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和贵州省重型机械厂的工人们围坐在车间内，用英语批判林彪和孔夫子。几个工人和学生代表用英语慷慨激昂地朗读批判文章，中间不断地被口号声打断。不知道这些工人什么时候学的英语。比我们高一年级的一个女生嗓音尖尖地领着我们高喊：“Down with Lin Biao！ Down with Confucius！”（打到林彪！打到孔老二！）
工农兵学员中受教育程度差距很大，我特别羡慕“老三届”的同学，“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们大部分至少学完了初中的课程，文化基础比较扎实。“老三届”同学普遍学习好，综合素质较高。
其次就是像我这样的，文化基础差，但是年纪小，爱学习，在某一方面具有优势，比如口语。我最喜欢的功课是改写英文课文，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叙述出来。每次上课我都希望老师能点我的名，让我来叙述课文。
还有一类同学文化基础极差，有个别的与文盲差不多。
老师讲课要照顾大家的水平，不按教学进度教学，学到哪儿算哪儿。
工农兵学员来自四面八方，背景复杂，学生中间发生许多奇奇怪怪的故事。
中文系有一个苗族女学员，与同班一个男同学夜里在足球场上发生性行为，被学校开除了。那时候没有结婚的大学生绝对不能有性行为，我不明白为什么男同学没有被开除，但肯定被处分了。开除女同学的原因是她怀孕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学生，影响太恶劣。
我们班一个女同学和男同学好上了，两人上学之前都是中学的老师，学习挺好的，尤其是女同学，学习全班第一。他们各自在家乡都有对象。那时候的人如果有了对象又移情别恋，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他们俩相互爱上了，但又不能公开，总是偷偷摸摸的，还经常夜不归宿。同学们都心照不宣，保持沉默。女同学与我关系很好，她夜不归宿的时候总是对我说她到物理系同学那里住，我一直相信她的话。有一次，我碰见那个物理系的同学，随便聊了起来，她说我同学从来没有在她那儿住过。同学们发现她每次外出都要带一块大塑料布，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她精神恍惚，上课时心不在焉，由于这段不能公开的恋情，他俩挺压抑的，与同学们也疏远了。
后来听说，大学毕业后他们各自回到了家乡和原来的对象结婚了。那时候，移情别恋是件很难的事，其实，也许他俩在一起更合适。
我们班一个从农村来的女生，她妈妈在她二十一岁的时候又生了一个男孩儿。她妈妈带着刚出生的小弟弟到学校来住了好长一段时间，就住在我们宿舍里。学校也不敢赶他们走，因为她妈妈是贫农，把贫农赶走了，那学校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我经常看见他们娘儿仨坐在宿舍楼前面的台阶上晒太阳。她妈妈抱着小弟弟旁若无人地敞着怀喂奶，小弟弟总是奄奄一息的样子。
学校里最显眼的是解放军学员，他们穿着军装上学，特神气。他们大多数是学政治、中文、哲学和历史专业的。
我刚进学校的时候在校园里碰到一个解放军学员，挺面熟的，原来他在磷矿当过“军代表”。在大学里碰到“军代表”，让我又意外又惊喜。我到他的宿舍去聊过几次天，后来传出绯闻，说我和“军代表”谈恋爱，我因此而疏远了他。
数学系有两台电子计算机，是学校的宝贝，数学系的学生轮流住在教学楼内值夜班来保护计算机。一个周末，轮到两个女同学值班。周一两人没有来上课，被发现死在值班宿舍里，每人身上被捅了一百多刀。学校放假三天破案。据说至今案子未破。
大学三年中，两次下农村，两次下工厂，与农民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剩余大部分的时间在闹革命，真正学习的时间最多只有半年。三年基本上没有考过试，文化课学好学坏也无所谓。
影响我一生的人
我到大学报到的第一天，在学校的露天报到处见到一个穿着军装扎着两条小辫的女生，她那与众不同的气质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目光。
她就是杨胜明，也是外语系的，她是我进入大学见到的第一个人。我们俩入学都比较晚，在报到处注册的只有我们俩人。她长得美丽而高雅，因此我对她印象十分深刻。
我们不是一个班的，开始并不熟悉，胜明比我大四岁，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上大学前在农村当了五年知青。胜明是外语系的文体委员，体育特别好，曾经是贵州省少年蛙泳冠军。学校经常组织学生文艺演出，胜明找我帮忙排练节目，我义不容辞。我工作认真负责，胜明很感动。
我们俩很快在学校出了名。外语系的节目总是最好的，全校都知道外语系有个会跳舞的女孩儿，甚至有人认为我比专业的跳得还好。而胜明的出名，不仅仅是因为她体育好，更因为她是个全面发展的人。
我们经常在一起搞活动，因此成了好朋友。当时我并没有想到与胜明成为好朋友会给我自己套上沉重的“枷锁”，更没有想到在我们大学毕业16年后，她又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引导我进入了旅游行业，而在这个行业里我实现了人生的最高价值。
我从小就喜欢与比我优秀的人交朋友。
自从和她成为好朋友后，我就感到累，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她太优秀了，我在各个方面都要去学她，想和她一样好，但我总是不可能和她一样好。
她除了在外语系上课外，有时还到哲学系去听课。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被要求学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着作。她是真正地学了，我是假模假样地学，一直就没有学懂过。她去上哲学课，我也跟着去。
她作文写得特别好。我为了写好文章，苦思冥想，绞尽脑汁，最后写出来的东西还是东拉西扯，找不到要点。文学老师总表扬她，我从来没有被表扬过。
她的字写得特别漂亮，我无论怎样练习也比不上她。
受她的影响，我在大学里学会了骑自行车和游泳。
我学骑自行车和游泳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我总是想如果将来发生了战争，需要我投入战斗，骑自行车和游泳都是一个战士应该具有的本领。
胜明是校排球队的主力队员，我是因为她会打排球才开始拼命地练的，最后居然也混进了校排球队，还成了主力队员之一，当然还是比不上她。在贵州省第二届工农兵大学生运动会上，我们与另外一个队争夺亚军时，她一口气发了15个球，对方都没有接到。我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赢了第一局。第二局具有戏剧性，一开场，胜明连续发了7个球，对方都没有接到，第八个球发过去的时候，对方竟然接过来了，而我们这边都松懈地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球落在地上。
那年我们取得了大学生运动会的亚军。
她有我无法比拟的美貌，和她在一起，我很自卑，人们尤其是男生的目光永远停留在她的身上。如果我把她介绍给我的朋友，朋友也会把对我的兴趣转移到她身上，还总是在我面前议论她如何如何好，我更自卑了。
除了那些忌妒或不了解她的人外，她几乎是人见人爱。
她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像她那样的人。我从小生长在小山沟里，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没有见过像她那样优秀的人。可以想象，一个麻雀一定要与鹰飞得一样高，这只麻雀该有多么累？
她是我的偶像，她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像个跟屁虫。毕业时她说想到西藏工作，她写了申请书，我也写了。毛主席逝世时，她说想到北京去，我说我也想去。
她很有激情，积极参与各种活动，有人给她起了外号叫“老革命”，我总是尾随着她，我的外号叫“小革命”。
毕业后，我回到开阳磷矿当教师，她分配到贵州省政府外事办。我们俩的差距越来越大，我再也无法与她攀比了。
我生孩子的时候，她正准备去美国工作。想到从此后我可能成为一个家庭妇女，而她在美国的发展将前途无量，心里十分失落。
参加工作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当遇到什么问题，我首先会想到胜明。我总是问自己：如果胜明遇到同样的问题，她会怎样处理？
后来她当上了贵州省旅游局局长，我在化工部外事司工作。
再后来，她介绍我加入了中国最大的旅游企业，在那里我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事业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现在很多人认为我是一个成功的女性，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进入了旅游行业，而胜明是引入我进入旅游行业的贵人和恩人。
胜明没有留在美国，回国后继续做政府官员，而我成了一个企业家。
我要入党
青少年时期我对共产党的追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进入大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入党申请书，我刚满十八岁，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我愿意为这个美好的理想而奋斗！
只有优秀的人才能加入党组织，共产党员的身份能证明一个人政治上的可靠性。
我们从小接受党的教育，是共产党解放了中国，是共产党让中国的劳苦大众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电影和教科书里的英雄人物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如果活着不是共产党员，牺牲后也会被追认为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因为政治上可靠，可以优先上大学、参军、提干……
为了入党，有人写了无数的申请书，接受党的考验一辈子，直到暮年仍然穷追不舍，还不一定能如愿以偿。
有多少人在生命垂危时刻，最后一个愿望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迫切地想加入共产党，期盼成为这个先锋队的一分子。
有人给我算命，说我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能入党。
我想：天啊，二十五才能入党，太可怕了，人家刘胡兰十五岁就入党了！
我从来不敢想我这一辈子都成不了共产党员。
贵州大学外语系七三级一共招了一百个学生，只有三个是党员。大学三年中，大多数的同学都写了入党申请书，那时候，大学生入党的比例很高。有的系毕业时绝大部分学生都入了党，而外语系七三级除了两个申请到西藏工作的学生突击入了党，没有一个入党。
三个党员中有一个叫江丹的女生，比我大六岁，当时二十四岁，上大学时，已经入党好几年了，我不幸和她分到一个班级。外语系七三级一个党员没有发展，她是罪魁祸首。
她性格怪异，忌妒心强，不希望任何一个人超过她。在其他方面她无法阻止别人超过她，但她可以利用外语系七三级党支部委员的权力阻挠任何人入党。
由于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她可以随时找我谈心，帮助我提到思想水平和对党的认识。她找我谈心有个规律，都是在我为什么事高兴的时候给我当头一棒。比如，我们的节目获奖了，她要找我谈话，提醒我有人反映我骄傲了。看到我学习特别刻苦，又找我谈话，问我是不是要当五分加绵羊的学生。而她自己学英语的时候，将报纸盖着英语书，有人注意她的时候就假装看报纸上的政治文章，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就看英语书。我在学校文艺演出得到了高度的好评，她找到文体委员胜明，分析我为什么总在集体舞中给自己设计一段独舞，不就是想出风头吗？
我入不了党也就算了，但胜明也不够资格入党，我实在想不通。她在农村当了五年的知青，经历了艰苦的考验，各方面都那么优秀。她进大学前几年就申请加入共产党，到大学毕业的时候，被党考验了六七年的她仍然是个非党员。她太优秀了，所以江丹不让她入党。
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就能阻止党的发展建设？
很多年以后，当我再也不想入党的事儿了，党组织三番五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加入共产党，而这时我又感觉自己距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差得太远。我总是对劝我入党的热心人说：“虽然我不是党员，但这不影响我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追着我让我写入党申请书，我告诉他我早就写过了，而且写了好多次。他说他从我的档案中撤出了入党申请书，并且给撕了，因为“文革”痕迹太重。他撕了我的历史！但我理解他的好心。
胜明毕业后不久就入党了，而我在本世纪初加入了民主党派“九三学社”。江丹与她的丈夫在欧洲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住了好多年，直到她丈夫获得博士学位后才回国。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系领导交给我们一项任务。
国家从美国引进十三套大化肥项目，其中之一就是正在建设中的。当时外语人员奇缺，大量英文资料和设备说明书翻译不出来。有关部门请求几所设有英语系的大学紧急援助，突击翻译资料。
翻译英语资料需要工具书，当时专业英语词典奇缺，学校动员学生自己想办法借。开阳磷矿有一个图书馆，可能会有一些工具书，我决定回磷矿借书。
我乘郊区公共汽车赶到十五公里外的贵阳市，开阳磷矿有一个办事处在市里，每天都有运货的卡车返回。下午四点多钟，我搭上了一辆大“解放”，临开车前碰到一位在贵州工学院读书的中学同学，他托我给家里带满满一马桶包足有五公斤重的带鱼。算上司机，驾驶台共坐三人。我把马桶包放在脚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却把包的带子缠在手腕上。
开阳磷矿离市里一百五十多公里，大部分是山路，路况很不好。距离开阳磷矿五十公里处有一个地方叫鬼门关，公路从两座高高的山崖中穿过，过了鬼门关就是盘山路，沿着盘山路一直开到山底，就是我的家——洋水沟。
汽车驶近鬼门关时，天已经黑了，下起了小雨，四周雾蒙蒙的，能见度很低。刚才还谈笑风生的司机，此刻一声不吭，瞪着双眼，全神贯注地开车。突然，他对我说：“刘平，把车窗摇下来，看看旁边是否有障碍物。”慌忙中，我摇错了手柄，把车门打开了，赶紧拉上车门，感觉车门好像没有关牢，不放心，用身体撞了几下，确定没有问题。
过了鬼门关，是一个叫小毛坡的矿区。有两个上中班的矿工在雨中走着。我想：“这些矿工多辛苦，这么黑的天他们往哪儿走？”正想着，车门猛然一下开了，一下子把我甩出驾驶台，在着地的一瞬间，我看见后车轮碾过来，急忙一翻身站了起来，正好立在两位矿工面前，手腕上还挂着五公斤带鱼……
黑灯瞎火，一个“天外来客”突然降落在两个毫无思想准备的矿工面前，着实吓了他俩一跳。司机由于精神过于集中，驾驶台少了一个人居然没有反应过来。另一个搭车人急得直叫，等他终于说出“和平掉下去了”，车已开出两百多米。搭车人跳下车向我疯跑过来，看见我完完整整地站在雨中，惊叹不已。司机没有下车，他吓得瘫在车上了，一步也挪不动……
坐回驾驶台里，这时的我——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儿已经面目全非了，浑身上下糊着稀泥，泥水顺着头发流了满脸……
汽车没有马上启动，司机把头埋在方向盘上足有二十分钟，然后慢慢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说：“开阳磷矿出过几次类似的事故，出事人不是命归黄泉，就是终身残疾。你今天大难不死，不仅仅是因为你父母是好人，你家祖祖辈辈都是好人，才能保佑你今天没有出事。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到家时天已经黑了，当我出现在家门口时，家里人吃惊地看着我，没有认出我来。我说：“不要害怕，我是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