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杨少凡十九岁时认识了罗，一个从外地招来的工人，非常同情杨少凡。杨父被开除公职和党籍后，杨少凡和母亲开始四处奔波，为父亲讨公道，到安顺县公安局、省公安厅、信访局、落实政策办公室等反映情况，要求调查杨父的问题，还历史以真面目。罗就陪着杨少凡和杨母跑，在杨少凡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候，罗走进了她的生活。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杨少凡不可能和罗走到一起。罗文化程度不高，但仗义，在危难时刻，在大家都对这个家庭避之不及的时候，他向杨少凡敞开了温暖的胸膛，让她感觉到有了依靠。我十分理解杨少凡和罗的感情，杨家的境遇对于一个女孩子太艰难了，是不可承受之苦。
一次上访中，杨少凡生病发烧，从火车上摔了下来，瘫痪了，在床上躺了半年。罗为她端屎端尿，背她上医院看病，给她洗澡，来例假时，为她换纸。病好后，杨少凡决定将一生托付给这个男人。
杨少凡将罗带到看守所去见杨父。杨父问：“是共产党员吗？是大学生吗？”杨父自己被共产党开除了，仍然要求自己将来的女婿要是一名共产党员。
得知罗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大学生，杨父坚决不同意杨少凡和罗好。杨少凡和父亲大吵一架，带着罗走了。
为了给父亲翻案，杨少凡三番五次找到贵州省有关单位要求调查父亲的案子并澄清事实。结果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殃及自己，有关单位要将杨少凡作为不可改造好的子女典型遣送下乡劳动改造。杨少凡被逼得走投无路，在磷矿待不下去了。
罗对她说：“到我家去吧，我在那里长大，有很多朋友，母亲也在那儿，可以对你有个照应。”
杨少凡嫁给了罗。
杨少凡离开了父母和两个弟弟，来到了距离磷矿200多公里罗的家乡安顺县。罗依靠关系，在当地为杨少凡找了一个小学代课老师的工作。杨少凡与罗的母亲在一起生活，住着简陋的木板房，用旧作业本糊墙。
代课老师的工资每月29元，杨少凡非常满足，生活虽然艰苦，但她终于可以有尊严地活着。这里的人不了解杨少凡的家庭背景，对她都很好。
杨少凡非常珍惜这份工作，兢兢业业，书教得非常好，深受学生家长的欢迎，被评为优秀教师和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在安顺县城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杨少凡1974年结婚，1975年生下儿子，那年她只有二十三岁。有了孩子后，生活就更艰苦了。丈夫的工资也很低，每月31·5元，自己留10元生活费，其余的全部寄给家里。
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杨少凡哭得死去活来，她认为毛主席死了，她父亲的案子永远弄不清楚了。
与此同时，在开阳磷矿，杨父被剥夺了纪念毛主席的权利。“文革”后期，杨父虽然没有被关押，但还是被监视和软禁。开阳磷矿召开“毛泽东追悼大会”，杨父做了一朵小白花戴在胸前，做了一个黑纱戴在左胳膊上，赶到追悼大会会场，站在队伍的最后面悼念毛主席。大会组织者发现了他，立刻将他赶走了。
罗仗义执言，结交了不少朋友。罗的朋友也都是与他一个层次的没有多少文化的工人，平时在一起吃饭喝酒打牌，打牌的时候也玩点小钱。
1977年全国公安系统开展严打活动，罗的朋友打牌玩钱被抓了，揭发了罗，罗也被抓了，被判了八年徒刑。罗犯的错误并不严重，因为受到杨父的牵连，被从重从快地处理了。
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于1976年结束，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无处不在。罗被捕了，没有提审、没有法庭辩护，甚至没有逮捕证，没有走一点法律程序。人被关在哪里也不知道，杨两年多没有见到丈夫，没有听到丈夫的音信。
杨少凡为丈夫鸣冤叫屈，没有钱买车票，背着两岁的儿子徒步几十公里到开阳县法院上访。见不到丈夫，杨少凡背着儿子绕着可能是关押丈夫的拘留所转圈地走，唱着歌剧《洪湖赤卫队》韩英的唱段——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希望丈夫能听见。
杨少凡的口才非常好，有知识有文化，不哭不闹，说出话来有理有据，给开阳县法院院长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在杨少凡的努力下，法院改判罗四年有期徒刑。
罗坐牢了，杨少凡对他不离不弃，杨父逼着女儿与罗离婚，杨少凡坚决不从。
罗坐牢后没了收入，杨少凡的生活苦不堪言，连牙膏这样的日用品都买不起，长年累月用盐刷牙。吃不起肉，只有到了春节才会买一点猪下水吃。孩子生病也看不起医生，杨少凡自己买药给孩子吃。
直到1979年杨少凡才第一次见到被捕后的罗，罗生病了，住在劳改农场的医院，杨少凡带着儿子来看他。罗扑倒在杨少凡的膝盖上，放声痛哭半个小时，旁边的医生护士都跟着掉泪，坚强的杨少凡一滴眼泪都没流，还不住地安慰丈夫。
法院院长被杨少凡感动了，对罗说：“你将来一定要对杨少凡好，没有她就没有你。”法院院长后来成了杨少凡和罗的朋友。
杨父的问题一直到1979年年底才得到平反。
1979年12月31日，杨母亲自来到安顺告诉杨少凡她父亲平反了，杨少凡号啕大哭，泣不成声。
按照中央的政策，杨少凡可以回开阳磷矿安排工作，1980年，杨少凡和弟弟杨少青同时参加了工作。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到参加工作的1980年，整整十四年过去了，在苦海中煎熬的杨少凡终于拨开乌云见到了太阳。
1983年，三十一岁的杨少凡终于有了读书的机会，磷矿送她到贵阳会计中专学校学习了两年半，她的聪明才智在学校里得到了全部释放。
杨少凡认为是共产党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在学校里她加入了共产党。
杨父和杨少凡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后，还能保持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党的忠诚，这的确也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真实写照。
杨少凡毕业后，一直做财务领导工作，是开阳磷矿公认的业务骨干。经过了那么多的磨难，人到中年的杨少凡仍然是一个乐观向上的人，对生活充满了热爱。
神话中说，凤凰每次死后，会周身燃起大火，然后在烈火中获得重生，并获得较之以前更强大的生命力，称之为“凤凰涅盘”。杨少凡就是这样一只浴火凤凰。
2008年，杨少凡退休了。
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杨父仍然活到九十岁高龄才去世，杨母还健在，这是上天给予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的补偿。杨少凡总说：“上帝还是公平的。”
杨少凡和罗一直不离不弃地生活到今天，两人之间仍然有差距，但并不妨碍他们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大弟弟杨少群的病得到治疗，有了很大的改善，结婚生子，生活平淡但温馨。
小弟弟杨少杰非常有出息，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宁波办私人医院，很有成就，是杨家的骄傲。
最让杨少凡欣慰的是儿子长大成人，上了大学，事业有成，结婚生子，杨少凡和罗尽享天伦之乐。
军宣队
在全国陷入混乱，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时候，毛泽东派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被称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为“军宣队”，个人被称作“军代表”。
磷矿小小的山沟里进驻了上百个解放军，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0280部队”，驻地在离开阳磷矿几十公里的修文县马家桥。在我们心目中，这些解放军是毛主席派来的。
我们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也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课，主要是学习毛泽东选集和诗词，写学习心得。
军代表大多数从贫穷的农村出来当兵，文化不高，但我们听他们的，对他们的崇敬是由衷的，每天不厌其烦地去看解放军操练，男孩子们都争着和解放军交朋友。解放军有纪律，当兵的绝对不能与女孩子来往，单独说话都不行，女孩子们只能经常在一起议论哪个当兵的长得好看。
“军宣队”的总部设在我家对面的楼上，就是以前“红卫兵”的司令部。一些军官都住在那栋楼上。解放军刚刚进驻时，带来一个通讯班，成天在总部忙碌着安装电话和电台设备。通讯班里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兵，长得英俊极了。通讯班住在总部，与我家的凉台遥遥相对，两栋楼之间的距离只有大约五十米，我出现在凉台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小兵从窗户朝我们家张望。
我的一个女同学碰到小兵一次，就再也放不下了，常跑到我家凉台上看小兵，还总抱怨：“为什么我家不住在这儿？我家要是住在这儿就好了。”
小兵与我邻居家的男孩儿洪喜交了朋友，女孩子们经常向洪喜打听小兵。
不久，电话和电台都安装好了，小兵要走了。
临走的前一天，我又在凉台上看到了小兵。小兵伫立在窗台前一动不动地朝我家凉台看着，看得我心里直发毛。我在屋里和凉台之间来回走动，想看看小兵到底要站多久。邻居大嫂和菊秋发现了这一个异常情况，也跑到凉台上观望。小兵站了约两个小时，终于消失了，我心里顿时十分失落。
第二天我和同学们去欢送通讯班，通讯班的战士们全副武装地排成一队，听着班长的口令。小兵目视着前方的班长，他知道我和同学们在旁边看着他，但他必须目不斜视地听班长的口令。电话班的战士们上了一辆军用卡车，在汽车启动的一刻他看了我一眼，眼睛中有泪花闪烁。
小兵给洪喜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说：“你、我和和平都很年轻，只有十五六岁，是革命的接班人，我们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我没有想到小兵会在信中提到我，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话，看得出小兵喜欢我。几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每当想到小兵，我心里都会很甜蜜。
我经常给解放军们演出，很多战士都知道我。
我是个人来疯，上台演出特有激情，总是能演出好的效果，在磷矿和驻军部队中小有名气。
因为我年龄小，很多年龄稍大的军官不避嫌，见到我总是流露出由衷的喜爱，我感到很幸福，能够让解放军喜爱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那时妹妹很小，只有七八岁，她经常莫名其妙地收到解放军战士送给她的糖果，她说那些解放军战士对她好是因为喜欢我。
我小时候皮肤很干燥，冬天的时候，手和脚总是裂很多大口子，有的口子大得像婴儿的嘴。每到冬天，手指头和脚后跟总是缠着很多胶布。驻军部队有一个军医，他给我每个手指头和脚后跟抹上凡士林，再用纱布仔细地包扎好。
解放军参与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并且陷入派性斗争，不少人对“军宣队”恨之入骨。我对解放军的感情与他们有较大的反差，与我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有很大的关系。
在贵州普通话说得好的人凤毛麟角，我普通话说得好，这在当时很有优越性。
驻军部队的团部距离磷矿几十公里，有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经常到磷矿演出，磷矿宣传队也经常到部队演出。我和他们不说话，因为这个部队没有女兵，宣传队队员都是男兵，大都是部队专门到贵阳市招的“文艺兵”。
他们很有表演天分，可是没有一个人的普通话说得比我好，因此他们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好奇心。部队宣传队的导演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军官，特别喜欢我。每次部队文艺宣传队到磷矿演出，他就在舞台一侧给我放个小板凳，让我能近距离观看演出，宣传队的队员在演出间隙总是没事找事地与我搭讪。
磷矿宣传队的军代表叫田苗，我们都叫他田代表，负责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田代表和蔼可亲，人极其厚道，大家都非常喜欢他，有什么心事都去向他倾诉，宣传队的很多队员是他亲自招来的文艺工。我练功特别刻苦，经常得到田代表的表扬。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好好地工作，以后我介绍你入团。”解放军要做我入团的介绍人，我很激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共青团被“红卫兵”组织取代，当时有要恢复“共青团”组织的说法。
田代表是排长，可以谈恋爱，我们几个女孩儿撮合他和宣传队一个大姐姐好。我特别喜欢田代表，就主动充当“介绍人”，可惜大姐姐没有看上他。
部队撤出磷矿时，田代表必须随部队走，离别时，我们都哭成了泪人。
还有一个军官，是个营长，忘了他姓什么，见到我总是很热情地打招呼。部队调他到贵阳的一个工厂支左，我们去欢送，他对我说了好多话，意思是让我好好学习，好好练功，说我将来会很有出息等等。
不久，噩耗传来。他到一家制造武器的工厂视察时，工人们实验自制的手榴弹，出了事故，他被手榴弹炸死了，全身上下有四十多个弹片。
我专程去贵阳参加了追悼会，看到他那曾经英俊逼人的脸变得面目全非，恍如隔世。
革命芭蕾舞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会唱歌跳舞有很大的优势。那时一个学校、一个工厂、一个公社或一个军区的宣传队都可以演出一整台的样板戏。
江青挑选了两个芭蕾舞剧和六个京剧，精心炮制成八个革命样板戏。在当时中国的舞台上，只能上演八个样板戏，因为只有这八个样板戏符合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标准。全国各单位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都在演样板戏。我本人演过样板戏中的很多角色。
八个样板戏被拍成了电影，开阳磷矿的露天电影院只要放电影就是八个样板戏，我们不知道看了多少遍，能熟记八个样板戏的音乐和台词。
宣传队决定排练八个样板戏之一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序幕和第一场，让我演女主角“喜儿”。
我在贵州深山中长大，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芭蕾舞，一点基础都没有。开阳磷矿为了支持宣传队的排练，特地调来芭蕾舞剧《白毛女》的电影，让我们跟着电影模仿，又让我们去贵阳向部队宣传队学习。
那时候，人的胆子很大，认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得倒的。年轻人只要有机会，就学习吹拉弹唱和跳舞。一时间，全国涌现出了大量的文艺人才。中国人真是很不得了的，只要想做的事情，就没有做不到的。大企业或部队宣传队都有一个管乐队、弦乐队或管弦乐队，都是业余的。很多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强化学习一种乐器，最后愣是能演奏下来全场的舞剧或京剧。
贵州有很多军工厂，当时为了战略上的需要，很多军工厂被迁移到贵州的大山里，能够到军工厂工作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我的很多朋友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被招到军工厂工作了，这些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文艺天分的朋友，居然成了军工厂的文艺骨干，排演了一整场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回家探亲时，提着舞鞋到我家跳给我看，居然像模像样的。
只要有学习的机会，我就不放过。
贵阳轴承厂宣传队来磷矿演出《白毛女》，演喜儿的女孩儿跳得特别好，我特别羡慕她。宣传队安排我向她学，女孩儿特别骄傲，看不起我，觉得我是乡下的，态度特别不耐烦。她态度越不好我越紧张，总也学不会，急得直哭。我第一次听说跳芭蕾要开胯，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哪里知道这个？所以我们跳芭蕾舞没有“范”儿。
我特别刻苦，每天练功和排练十几个小时，只要有学习的机会我就不放过，渐渐地我找到了感觉，跳得有点模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