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者背后的性格因素
谢安：处事不惊，游刃有余
东晋名相谢安，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出身名门望族，祖父谢衡以儒学知名，官至国子监；父亲谢裒，官至太常卿。谢安年轻时就思想敏锐深刻，举止沉着镇定，风度优雅流畅，能写一手漂亮的行书。
有一次，他和朋友们一起乘船在海上游玩，忽然，狂风骤起，白浪滔天，船被颠簸得东倒西歪，船上的人都吓得面无人色，紧紧地抓着船舷，动也不敢动，只有谢安面不改色，依然如故，还迎着风浪吟唱呼啸。船夫倒是个有趣的人，以为谢安在这样的风浪中行船很高兴，就继续奋力地向前划。这时狂风恶浪越来越猛，船夫却只顾划船，别人都害怕得不行了，但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要求回去。这时谢安不紧不慢地说道：“像这样的天气，还要把船划到哪儿去玩儿？”船夫这才掉过头往回划。大家对谢安遇难不乱的气度非常钦佩，从此知道，将来治理国家是非谢安莫属了。
宰相之位举足轻重，凡是能够成为宰相的人，除了出众的才学之外，还要有冷静处事、周旋于众人的本事，在乱世更是如此。东晋中期，内外矛盾日益激化。淝水之战前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的夺权斗争，集中表现在司马氏皇权与世族军事集团之间的冲突。桓温身兼大司马、都督和扬州牧等官职，成为总理内外的权臣，虽然他的北伐在客观上有重大意义，但目的在于“欲先立功河朔，还加九锡”。桓温废司马奕，立简文帝，形成了“臣猾陆梁，权臣横恣”的形势。这种时局多虞的形势，既危及东晋的统治，也威胁着江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这时，东晋还存在着严重的外患，苻坚统治的前秦在逐步消灭北方各割据势力的同时，不断把矛头指向东晋。东晋的边境已形成“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的紧迫形势。
东晋复杂的社会矛盾，需要具备处理复杂矛盾条件的人物，在这时，谢安正好应时而出，然而谢安并不想凭借出身、名望去猎取高官厚禄。朝廷曾多次征召，谢安一概予以回绝，因此激起了不少大臣的不满，接连上书指责谢安，朝廷因此做出了对谢安禁锢终身的决定。
然而谢安却不屑一顾，泰然处之，并不因为朝廷的胁迫而恐慌，照样与志同道合的朋友游乐于山林之间。终于，在谢安40岁时，他做出重大决定，应桓温召为司马，于是从咸安元年（371年）到太元十年（385年），在15年中他迅速登上了辅政的地位，成为东晋一名非常有作为的宰相。
373年（东晋宁康元年），简文帝司马昱死，考武帝司马曜刚刚即位，早就觊觎皇位的大司马桓温，便调兵遣将，炫耀武力，想趁此机会夺取皇位。他率兵进驻到了新亭，而新亭就在京城建康的近郊，是军事及交通重地。桓温大兵抵达此处，自然引起朝廷恐慌。
当时，京城内人心惶惶，而朝廷的重望所在是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二人。而王坦之本来就对桓温心存胆怯，因为他曾经阻止过桓温篡权。现在桓温带兵前来，京城朝野议论纷纷，认为桓温带兵前来，不是要废黜幼主，就是要诛戮王、谢。王坦之当然不免心惊肉跳，坐立不安。谢安则不同，听了这些议论，他神情坦然地对王坦之说：“晋祚存亡，在此一行。”王坦之硬着头皮与谢安一起出城来到桓温营帐，紧张得汗流浃背，把衣衫都沾湿了，手中的朝板也拿颠倒了。谢安却从容不迫地就座。谢安在席间说东道西，谈笑自如，所言之事，左右逢源。在闲谈中谢安还观察到壁后埋伏着武士，这时他也没有慌乱，而是神色自若地对桓温说：“我听说有道的诸侯设守在四方，明公何必在幕后埋伏士卒呢？”桓温只得尴尬地下令撤除了埋伏。由于谢安的机智和镇定，桓温始终没敢对二人下手，不久就退回了姑苏。迫在眉睫的危机，被谢安从容化解了。
内部安定之后，谢安又把注意力转向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当时，前秦在苻坚的治理下日益强盛，东晋军队在与前秦的交战中屡遭败绩。谢安派自己的弟弟谢石、侄子谢玄率军征讨，接连取得胜利。又命谢玄训练出战斗力很强的北府兵，为抗击前秦做好了准备，同时也作为维护集权的依靠。
着名的淝水之战更是显示出谢安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一面。
太元八年（383年）八月，前秦皇帝苻坚亲自带领百万大军攻打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向南的大路上，烟尘滚滚，步兵、骑兵，再加上车辆、马匹、辎重，队伍浩浩荡荡，差不多千把里长。过了一个月，苻坚主力到达项城（在今河南沈丘南），益州的水军也沿江顺流东下，黄河北边来的人马也到了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从东到西一万多里长的战线上，前秦水陆两路进军，向江南逼近。一时间，京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上下震惊。晋朝军民都不愿让江南陷落在前秦手里，大家都盼望宰相谢安拿主意。
这一回，谢安决定自己坐镇建康，派谢石担任征讨大都督，谢玄担任前锋都督，带领八万军队前往江北抗击秦兵，又派将军胡彬带领水军五千到寿阳（今安徽寿县）去配合作战。
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十分悬殊的，将领们都心神不安。谢玄去向谢安请示作战方略，谢安只轻描淡写地说：“我自有安排。”谢玄心里想，谢安也许还会嘱咐些什么话。等了老半天，谢安还是不开腔。
谢玄回到家里，心里总不大踏实，隔了一天，又请他的朋友张玄去看谢安，托他向谢安探问一下。谢安一见到张玄，也不跟他谈什么军事，马上邀请他到他山里的一座别墅去。到了那里，张玄看见许多名士已经先到了。张玄要想问，也没有机会。谢安请张玄陪他一起下围棋，还跟张玄开玩笑，说要拿这座别墅做赌注，比一个输赢。张玄是个好棋手，平常跟谢安下棋，他总是赢的。但是，这一天，张玄根本没心思下棋，勉强应付，当然输了。下完了棋，谢安又请大伙儿一起赏玩山景，整整游玩了一天，到天黑才回家。这天晚上，他把谢石、谢玄等将领都召集到自己家里，把每个人的任务一件件、一桩桩交代得很清楚。大家看到谢安这样镇定自若，也增强了信心，高高兴兴地回到军营去了。
东晋大将桓冲在荆州听说京城危急，写信给谢安，表示要派三千精兵援助京师。谢安对派来的将士说：“我这儿已经安排好了，你们还是回去加强西面的防守吧！”
将士回到荆州告诉桓冲，桓冲很担心。他对将士说：“谢公的气度确实叫人钦佩，但是他不懂得打仗。眼看敌人就要到了，他还那样悠闲自在，兵力那么少，又派一些没经验的年轻人去指挥。我看我们准要遭难了。”可是结果并不像桓冲担心的那样，当晋军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的捷报送到时，谢安正在府上与客人下棋。他看完捷报，便放在座位旁，不动声色地继续下棋。客人问他什么事？谢安淡淡地说：“没什么，孩子们已经打败敌人了。”直到下完了棋，客人告辞以后，谢安才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舞跃入室，把木屐的屐齿都碰断了。
大敌当前，谢安仍然能和朋友从容不迫地下棋对弈。这种镇定的功夫，不是我们轻易就能学得到的。如同三国鼎立时的诸葛孔明，“胸中自有百万兵”，空城操琴，疑走魏军潮汐之众；也像粗中藏细的张翼德，当阳立马横戈，三声猛喝，惊退曹兵百万。如此气概与胆略，确非朝夕之功即可得，而是成竹在胸、运筹帷幄所使然啊！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冷静理智是一种胆识，更是一种心理谋略。
古往今来，许多事实莫不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理智型性格的人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其原因是内在心理机制与相关素质的外在体现，于镇静中思索谋事，能够剔除因惊慌失控的心理影响而导致的对策失误；反之，则抑制思维机变的能力，使决策结果带有偏颇和不彻底性。同时，冷静理智可以稳定自己，威慑对手，使对方对你产生敬畏、疑虑，甚至恐惧的心理，达到在心理上压倒对手，从而使之未战先衰或不战而屈的目的。所以，遇事才会镇定自若，临危不乱，遇到各种事情都能冷静、正确地泰然处之。
曾国藩：方圆大师，成功励志祖师
曾国藩是方圆性格的典型代表，他的一生成就得益于其方圆运筹，使他处江湖之远深得民心，处庙堂之高深得君意。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学者兼“贤相”的典型，他一生福禄寿禧都占全，是最后一个能够体现“当帝王师，做圣人相”这种方圆性格的人。
一般说来，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做官实惠，成名可以不朽，如果能把二者集于一身，那就是名利双收！
的确，在曾国藩的身上，虚名与实利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曾国藩是从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按正统的封建理论来说，应该是出将入相，可是由于他镇压的是农民起义故而称其是由“元凶”走向“圣相”的，足可见其个性方圆的一面。
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广西金田村爆发了。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太平天国起义军像一股滚滚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推进，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攻克了南方重镇江宁（南京），并改名天京，定为国都。清政府的军队可谓是一触即溃。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训练的湘军应时而出。与清朝的八旗绿营兵相比，这支由寺方团练组成的武装队伍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在与太平天国的交战中，湘军最初也是连战连败。曾两次，羞愤交加的曾国藩企图投水自尽，后被部下救起。其实曾国藩两次投水，都不过是做做样子，并非真想死，只是为了收拢人心。其方圆性格可见一斑。
1861年（咸丰十一年）8月，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有了更大的指挥权，加上英国“常胜军”的支持，清政府连连告捷，1864年（同治三年）6月3日，洪秀全在绝望中死去。自此以后，太平军士气大落，而湘军则是越战越勇，最终完成了剿杀太平军的使命。
在围剿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虽然忠心耿耿，还是屡遭猜忌。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却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曾国藩也知会遭人猜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这也是曾国藩的“方圆”。
曾国藩激流勇退的方式进一步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取得了大权。在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很多太平军的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两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退出财物，也不能退出财物，在进京之后，忙做了四件事：怕权大压主而交出了一部分权力；怕湘军太多引起猜忌而裁减了4万湘军；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反而显示出了他的恭谨态度，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清廷又赏以太子太保头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光宗耀祖。
在金陵攻克后，朝廷确实对曾国藩有了防范之心，倘若曾国藩没改变自己的性格，仍按照以前的性格办事，会落个年羹尧一样的下场。因此说，曾国藩的确因方圆性格而成功，以致成为今人推崇的对象。
曾国藩一生历尽周折，最终走出湘江大地，成为名臣。他得心应手地驾驭着各种权力，深藏不露，随机应变，最终取得了成功。
曾国藩的方圆性格还体现在对待朋友上，他和左宗棠的交往，不能不让人叹服。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木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语言尖锐，锋芒毕露。有一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二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绝不示弱：“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甚鄙夷。这里曾国藩言语比较温和，既抓住了左宗棠的个性特点，又指出了彼此的矛盾，但对此不发表任何议论。而左宗棠的言语，明显过于尖刻，且盛气凌人，大有不把曾国藩放在眼里、不可一世之态。由于性格差异，左、曾二人的关系曾一度紧张。如果不是曾国藩采取以德报怨的态度，用柔和的心态包容刚硬耿直的左宗棠，大清历史上的两位儒将，势必会交恶相争，影响大清江山的稳固。
特别能显示出曾国藩宽柔性格的，是咸丰十年其对左宗棠的举荐。当时左宗棠因性格耿直，口无遮拦，遭人弹劾，处境艰难。左宗棠来曾国藩处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曾国藩上奏说：“左宗棠刚强英明，吃苦耐劳，通晓军机。现在正需用人之际，或饬令他为湖南团防，或选拔做藩司臬司等官，让他管理地方，使能安心任事，定能感激涕零，报效朝廷，有益于时局。”曾国藩在左宗棠极其潦倒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三年之中，左宗棠从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士子，一跃而为疆吏大臣，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这件事充分表现了曾国藩性格的方圆。
曾国藩曾写过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也是刚柔、方圆兼济。正是这种性格使他游刃于天地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刚柔、方圆兼济的个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读书实践锤炼而得。正如他自己所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可以改变。”
杨澜：中庸与个性兼具
有人说，杨澜几乎做了许多女人都无法做到的事。她年轻、美丽，既是红遍全国的节目主持人，又是中国最富的女人之一，而且嫁了一个好老公。总之，一个幸福女人该有的一切她都有了。
究竟是什么使她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呢？
是她的中庸和个性兼具的性格。
年少的杨澜并没有什么超乎常人的天赋。不过她学习认真，做作业仔细，学习成绩一直不错。1986年，杨澜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
毕业之后，杨澜在近千名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主持人。这是杨澜一生中第一个大机遇，她抓住了。
进入中央电视台当节目主持人后，杨澜这个非专业电视人面对的不仅仅是电视镜头，她还要面对观众的检验。
第一次面对电视镜头当节目主持人的时候，杨澜刚开始十分兴奋，觉得站在镜头前是挺好玩的一件事。但是当电视节目主持人可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情。杨澜刚当了一个月的主持人，就收到了很多观众寄来的批评信。
杨澜看到桌上那么多观众朋友寄来的批评信，她谦虚地接受了，而且下定决心一定在下一期把节目做好。经过自我调整，不断地磨练，杨澜渐渐地有了自己独特的主持风格，另辟蹊径，令全国的观众耳目一新。两个月后，杨澜这个名字就深深地烙在了全国几亿观众的脑海里。观众被杨澜身上掩饰不住的书卷气以及举手投足间的灵慧深深地吸引住了。杨澜与众不同的主持风格在于她有着广博的知识、迅速的反应、适当的幽默和灵活的组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