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山红忌妒“干部处”一位年龄与她相仿名叫程晓岚的干部。程晓岚的丈夫是部队的一名军官，艳山红写匿名信给程晓岚的丈夫，造谣生事，挑拨人家的夫妻关系，搞得程晓岚和她的军官丈夫关系不和。后来通过公安局，查出来匿名信是艳山红写的，让她上小学的儿子抄的。
艳山红因此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后来在寇光荣局长的帮助下到深圳谋生去了。
从此矿山局消停了不少。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我在联育中学教英语时始终没有放弃当翻译的梦想，教书的同时，仍然在刻苦学习。
学校放假，我就主动到“引进办”上班，主动要求干活儿，干什么都可以。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外事任务也逐渐增多，“引进办”的翻译开始吃紧，一些到矿山或建设工地上做现场翻译的任务比较艰苦，别人不愿意去，我就主动要求去。这样的工作没有人与我争，我抓住机会，锻炼和增强自己的才干，一定要在矿山局“引进办”站住脚，并且成为主力翻译。
1983年的夏天，广东云浮硫铁矿在深圳成立了一个公司，建立了一个采石场，设备是日本进口的。日本工程师到深圳调试设备，需要翻译，当时没有日语翻译，就让我和矿山局下属的矿山设计院的一位翻译去了，这成了我离开联育中学的一个契机。
那时的深圳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正在建设中，整个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大工地，生活非常艰苦。
在深圳工作了几个月，国庆节到了。在北京，国庆节的时候秋高气爽，到处呈现出张灯结彩、国旗飘扬的节日气氛，而深圳和广州一点国庆的氛围都没有。
我十分想念北京，不仅仅想念北京的节日气氛，还想念四季分明的气候。深圳热得要命，我们住在没有空调的简易楼房里，顶着炎炎烈日在工地上工作。往北京打电话，要到邮局等好几个小时，终于接通了，声音小得要命，要扯着嗓子喊，而且还总是断线，断线后又要等半天才能接通。每到周末，我们都陪着两个日本人到邮局打电话，顺便自己也给家人打电话，打一次电话等上三四个小时是正常的。
好不容易熬到回北京的日子，矿山局“引进办”发来电报，让我们俩到云浮硫铁矿为一个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做翻译。与我一起在深圳工作的翻译说什么也要回北京，我一个人只身去了云浮硫铁矿，我把这次任务当作又一次机会，我喜欢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当我回到北京时已经快到冬天了。
广东云浮硫铁矿购买了美国某公司一百辆三十吨翻斗车，用于运输矿石。据说某公司当时濒临破产，因为广东云浮硫铁矿购买了一百辆车又使这个公司起死回生了。我的印象是车买回来后一直没有使用，一是矿山的建设还没有完成，车子用不上；二是发动机需要改造，一百辆车停在停车场半年光是保养维修费就不知花了多少。美国公司不断地派工程师来对发动机进行改造，对修理工和司机进行培训。我到云浮硫铁矿很多次，每次都要待半个月至一个月的时间。因为矿山艰苦，没有人与我争，我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地提高了。
在云浮硫铁矿，我主要是为美国人做翻译，我们住在条件简陋的招待所里。外宾住的房子是经过改造的，有厕所和浴池。翻译则与任何到云浮硫铁矿出差的同性合住，四人一间房，用公共厕所和浴池。我从小就生长在矿山，对艰苦的环境很适应，而且根本不觉得苦，相反觉得条件很好，但养尊处优的美国人就受不了。
一个叫罗杰的美国人，先后到云浮硫铁矿两次，每次待大概约一个月的时间，日子对他来说真是太难熬了。我喜欢与他聊天，一是为了练习口语，二是我特别想了解外面的世界，特别想了解美国人。我与他聊天时总是有其他人或另一个翻译在场，当时的外事纪律规定，与外宾接触一定要有两人在场。虽然在现场工作，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我们仍然很自觉地遵守外事纪律。我希望多与罗杰交谈，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也能为他排除寂寞。每次与罗杰聊天，都有其他人在场，不能尽兴地说话，如果其他人想走了，我就尽快结束谈话也告辞了。偶尔晚上单独与罗杰聊天，但绝不敢待得太晚了。
罗杰告诉我在中国的日子特别难熬，住不惯，吃不惯，没有娱乐生活。他说他与一个美国人在另一个矿山工作时实在是寂寞难忍，两人就一起对着大山歇斯底里地大喊一阵。
那时候中国条件很差，有一些长期在中国工作的西方人每逢节假日甚至周末都到香港去休整。
云浮硫铁矿对翻译特殊招待，我们每天都与罗杰一起在公共食堂用餐。罗杰让我们告诉厨师在菜里少放点ginger，我们俩都不知道ginger是什么，后来查字典知道ginger是姜。
罗杰每次到中国都带一大堆吃的东西，都是罐头速溶一类的食品。我第一次喝果汁就是罗杰带来的美国品牌“TANG”速溶果汁。我当时想：天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喝的饮料！
罗杰告诉我放在咖啡杯子旁边的小勺子是用来搅匀咖啡的，不是用来喝咖啡的。罗杰开始看到我们用小勺一口一口地往嘴里喂咖啡，就忍不住笑我们。
与外国人工作了一段时间，建立了友谊，临分手的时候肯定有些依依不舍，这是人之常情。
我送一名美国工程师回国途经广州，住在当时最好的东方大酒店。美国工程师往我的房间打电话，问我是否合适到他的房间聊聊天，这是唯一能单独说话的方式，那时候我们不允许接受外国人的邀请喝酒、吃饭等。我说可以。我去了他的房间，与他聊天，在谈话过程中，他有意一直将房门开着。
而现在，我家经常有外国友人来聚会或小住，谈天说地，形同家人。我的员工与外国客户一起泡酒吧，一起蹦迪，还有与外国人联姻的；我的陪同经常在机场与外宾相拥而泣，依依不舍。这些变化也就发生在弹指一挥间的二十年多年中。
我不懈地努力，坚持到艰苦的地方工作，我的英语口语和笔译翻译能力越来越强。
机会来了。“引进办”一个老翻译调到其他单位了，我抓住了这个机会调回“引进办”，很快成为主力翻译。
外事纪律
自从1977年开始接触外国人以来，到1992年进入旅游企业，十五年间我不断地在接受外事纪律教育。在若干条外事纪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谦虚谨慎、不卑不亢”、“与外国人会面要至少两人同行”、“不能接受外国人礼物”等。对于我，外事纪律规定的“忠于祖国”、“保守机密”、“抵制资产阶级侵蚀”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尤其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原本就是一身傲骨的我，简直是说到心里去了。让我掌握不好的是“谦虚谨慎，不卑不亢”。我总觉得“谦虚谨慎，不卑不亢”得分场合。
当时外事权力集中在中央部委，矿山局没有直接对外的权力，外事谈判都是由化工部外事司或有外事权的化工建设总公司统一安排，矿山局的外事项目一定要有这两个单位的外事干部参加。化工建设总公司有一个姓王的外事干部负责矿山局的外事项目，他经常参加我们的外事谈判或和我们一起陪同外宾下矿山考察。我感觉他对外事项目谈判的效果和进展并不是十分关心，倒对中方人员的一举一动非常在意，我不论在干什么或说什么话，都有一双眼睛在监视我。我一方面想与外宾尽可能多地交流，一方面又要戒备别人的监视。我在工地上给外宾做翻译或与外宾一起行走的时候，不时有人拽一下我的袖子或衣角，提醒我不该说什么话或与外宾站的距离太近了。不用看，就知道是王。有一次谈判完毕送几个外宾上车，王又拽了我一下，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回头疑惑地看着他。他说：“你不要与外宾并排走。”
那时城市之间没有足够的民航运力，与外宾下矿山或工厂经常是乘火车去。做外事工作的优越性之一，是可以与外宾一起享受乘坐软卧包厢的待遇。一次，陪同几个男性美国人乘火车去湖北考察，领导不允许我与外宾乘一个包厢，他情愿将我安排与三个陌生的俄罗斯男人分享一个包厢，也不让我与我们自己的男性外宾住一个包厢。
那时候，中国物质生活非常贫乏，外宾送的任何礼物我们都特别稀罕。外事纪律规定不能接受外宾的礼品，如果外宾坚持要送，我们就要上缴。年底的时候，外事部门将一年上缴的礼品在全体员工之间采取抓阄的方式进行分配。
外宾送礼物是诚心诚意的，我感觉上缴礼品是对外宾的不尊重，一般情况下我会坚决地拒绝接收外宾送的礼物。一个美国人要送给我一个小闹钟，我非常喜欢，禁不住诱惑，接受了。他还给了我一大包没有用完的手纸，那时中国还没有这样好质量的手纸。我将手纸上缴了，闹钟留下了。后来我发现好多人都是偷偷将自己喜爱的礼品留下了，然后正人君子般地上缴了他们不喜欢的礼品。
我为瑞士一家化学用品公司的外宾做翻译并陪同他们下工厂考察，在车上聊天的时候，我指着裤腿上的一块油渍问：你们工厂的产品能洗掉这样的油迹吗？几个外宾都凑上来研究我裤子上的油渍，然后叽里咕噜地说什么产品能去掉这样的油渍。
过了不久，我收到了一个瑞士寄来的巨大包裹，里面是各式各样的洗衣粉和洗涤剂。领导问：“为什么外宾给你寄这么多东西？”我说：“不知道，他们自己要寄的。”领导的口气和表情都特别不信任地说：“外宾自己寄的？你没有主动要，外宾会主动给你寄？”我感到很委屈，但也懒得争辩，只是自觉地将东西分给大家了。
我为外宾工作时，特别想尽快提高自己的口语水平，只要有机会就主动与外宾交流，话说到兴头上，免不了要谈笑风生，外宾都挺喜欢我的性格，但这不符合“不卑不亢”的外事纪律。
在湖北大峪口磷矿考察，磷矿领导招待美国专家喝了不少烈性白酒，然后招待美国专家看电影《哪吒闹海》和《瞧这一家子》。美国人喝得有点醉意，很亢奋。《哪吒闹海》是一部色彩斑斓热闹非凡的动画片，美国人看得异常兴奋，伴随着我夸张的翻译，他不时地哈哈大笑，全场观众都能听得见。他的情绪感染了我，他笑我也笑。
回到北京后不久，领导委托一位老同事与我谈话。老同事说话挺委婉的，半天都没有说明白，我索性点破了：“您是不是想说我与外宾一起工作的时候不稳重？”老同事：“哎，就是这个意思。以后一定要注意改正，与外宾一起工作时要严肃。”老同事说是那个姓王的外事干部要求我的领导找我谈话的，并说如果我不改正就不让我从事外事工作了。
有意思的是，我今天在业内被看作是一个成功人士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善于与外国人交流、真诚和富有激情的性格。
鬼子进村了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初期开始，我有机会陪同西方人在中国偏远的矿山考察，所到之处，当地的老百姓前呼后拥地来看西洋景。
我们来到偏僻的山区，抵达的时候，周围还没有人迹，过了一会儿，破衣烂衫的老乡扶老携幼陆陆续续赶来了，将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对西方人指指点点地议论着。西方人的一举一动老乡都觉得好笑，人群中不时爆发出一阵阵哄笑声。不管走到哪里，老乡们都叫我“翻译官”。西方人与老乡们交谈，我用当地话做翻译，老乡又对我啧啧称赞。老乡朴实好客，邀请西方人到他们家去喝水吃晌午（午饭），有的还邀请西方人到家里“歇一晚”再走。有的西方人平易近人，不嫌弃老乡，接过老乡递过来的大烟杆就放在嘴里抽几口，凡是能做到这一点的西方人我都由衷地喜欢。
有意思的是，我们整天接受外事教育，不允许做这样，不允许做那样，但是外事纪律很少约束到农民。农民谁都不怕，因为他们已经生活在最底层了，不会像我们这样担心违反外事纪律而影响前途。
虽然没有任何通讯方式，但老乡们总能一传十十传百，翻山越岭来看外国人。有一次，我看到远在天边的山上有一排一排的树，过了一会儿发现树在动，定神一看才发现那不是树是人，是老乡赶过来看稀奇的。
西方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隆重的接待。中国人一律称西方人为外宾，是否参加接待外宾也成了一种待遇。外宾所到之处，几乎所有的地方领导都要出面接待。宴请两三个外宾，陪吃饭的中国人可能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从省领导、专区领导、县领导、区领导，甚至到公社领导一个不落，还要包括执行保卫任务的公安人员。经常是主要领导陪同外宾在一个单间用餐，同时在旁边的餐厅再摆上几桌到十几桌，那时人们都穿灰色或蓝色的衣服，看上去黑压压一片。
到现场考察时也是同样，几个外宾后面跟着一大群中国人，队伍拉得长长的。西方人不理解，总是问我：“这些人为什么不干活儿，干吗要跟着我们？”
我们去的大都是矿山，外宾住在矿山的招待所。外宾去之前，招待所都进行过改造，配备上浴池和抽水马桶。洗澡的热水都是招待所的服务员用锅炉烧的，然后一桶一桶地提到外宾的房间倒在浴盆里。我与外宾享受同等待遇，虽然条件艰苦，所到之处都能洗到热水澡，而中国老百姓还都在公共浴池洗澡。
那时没有洗衣机，外宾的衣服都是服务员用手洗出来的。我们考察归来，看见招待所院子里凉满了内衣、内裤、棉袜、衬衣、牛仔裤等，像万国旗一样迎风飘扬。外宾相互开玩笑猜测是谁的内衣、谁的短裤、谁的袜子、谁的衬衣等。偶尔有女外宾来访，中国人对她的连裤丝袜很感兴趣，围着凉在绳子上的连裤丝袜饶有兴趣地议论着。
因为总是停电，房间里都配备了手电筒和蜡烛。
在我的家乡贵州省开阳磷矿考察时，我陪同外宾乘坐矿车下到井下的工作面参观。看到矿车的座位上铺着崭新的金丝绒，外宾笑着问我：“是不是每天都铺金丝绒？”
在一个刚筹建的矿山考察，我们在矿长办公室兼宿舍里会谈。矿长的床上铺着着崭新的床单、绣花枕头、缎子被面，像新婚一样，明显是外宾来之前刚置办的，外宾感到特别稀奇。
中国人总是把外国人当做座上宾，以至于我们后来到美国访问的时候，由于没有享受到对等的待遇而感到心里不平衡了。
外汇券的故事
外汇兑换券于1980年诞生，于1995年退出流通市场。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旅游事业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来华访问的外国人、回国的华侨、港澳和台湾同胞日益增多，专门为他们服务的宾馆、商店和其他服务部门应运而生。当时国内禁止外币流通，为了便于他们在这些专门的场所购买物品和支付费用，又区别于国内居民，因此，1980年4月1日，国务院授权中国银行发行外汇兑换券，简称外汇券。外汇券的英文名称叫Foreign Exchange Certificate，缩写为FEC。外籍人士须将所持外币，在中国银行或指定的外汇代兑点，兑换成外汇券，并在指定范围内与人民币等值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