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绿营兵在长沙火宫殿寻衅闹事，和曾国藩带领的湘军打了起来，很明显，是绿营兵有意挑起事端。曾国藩听说后大怒，想要整治绿营兵，曾国藩不听属下规劝想借此整顿这股歪风。
曾国藩仅是个帮办团练大臣，无权指挥绿营兵，因为绿营兵是归鲍超提督管制。绿营兵纪律松弛，战斗力薄弱，平时练兵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曾国藩早就看不惯绿营兵的行径了，刚好发生了这个事，曾国藩二话不说，他举起了整顿的大刀。在曾国藩大张旗鼓整顿了绿营兵后，事态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但与鲍超不和，还得罪了长沙的官员，曾国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连长沙的官场一起整顿了，结果与长沙的官员也闹起了矛盾。最后，曾国藩在长沙无法稳脚，被逼迫到衡阳。曾国藩在岳阳和靖港惨败，险些亡命湘江，当这一消息传到长沙官场时，不少人幸灾乐祸。
曾国藩不久之后又来到了江西，他在那里仍采用在长沙官场那种直接、以强对强的方法，他利用鸦片事件，参劾了江西巡抚陈启迈。虽然陈启迈的巡抚一职被免，但曾国藩也因此得罪了江西官场上上下下的官员。在江西，他的处境非但没有好转，相反越来越恶化。在怨声四起的江西官场，官员们联合参劾曾国藩，让他处处掣肘，无法立足。
父亲逝世，才让焦头烂额的曾国藩趁奔丧的机会逃离江西。回到家里，曾国藩反思自己多年来的行为，想自己一心报效清王朝，但是清王朝统治下的湘、赣官场却不能让他容身。对皇上他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忌恨。面对这一切，曾国藩感到非常困惑、迷茫，他无法明白自己错在何处。
曾国藩思考了一年之后，他终于从老庄的思想里找到了答案，悟出“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的真谛。别人都这样做，我怎么敢不这样做呢？做大家都做的事，人们就不会吹毛求疵了。事实上，这个道理曾国藩早就懂，只是他把道家思想视为异途，一贯奉行儒家思想，以刚克刚，男子汉大丈夫，要建功立业，不能学习消极遁世的老庄思想。曾国藩悟出的，不仅仅是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而是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就是孔孟和老庄并不对立，人世与出世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这样在建功立业做出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同时，还可保持宁静谦退的心境。
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二十八日，给九弟和季弟的信中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用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
可以从这封信中看出，曾国藩把儒家和道家思想揉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做人的新境界。为他以后的人生奠定了思想基础的，正是这种开始通人情、识时务的改变。
从曾国藩的转变让我们认识到识时务的重要性。纵观任何一个杰出的人物，皆是既有才华又识时务的人。不识时务，能成“小器”，能成“中器”，识时务者终成大器，即成为顶尖的人物。
给予宽容，让别人按他自己的方式生活
【原文】
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
--《庄子·德充符》
【译文】
道给予人容貌，天给予人形体，不要因自身的好与坏而伤害了自己的身心健康。
【解读】
在庄子看来，人有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是很正常的。你喜欢的东西自然很好，但是，你不喜欢的东西也应该允许它的存在。况且，无论你喜不喜欢，都无法阻止它的存在。如果你因为自身的好恶而惊喜或恼怒，那你的身心健康必定会受到损害。
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允许别人跟自己不一样--不一样的思想、个性、生活方式等等。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去干涉别人，要允许别人按他自己的方式生活。
王小波，一位已故当代作家，在他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说，对生活作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他认为，世界上就有两类人：一种是，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而另一种，是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
前一种人，他们总是期望让别人按自己的意愿和喜好生活，以为自己喜欢的就是别人喜欢的，自己坚持的别人就应该坚持，结果却是碰一鼻子灰。比如，为人父母的人，会有意无意地把自己未完成的心愿附加给孩子。这对孩子是一种压力，也是很不厚道的。甚至很多父母把自己一生的遗憾寄托在孩子身上，一直逼孩子，让其走自认为是正确的路。即便孩子并不适合，或者不喜欢，比如学钢琴，比如出国。
许多父母把物力、财力、精力全都倾注在孩子身上，为让孩子成为艺术家、音乐家，对孩子在艺术方面的期望远远超过了培养兴趣的范围。在这种压力下，家庭失去了快乐，亲子的愉快时光成了斗争大会。牺牲了和谐的亲子关系，追求一些莫名其妙的理想，并不是正确的父母理想。当子女长大，回想起童年的时候，都是不快乐的回忆。
又比如说，很多时候一对情侣或夫妻需要一种包容，因为，对方永远也无法变成你需要的那个样子，就像你也永远不可能变成对方所需要的那样，是同一个道理。即使变成了，一个人随着阅历增长，思想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年轻的情侣总是希望对方变得像谁谁一样，可是，如此下去经过若干的轮回，或许你发现还是最初的那个他是最好的。年轻的时候，你希望对方成熟一些，但真的变成熟了，你或许又会认为人还是简单一些好，但是，磨去的棱角再也回不来了。记得曾经有人说过，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如果爱对方的话，就帮他做回最完美的自己。
每一个人都有自认为正确的生活方式，每一个人都有自认为可让自己开心的快乐。
有的人出门坐地铁、打的士，还说累；有的人进城乘公共汽车、靠双脚，很快活。
有的人住高楼，上下电梯，四季空调，还心闷；有的人住平房，鸡鸭乱跑，四面透风，很自在。
有的人饭局太多，无可奈何，慷慨赴宴，喝完再吃解酒药，这叫活受罪；有的人饭局少，没事时，三两兄弟酒会聚聚整两二盅，喝得爽了倒头就睡，这叫快活。
台湾女作家三毛说，她想有一间自己的书房，不要有窗，也不必太宽敞，只要放得下一桌一椅一台灯就可。桌上放一叠书，灯下是一个真实的人，听得见自己的心跳，足以。
自由，每个人都有，如同你有选择走这条追求真善美之路的自由一样，他们也有选择走其他路的自由。谁都不应该有“你必须跟随我”的这种心态。每个人都应该随着自己的意志而行走，那是自己的人生旅程，是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规划好了的路程，你没有权利去干涉别人的想法以及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
我们持有各自不同的意见，没有问题，仍可彼此相爱。你们可以喜爱小鸟、小狗、小猫、大象和所有的众生，它们不是也都和你不相同吗？它们跟你所吃的也不一样，如果因为你爱一只大象就强迫它吃豆腐，那太荒谬了！对大象太不公平了，它会死掉！
在外国有一个关于一位国王的故事，他非常喜爱一只小鸟，把它捉来关在一个黄金制的上面缀满钻石、红宝石和翠玉等等的笼子里。国王每天都喂它吃各种他自己喜欢吃的山珍海味，比如牛排、猪排、汉堡、麦当劳薯条、肯德基的炸鸡；每天，国王还给它喝威士忌、伏特加、兰姆酒等等，因为，在国王看来他所能给他最爱的宠物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些。
不过，就像你们知道的一样，小鸟不喝威士忌，小鸟也不吃鸡肉，它们只吃一些谷类，喝一些纯净的泉水，小鸟在广大的天空和无垠的苍穹之间自由自在地欢唱飞翔。如果这位国王真的爱这只小鸟，他应该让它过一般小鸟应有的生活，选择自己喜欢吃的东西，随时都能展翅高飞，夜晚来临时能安然入睡，快乐地生活在大自然，国王应该放它自由。
对我们而言，也是如此，对我们来说，很好的事物，不一定对别人也好。你认为某个事物很好，是因为你喜欢，而且对你有好处，可是，别人也许不愿尝试，这不是让我们远离他们的理由。不要老是批评别人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他们都很坏、很冷酷无情，没有必要这样。别人做他们想要做的，我们应做我们想要做的。不论云彩美丽或丑陋，天空会收容每一片云彩，所以天空才能广阔无比；不论岩石巨大或渺小，高山会收容每一块岩石，所以高山才能雄伟壮观；不论浪花清冽或混浊，大海会收容每一朵浪花，所以大海才能浩瀚无比。
一切随缘，尽享逍遥人生
【原文】
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人于非人。
--《庄子·应帝王》
【译文】
虞舜用心怀仁义的心来笼络人，从而得到了百姓的拥戴，但是他仍旧没能超脱出人为的物我两分的困境。伏羲氏卧姿随意，醒来时悠闲自得。有的人把他看作马，有的人把他看作牛，他也不生气；他朴实无华，他的德行是那样纯真，所以说他才是真正地从来没陷于物我两分的困境。
【解读】
庄子在这里所说的，虞舜那个时候的人有仁慈爱人的心，自然地蕴涵在天然的理念上，人心自然善良，社会也都是良性的，庄子所提倡的顺应自然、适时而治也正是这样。
《庄子·应帝王》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接舆是个隐士，有一天，肩吾去拜访他。
接舆问他：“以前你的老师日中用什么来教导你呢？”
肩吾回答道：“老师告诉我，君王一定要凭借自己的意志来推行法度，人民谁敢违抗而接受教化呢？”
接舆说：“事实上，这是一种虚伪的德行，以那样的方法治理天下，就与徒步下海开凿河道、让蚊虫背负大山没有区别。圣贤的治理天下，不会去治理社会外在的表象。他们首先是端正自己而后才推行教化，听任人们之所能罢了。鸟儿都懂得高飞躲避弓箭的伤害，老鼠还知道深藏于神坛之下的洞穴以逃避熏烟凿地的祸患，难道你连这两种小动物本能地顺应环境都不如吗？”
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庄子是基于“道”的，他认为宇宙万物浑然一体，因此也就无所谓分别和不同，世间的一切变化也都来自于自然，人为地因素都是外在的、附加的。所以，不要人为的把自己和世上万物分开，人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人的本性，物就是我，我也是物，真正得“道”的人绝不陷人物我两分的困境。
既然人就是自然，那么就要遵循自然的规律。但自然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无须去刻意要求什么，而是一切随缘。
什么是随？随并不是跟随，而是顺其自然，不怨恨，不躁进，不过度，不强求；随并不是随便，而是把握机缘，不悲观，不刻板，不慌乱，不忘形；随就是一种达观，就是一种洒脱，就是一份人生的成熟，一份人情的练达。
什么是缘？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相遇、相随、相乐的可能性。有可能就是有缘，没有可能就是无缘。缘，无处不有，无时不在。你、我、他都在缘的网络之中。常言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无论是万里之外，还是异国他乡，陌生人对你哪怕是相视一笑，这就是缘。也有的心仪已久，但终究没有相会的时候。缘，有聚有散，有始有终。有人悲叹：“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既然要散，又为什么聚呢？”缘是一种存在，是一个过程。“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人生有所求，求而得之，我为之而高兴；求而不得，我也不会为它而忧伤。如果是这样，人生哪里还会有什么烦恼可谈？痛苦和欢乐随缘，得到和失去随缘，用“入世”的态度去耕耘，用“出世”的态度去收获。
顺其自然--不怨尤、不急躁、不冒进、不强求、不悲观、不慌乱--这就是随缘。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可以说是有事就一定有缘，如喜缘、福缘、人缘、财缘、机缘、善缘、恶缘等。万事随缘，随顺自然，毫不执著，这不仅是哲人的态度，更是我们快乐人生所需要的一种精神。张爱玲曾这样写道：“于千百人中，遇到你所要遇到的人，于千百年中，在时间的无垠的荒野中，有两个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就这样相逢了，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轻轻地道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然而徐志摩却告诉世人：“在茫茫人海中，我欲寻一知己，可遇而不可求的，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事情，总会有烦恼、忧愁、不顺心的事萦绕着我们，那我们该如何面对呢？“随缘自适，烦恼即去”。其实，随缘是一种进取，是智者的行为，同样是愚者的借口。
苏东坡和秦少游一起外出，他们在饭馆吃饭的时候，一个全身爬满了虱子的乞丐前来向他们乞讨。
苏东坡说道：“这个人真脏，身上的污垢都生出虱子了！”
秦少游立即反对道：“你说的不对，虱子不能从身上污垢中生出，明明是从棉絮中生出来的！”两人各执己见，争执不下，于是两个人打赌，赌注是一桌上好的酒席，并决定请佛印禅师当评判。私下，苏东坡和秦少游分别到佛印禅师那里，请他帮忙。佛印禅师欣然答应了他们。两人都认为自己稳操胜券，都放心地等待评判日子的来临。
评判那天，禅师不紧不慢地说：“虱子的头部是从污垢中生出来的，而虱子的脚部却是从棉絮中生出来的，所以你们两个都输了，你们应该请我吃宴席。”听了禅师的话，两个人都哭笑不得，却又无话可说。
禅师接着说道：“大多数人认为‘物’是‘物’，‘我’是‘我’，‘物’‘我’是对立的，所以产生种种矛盾和差别。在我心中，‘物’与‘我’是一体的，外界和内界是完全一样的，它们完全可以调和。好比一棵树，同样接受空气、阳光和水分，才能得到统一。管它虱子从棉絮或污垢中长出来，把‘自’与‘他’的冲突去除，才能见到圆满的真相。”
庄子的妻子死了，他知道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运行，既不能改变，也不可抗拒，所以他能“顺天安命，鼓盆而歌”；陆贾《新语》云：“不违天时，不夺物性”。明白宇宙人生都是因缘和合，缘聚则成，缘灭则散，才能在不停变化的无常中，安身立命，随遇而安。如果生活中，能够在真理的原则纲领下持守不变，在小细节处随缘行道，自然能随心自在而不失正道。
有人认为随缘是宿命论的说法。其实不是这样的，随缘要比宿命论高深。宿命论不过是无奈于生命的抗争而做的不得已之论调。随缘是一种人生态度，高超而豁然，是很难做到的。一切随缘，多么洒脱的胸怀，看彻眼前的浮云，把人生滋味咂透。
人生的每一段缘起缘灭，都留下了欢喜和泪水，遗憾与伤痛。我们只有坦然，才可能抚平伤口。一切随缘，将命运的强制由无奈转为淡然，缘来时，珍视但不要浮躁欢喜，缘去时，有所留恋但要坦然面对。伤感是难免的，只是伤感后，淡然地说一句，一切随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