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尽管在今天有不少人斥他为唯心主义者），他在史料的选择上就比较审慎，他就不相信《武成篇》的“血流漂杵”的话。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以至仁伐至不仁”是有问题的，周武王并不是“至仁”，殷纣王也并不是“至不仁”，这当别论。但孟子能够分别真实与虚夸，应该说是可取的。我们今天的朋友们却连“鸡犬亦尽”的话都信以为真了。
《魏志·荀彧传》载陶谦死后荀彧劝曹操缓攻徐州，先收麦，并攻打吕布。曹操听从了他，先把吕布打败了。荀彧的说辞里面有这样几句：
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
明明还有战死者的“子弟”，哪里就会是“鸡犬亦尽”，“百姓皆歼”呢？这样的宣传令我想到清初的统治者和地主阶级关于张献忠的宣传。他们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然而四川人口在今天却有七千多万（包含我自己在内），虽然有好些是后来外省的移民，然而也有不少人是四川的土著。因此，关于曹操乱杀人的话也就值得我们考虑考虑了。
当然曹操是杀过人的，不仅打仗要杀人，和他的法令相抵触的人他也杀过。大家喜欢指责的是他杀了孔融（建安七子中的一子）。孔融是孔夫子的后人，这位先生的性情和主张，其实都是相当乖僻的。例如曹操禁酒，而孔融偏要嘲笑他，说“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魏志·崔琰传》注引《汉纪》）。曹操杀了孔融，据说又把他两个八岁的小孩子也杀了。这当然也足以表示曹操的残忍，但这里也是有问题的。《世语》云：
融二子皆龆龀。融见收，顾谓二子曰：“何以不辟[2]？”二子俱曰：“父尚如此，复何所辟？”以为必俱死也。（《魏志·崔琰传》注引）
“以为必俱死也”是二子自以为必将同时被杀，但是否杀了，并无明文。孙盛《魏氏春秋》却肯定了二子“俱见杀”，并加以渲染。《三国志》注者晋人裴松之曾加以批评，以为“《世语》云融二子不辟，知必俱死，犹差可，安如孙盛之言？……盖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以上俱见《魏志·崔琰传》注）。这事落到《后汉书·孔融传》里，也比孙盛更加夸大，简直类似小说了。在这里我不想多事征引，感兴趣的朋友，请去翻读原书。
又如我们在舞台上经常看到的《捉放曹》，表演曹操出于猜疑，把吕伯奢的一家人杀了。这并不是出于虚构，是有根据的。然而所根据的材料却有问题。《魏志·武帝纪》云：“（董）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在这下边裴松之的注征引了三种资料，我现在把它们并列在下边：
（1）《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复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2）《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3）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无人负我。”遂行。
这真是书经三转就变了样。照情理上看来，《魏书》是比较可信的，但是不高兴曹操的人自然特别选中了孙盛，这位“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的先生。“宁我负人，无人负我”的话应该是孙盛的话，而不是曹操的话。曹操特别受了歪曲，这些“好奇情多”的先生是应该负责的。
当然，曹操也有犯错误的时候，错杀了好人，我们并不想一一替他辩护。例如他把华佗杀了，总是不应该的。按照史书所述，华佗只是托故躲在家里，不肯替曹操治病；单只这一点并不至于犯死罪。他也有时在一时盛怒之下收人入狱，后来又原恕了他。贾逵就是一例（见《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来不及原恕而冤死了的人应该也是有的或者还不少。
他也有出于好心肠，但操之太切，而把事情办坏了的。最大的一件事是建安十八年（二一三年）曹操攻孙权，“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吴志·孙权传》）。这是把百姓逼得太猛了，使他们急无所择，走了更不利的道路，所谓“医得眼前疮，剐却心头肉”。其实孙吴的政治并不是更开明一些，而是更腐败得多。史实上表明：孙吴是豪族与武人专横的世界，“居位贪鄙、志节卑污”的人根本无法动摇，反而受到重视。因此，我们可以想见：东渡江的十余万户在经过流离和幻灭之后，是会有不少人回到故乡的；江西虽然虚了一时，不至于长久虚下去。还有，在新开屯田时也有过农民集体逃亡的事。《魏志·袁涣传》里说“是时（建安初年）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但曹操听了袁涣的建议对于人民不要强迫，“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于是“百姓大悦”。但有人看到农民的集体逃亡，便否定屯田政策的积极意义。这是没有从全面来看问题，要算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了。
总之，曹操是犯过不少错误，也打过不少次败仗的，他的缺点不少，但优点也很多。他能够改正错误，善于从失败中取得教训，也就是他很大的优点。他是一千七八百年前的人，据史书所载，他能够不信天命，不信鬼神，毁灭邪祠，破除迷信，禁止厚葬，禁止复私仇，诛不避权贵，举能扬侧陋，敢于公开下令要选用被人称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建安五年他败袁绍于官渡之后，从所收获的敌方文书中把许下和军中人给袁绍的通信都烧掉了，不加追究；据这些看来，他实在也算得是够开明，够有自信的。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同上），是一位博学家。他不仅有武功，而且重文治，建安文学的高潮是在曹操父子的鼓舞下形成的。这些是大家所承认的，我不准备多说了。
曹操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大的贡献
我们评价一位历史人物，应该从全面来看问题，应该从他的大节上来权其轻重，特别要看他对于当时的人民有无贡献，对于我们整个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有无贡献。公平地说来，曹操对于当时的人民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在我看来，曹操在这些方面的贡献，比起他同时代的人物来是最大的。例如诸葛亮是应该肯定的人物，但他所凭借的西蜀，在当时没有遭到多大的破坏，而他所成就的规模比起曹操来要小得多。然而诸葛亮却被后人神化，而曹操被后人魔鬼化了。这是不公平的。其所以产生这种不公平或者使曹操特别遭受歪曲的最主要原因不能不归之于正统观念的统治。
最近我读到王昆仑先生的《历史上的曹操和舞台上的曹操》，他援引了苏东坡的《志林》：“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辄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他认为把曹操作为反面教员，不完全由于正统主义的支配，而是“多少年来广大人民自己的选择”。他要我们不要把后一点“忽略了”。是的，多少年来广大人民是把曹操选为了反面教员。但问题是：这“多少年”究竟有多少年？如果说是自赵宋以来，那是应该承认的。因而也就可以进一步再提出一个问题：人民选曹操为反面教员究竟是不是出于“据我们所知道的，和曹操同时代的人却也并不痛恨曹操，张鲁雄据汉中三十年，是被曹操打败了的人，他甚至这样说：“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见《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又见《华阳国志·汉中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