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赞拉土司，却是被称为“嘉绒甲卡确基”的嘉绒十八土司之一。
前文说到过，嘉绒的贵族多数在吐蕃统治时期从西藏本土东迁而来。在嘉绒当地的口头传说和土司家族志中，不约而同地都提到祖先来自西藏本部距拉萨18个马程地西北琼部……
传说古代西藏的琼部地方人口众多，共衍生为39族，因其地日渐贫瘠而东迁至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带的大渡河流域和岷江流域的嘉绒地方。
西藏的吐蕃政权分崩离析后，这些贵胄家族各自拥兵自重，凭借深谷高山的自然屏障，自成一方小国。贵族们都自称“嘉尔波”，也就是国王的意思。但是小国寡民的日子并不能历之久远。
元代以后，蒙古统治者的势力席卷青藏高原。
元代是在整个藏区施行不同统治方式的开始。在西藏本土，利用新崛起的萨迦教派势力，分封若干万户，而在青藏高原东部开始实行土司制度。明王朝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可能是最无建树的一个王朝，基本沿用了元代在藏区的统治方式。
满清一代，满族人入关抵达中原后，正式在整个嘉绒地区分封了土司。土司制度最为繁荣的时期，嘉绒全境共有满清政府所册封的十八个土司，俗称嘉绒十八土。大渡河上游以莫尔多神山为中心的大小金川流域正是十八土司辖地上嘉绒宗教文化的中心地带。
其中，小金川流域内，即今天的小金县境内，是赞拉与沃日两个土司。
“赞拉”一词，在藏族中有凶神的意思。当地人相信，所以有此一词一是因为当地藏兵能征惯战，加之境内多高山深谷，这些高山又大多是莫尔多神山属下的配臣与武将，是嘉木莫尔多的护卫之神，所以得此地名。
后来，地名又演化为土司之名。
小金川的赞拉土司，与大金川的促浸土司，本是同根所生。藏语中的说法是，出自同一种骨头。同一种骨头，就是同一个根子。根子在藏语中是一个很短促，也很神圣的词，叫“尼”。意译成汉语是血缘的意思。
这个来自西藏琼部的家族在嘉绒地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明代，一个族长叫做哈依木拉的，其名声巳经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问过给我讲述这个传说的老僧人，这个很远到底有多远，传过了几条河，几座山？在民间传说中，常常说，九十九条河，九十九座山，但那只是一种形容，在实际的地理范围内，是不可以想像的，要真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早就抵达大洋之岸，叫人望洋兴叹了。
远和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我坐在一个小庙里，很唐突地问那个老喇嘛，很远到底是多远。
老喇嘛不解地看着我，然后猛烈地咳嗽起来。
他没有回答，我想也用不着回答。再说，我也不该拿这种玄妙的问题去为难这位具有干部身份却总是十分谦卑的喇嘛。毕竟，他还告诉了我很多有用的东西。
有了这次访问，我便知道，这位哈依木拉是位法力高强的苯教法师，所以被明代某皇帝赐印一方，誉为演化禅师。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清王朝为其家族重颁演化禅师印信。这个家族臣服清王朝后，其士兵服从清王朝征调，随同大将军岳钟琪远征西藏本土，击退人侵西藏的尼泊尔人，有功归来后，其家族分授促浸与赞拉土司。关于这段史实，清代大学者魏源在《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中也有记载：“一促浸水出松潘，徼外西藏地，经党坝而入土司境，颇深阔，是为大金川。其赞拉水源较近，是为小金川。皆以临河有金矿得名。二水皆自东北而西南……康熙五年，其土司嘉勒巴内附，给演化禅师印，俾领其众。其庶孙莎罗奔者，以土舍将兵，从将军岳钟琪，征西藏羊峒番有功，雍正元年奏授金川安抚司。莎罗奔自号大金川，而以旧土司泽旺为小金川。莎罗奔以其女阿扣妻泽旺。泽旺懦，为妻所制”
这其中，即或是清代学人中多愿研究地理的魏源也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促浸的大金川源出于青海，而非松潘。松潘自明代以来，就是川西北一个军事位置重要的边地要塞，但松潘城旁所出之水，却是大渡河以北地带的岷江。这两条在川西北群山中奔流的大河在进人四川盆地后，在乐山大佛脚下和青衣江一起三江汇合而成继续流向东南，在着名的酒城宜宾与金沙江汇合，才是一泻千里的浩荡长江。
到清朝乾隆年间，赞拉土司走向了自己的末日，最初的起因在前面所引魏源那段文字中已见端愧。乾隆十一年，大金山土司莎罗奔借处理家族纠纷之名，夺小金川土司印，并进占其所领牧地。次年，莎罗奔又进而侵占邻近的革什杂土司与明正土司领地。朝廷震动，命令曾在贵州平定苗族叛乱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领大军进剿。赞拉土司泽旺逃往四川成都。乾隆十三年，皇帝起用老将岳钟琪，并命大学士讷亲往前线督战。后因战事不力，在前线连吃败仗，乾隆下昭将张广泗与讷亲问斩。再派大学士傅恒督战军前。
乾隆十四年，金川之役久战不绝，劳师费帑，清王朝正举棋不定之时，莎罗奔主动提出向朝廷议和归降，皇帝允准，莎罗奔归赞拉土司领地。赞拉土司泽旺恢复对其辖地的管辖权。
促浸土司莎罗奔年老后，由其侄子郎卡继土司位。
乾隆二十三年，郎卡又开始觊觎周围土司领地。邻近老迈而又生性懦弱的赞拉土司泽旺被郎卡派兵驱逐。于是，一次完全改变这一地区政治与文化面貌的战争开始酝酿。郎卡在驱逐了泽旺后，志骄意得，完全不把四川总督开泰要他归还赞拉土司领地的威胁放在眼里，并继续向周围的土司领地不断袭扰，制造事端。郎卡势力日益壮大，并不把清王朝几次三番的训谕放在眼里这固然与郎卡土司的夜郎自大有关，也与四川总督优柔寡断，对在地形复杂的山高深谷中与当地士兵作战心存疑惧有关。
从清朝一代，直至民国，代表中央政府号令藏边的政府官员都把嘉绒地区的土司辖地视为畏途。一则不见于正史，却在四川官员中广泛流传的野史正说明了他们的这种畏惧心理。这一则被署理四川的各级朝廷命官奉为信史的传说与大渡河相关。
说的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国之初，展开地图与众将确定宋代的有效疆界时，就把大渡河以西的广大崇山峻岭地区归为化外之地。传说里说宋太祖以所佩玉斧沿大渡河划出一条线，指出宋军不能出河西以远。
这样一则不见于信史的传说在四川官吏中的广泛流传，确实是大有深意的。
正是在这样一种心理的支配下，四川命官对于名义上具有统辖权的嘉绒地区土司间的纠纷总愿意视而不见。正是在这样一种吏治之下，大金川土司郎卡才敢于把来自朝廷的警告置若罔闻。而乾隆皇帝对于这样的轻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认为第一次息兵于将胜之时，已经尽显朝廷对化外之民的怀柔之意，金川土司再次作乱，不能再有姑息。于是于乾隆三十一年诏四川总督阿尔泰檄促浸附近杂谷、梭磨、党坝等九土司，从四面进兵讨伐。
但是阿尔泰举棋不定，加之九土司各怀心事，阳奉阴违，迟迟不能向大金川兴兵。
阿尔泰只是一次次训令大金川土司郎卡归还侵占的土司辖地，却并没有认真进兵平息事端的实际举措。而郎卡又使用莎罗奔的手段，即与相邻土司的联姻手段。
关于这次事件始末。魏源在《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中有简略的记载：“三十一年，诏喻总督阿尔泰檄九土司，环攻之，而阿尔泰姑息，但请返诸土司侵地，即以安抚司印给郎卡，且许其与绰斯甲结姻。而以女妻泽旺之子僧格桑。……土司中巴旺、党坝，皆弹丸非金川敌。其明正、瓦寺亦形势阻隔，其兵力堪敌金川。而地相僵者莫如绰斯甲与小金川。阿尔泰不知离其党羽，反听释仇结约，由是两金川狼狈为奸，诸小土司皆不敢抗，而边衅棘矣。”
这段文字，主要是谴责满人总督阿尔泰的，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嘉绒人郎卡这位一代枭雄颇富雄才大略。直到今天，在很多当地百姓心目中，郎卡还是一个传奇人物。很多人都会十分遗憾地说，如果他治下有像清朝一样广大的国土与兵力，如果周遭的嘉绒土司不听清帝差遣，助满、汉兵攻打，历史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但是，我们知道，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