。从文字方面来说，周人没有殷人那么迷信，他们是懂得“敬鬼神而远之”的，因此甲骨文字是走下了舞台。在今天所能见到的周代第一手资料以金文为最多。
周代的青铜器，一开始便有长篇大作的铭文出现。例如，成王时代的《令彝》有一百八十七字，康王时代的《大孟鼎》有二百九十一字，直到西周末年宣王时代的《毛公鼎》竟长达四百九十九字。这些数目，和殷代的三两字乃至三二十字比较起来，却可以说是洋洋大观了。
从文字结构上来说，西周初年的金文连同铜器本身的花纹、形式，和殷代是相因袭的。字体比较凝重，丝毫也不苟且。龚王、懿王时代的字体和花纹则比较散漫，有点粗枝大叶的感觉。宣王时代又比较庄重起来，但和周初的庄严体段不同，而有比较自由开放的味道。
西周的铜器，主要是王室的器皿，诸侯和王臣铸器者绝少。东周的情况便完全不同了，王室之器绝迹，差不多都是诸侯和王臣之器。铭文、花纹和形式都有进一步的解放。铭文的字体多种多样。到了春秋末年，特别是在南方的吴、越、蔡、楚诸国，竟出现了与绘画同样的字体，或者在笔划上加些圆点，或者故作波折，或者在应有字划之外附加以鸟形之类以为装饰。这些大抵就是后来的缪篆、鸟篆或者虫篆的起源了。
本来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便具有艺术的风味。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有好些作品都异常美观。留下这些字迹的人，毫无疑问，都是当时的书家，虽然他们的姓名没有留传下来。但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开始的。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作为书法艺术的文字与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便多少有它们各自的规律。
例如，篆书、隶书随着时代的进展，相继而走下舞台，不为一般所通用，但如果作为艺术品或装饰品，它们依然具有生命力。今天的书家照旧可以写篆书、隶书，或者临摹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章草、狂草、历代碑帖，只要具有丰富的艺术性，便可以受到欣赏，发挥使人从疲劳中恢复的作用。这是中国文字所具有的特殊性。这种属于艺术范畴的东西，便不能以文字学的观点来一概而相量了。
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由于社会生活日趋繁剧，不得不追求简易速成。这样的倾向，应该说是民间文字的一般倾向。统治阶级在私下应用乃至在行文起稿的时候也是在采取这种倾向的。这种倾向的文字，即草率急就的文字，属于西周和春秋时代的资料，没有什么留存下来。到了战国时代，留存下来的却是不少。例如，长沙出土的帛书、简书，信阳出土的简书，存世的印玺文、陶文、货币文、兵器上的刻款、铜器上所刻的工名等等，都是比较草率急就的文字，与艺术性的装饰文字固然有别，与一般庄重的钟鼎文也大有不同。
在这里我想把长沙出土的帛书，简单地介绍一下。长沙楚墓中在解放前出土了一张帛书和一张帛画。帛画画了一个中年细腰妇人，侧面向右立，两手合掌似作祈祷状。头上有一夔一凤在搏斗中，凤有威势，夔却垂死。画上没有文字。帛书则既有文字，又有着色的画，字数在九百字以上。可惜这项珍贵的古文物，在一九四六年，被唯利是图的败类盗卖给美国人去了。据说，现秘藏于美国耻鲁大学的图书馆。
帛书略近正方形（上下约33公分，左右约36.5公分），四方配以春（右）、夏（下）、秋（左）、冬（上）四季，每季三个月。值得注意的是画上十二个月的名称和《尔雅·释天》上的“月名”是一致的。
在帛幅的边缘上，每月都配有异样的神怪形象，看来每一个月的“月名”都是职司该月的神名。每个神像的旁边，有三个字表明它的职守，另外又附有一段比较长的说明。便宜上以十一月的“姑”为例，职守三字是“姑分长”（意不明），说明文是“曰姑，利侵伐，可以攻城，可以聚众、会诸侯、刑首事、戮不义”。这是文字最完整的一例，其他各月文字均残缺不全。
季春、季夏、季秋、季冬四个月之神，同时是四时的总管。它们的职守三字是完整的，便是“秉司春”，“司夏”，“玄司秋”，“司冬”。
在帛幅的四角上画了一些藻形的植物，看来是为了补白之用的。
帛幅的中央，有次序相反的两段长文。右边靠春季的一边有十三行文字，每行三十四字（重文、合文不计）。第十三行仅三字。每一小段之末，画一横长方形，占一空格，以表示段落。文尾也画一横长方形，以表示结束。左边靠秋季的一面有八行文字，每行三十六字，第八行只十字。文序要倒过来看。
两大段都有不少的残缺和奇字，很难通读。文字较少的一大段，说到禹和契，治平水土，步定岁时。说到日月为帝俊所生，和《山海经》中的神话是一个系统。也说到“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以五色配五方，是战国时代五行说盛行后的产物。
文字较多的一大段则叙述着天象岁时的吉凶。其中有几句话的意义比较明晰。“帝曰：，［戒］之哉，毋或弗敬。惟天作福，神则格之。惟天作灾，神则惠之。恪敬惟永，天象是则。成惟天□，下民之戒，敬之毋忒。”“毋或弗敬”原作“毋弗或敬”，乃误倒，今为乙正。“或”者，有也。“毋或弗敬”即无有不敬。天与神相对，天指上天，神指群神。天福神格，天与神是一致的。天灾神惠，天与神则不一致。惠字当读为违。
看来这两大段文字是采录自已经失传的古代文书，有如今存《管子》书中的《玄宫图》或者《五行篇》。但在这里想提醒人们重视的不是文书的内容，而是抄录这些文书的字体。抄录和作画的人，无疑是当时民间的巫觋。字体虽是篆书，但和青铜器上的铭文字体有别。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它们和简书、陶文等比较接近，是所谓民间的“俗书”。但历史昭示我们：它们是富有生命力的，它们将促使贵族化了的文字，走下舞台，并取而代之。
殷代有极少数石刻文字（如《小臣系》断耳铭文与三具石磬上的刻字），西周无所发现，东周以来逐渐增多。最著名的是东周初年的所谓《石鼓文》。那是秦襄公八年，也就是周平王元年（公元前七七〇年），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后的纪功石刻。像普通圆桌那么大的十个石馒头，前人说它们像鼓，故称之为“石鼓”。每一石上刻了一首四言诗，是用篆文写成的，故称之为“石鼓文”。《石鼓》原在陕西宝鸡（古之陈仓）三畤原上，经过辗转的迁移，现保存于故宫博物院。由于年久风化或人为的毁损，石上的文字已多残缺，有一石连一个字也没有了。
《石鼓》上的诗，和《大雅》、《小雅》是一个体系。《石鼓》上的文字和周代金文是一个体系，但字体比较扁平，比一般的金文更加规整。值得注意的是，《石鼓》诗中开始使用吾字，而写作，是御字的异体。由于有些字的结构繁复，故唐人疑为“籀文”，而以为是周宣王时代的东西。又由于使用了几个吾宇，这个字在金文中的开始使用在春秋中叶，以或字代替，故近时又有人把《石鼓》的年代看得更晚。我的看法是：“吾”字是民间口语，其用甚古。《尔雅·释诂下》“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卬字除《国风·匏有苦叶》中曾使用外，不见其他典籍。《国风》是民间诗歌，卬字自然是民间口语，其实即后来的俺字。俺字在文言中是从来不使用的。吾字被列在第二位，虽然在金文中和文言中出现得较迟，但不能说它的本身不古。秦襄公崛起西戎，在《石鼓文》中首先使用吾字，这只是表明秦的统治者首先采用了民间口语而已。当然，除此而外，还有其他的内证，故我考定《石鼓文》为秦襄公八年的东西。我已有《石鼓文研究》一书专门讨论它，在此不再赘述。
石刻文中有《行气玉佩铭》，是在一个十二面体的小玉柱上刻有“行气”铭文，文凡四十五字。每面刻三个字，有九字重文，篆书。文字极为规整，与洛阳金村出土的韩国的《钟》铭文字体极相类似。钟作于周安王二十二年（公元前三八〇年），是战国初年的东西。《玉佩铭》应该和钟同时，说不定也可能是金村韩墓所出土之物。铭文的内容用今天的通用文字译述如下：
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几舂在上，地几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
铭中两个“几”字，可读为其，也可读为机，应以读机为较适。这是深呼吸的一个回合。吸气深入则多其量，使它往下伸，往下伸则定而固；然后呼出，如草木之萌芽，往上长，与深入时的径路相反而退进，退到绝顶。这样，天机便朝上动，地机便朝下动。顺此行之则生，逆此行之则死。
这是古人所说的“道引”，今人所说的气功。《庄子·刻意篇》：“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可证战国时代，确实有这一派讲究气功的养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