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非常知足了。我没有户口，却是一个国家大企业的正式员工，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明白为什么命运这样地眷顾我。
我说到做到，从来不提户口的事。那时儿子四岁，没有到上学的年龄，没有户口暂时没有造成太大的困难。
儿子上小学时，由于没有户口，交了高昂的借读费才得以留在北京读书。直到这时，我还坚守着自己的诺言，不给总社找麻烦。儿子上中学，我将他送到私立学校，私立学校没有户口的限制，交钱就行。
我的工作越做越好，在总社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没有人会想到我还是一个“黑人”，没有北京户口。
我一直认为这是总社领导考虑的问题，如果企业需要我，总社这样一个大企业要想解决我的户口问题还是办得到的。
人事教育部部长对我的态度已经完全转变了，见面总是笑嘻嘻的，时不时还夸奖我两句。即便这样，我也恪守诺言，绝不提户口的事儿。
我一直到1998年才获得了北京户口。
总社来了一个新领导担任企业的副总经理，在他来总社之前，我就通过杨胜明认识了他。他听说我在总社工作了将近六年还没有解决户口，大吃一惊，立刻将我户口的事情列入议事日程。
北京户口是非常珍贵的，企业每年从上级主管单位获得有限的户口进京指标。获得北京户口要有很强硬的背景或靠山，城市户口经常当做钱权交易的砝码。按照北京的政策，对企业有特殊贡献的人可以破例解决进京户口，我符合有特殊贡献的标准。
1998年总社的上级主管单位国家旅游局有两个进京户口指标，我作为对企业有特殊贡献的人获得了一个指标，结束了“黑人”的生活。按照政策，儿子和丈夫的户口也随我办到了北京。
自1979年从贵州来到北京（户口在河北涿州，人基本上在北京工作），到1998年，奋斗了十九年后，我终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北京人。
我与“人民对人民”的缘分
经常有人问我是怎样与“人民对人民”认识的。
1997年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叫“人民对人民”的组织存在。自1992年我在总社工作以来，主要负责荷兰市场，我所在的欧洲一部主要经营常规系列旅游团产品。虽然我非常努力，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相同的工作，让我对这种缺乏挑战性的工作开始感到倦怠，想到也许一辈子都要这样度过，对前途感到有些茫然。
直到1997年上半年的一天，一个偶然又必然的机会让我遇到了“人民对人民”，改变了我的生活和命运。
欧洲一部有一个“游船处”，负责国际海洋游船游客的中国境内接待工作。其中有一条船叫“公主号”，“公主号”有一个外联经理叫威尔·博格，是个美国人。他长期与“游船处”合作，与“游船处”处长的关系很好。后来，威尔·博格辞去了“公主号”的工作，在“人民对人民”国际协会的下属公司“人民对人民大使项目”（以下简称“大使项目”）找到一份职务，担任成人旅游部的部长。
当时，“大使项目”与中国很多单位合作，包括中华医学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新大都国旅等等。威尔·博格与总社合作多年，有感情。他到“大使项目”工作后，立刻与当时随丈夫在中国驻美国领事馆工作的原“游船处”处长秀丽联系，表示希望与总社合作。威尔·博格给秀丽寄了一大包关于“大使项目”的资料，秀丽又将资料寄给欧洲一部的部长。
我在欧洲一部的传达室看到这包资料时想：其实我才是做这家客户业务的最佳人选。但也就是想想而已，这是“游船处”招揽的生意，不可能让我做的。没有想到过了两天，欧洲一部部长找我谈话，说决定将这个客户交给我做。还说，因为我有在中央部委工作的经验，所以我是最合适的人选。就这样，我意外地获得了与“大使项目”合作的机会，并不是后来传说的我抢了其他部门的客户，这实在是太抬举我了，我还真没有那个本事。
据我所知，当时“大使项目”的一些员工对威尔·博格坚持与总社合作很有意见。“大使项目”以前曾经与总社的“美大部”合作过。当时总社对入境游市场的垄断地位还很强大，对“大使项目”具有相当挑战性的产品不感兴趣而自动放弃了。由于威尔·博格的坚持，我才有机会为“大使项目”工作。威尔·博格在“大使项目”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离开了，我们也失去了联系。我很感谢他，没有他，我不可能遇到“大使项目”。“大使项目”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成为我的好朋友，与我调侃时也说：“没有威尔·博格，我们也不会认识这么优秀的你。”
“人民对人民”是由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56年本着“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应该通过对话和面对面的交流达到相互理解和信任，来实现世界和平”的目的创立的一家国际协会。美国历届总统均担任过“人民对人民”的名誉主席。艾森豪威尔的孙女玛莉·艾森豪威尔是该协会的现任主席。
我之所以喜欢做“大使项目”的团队，是因为这些团队的特殊性质。“大使项目”每年与全世界八十余个国家的政府机构、专业组织、大学及其他机构联合举办科学、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交流。这些专家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医学、法律、科技、教育、美术、农业、金融、建筑、交通、制造加工及自然资源发展等广泛的领域。他们来到中国与中国的同行交流，相互学习，增进双方的了解和信任，其中不少人与中国相关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们称他们为“人民对人民专业代表团”。
“人民对人民专业代表团”与普通旅游团有很大的区别，团队来华访问日程百分之三十是游览，百分之七十是学术交流，这对组团人是很大的挑战。
“大使项目”每年组织约两千专业人士到中国来旅游和交流，绝大部分的专业人士来自美国。1997年以前，“大使项目”与中国的很多旅行社或协会合作，接待质量参差不齐。
1997年下半年“大使项目”与总社合作后，将部分团队交给总社操作，由我直接领导。我们的服务明显好于其他旅行社或协会，很快赢得“大使项目”的信任。从1998开始，“大使项目”的专业交流团只与总社一家合作了。
“大使项目”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不久就开始组织“人民对人民”专业交流团到中国访问，迄今四十年从未间断过，为中美两国的民间友好交流做出了贡献。
鉴于玛莉·艾森豪威尔女士对发展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的贡献，2007年4月16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她“人民友好使者”称号。
我与玛莉·艾森豪威尔女士成为好朋友，我们是同龄人，有很多共同语言。
与“大使项目”合作的过程中，我与很多热爱中国的美国人成为朋友并让他们爱上中国，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乘上9·11后第一个航班飞美国
我1997年开始与美国“人民对人民”合作，因为业绩突出，我终于在2001年有机会到美国拜访客户。总社有严格的市场分工，我是负责欧洲市场的，原则上不允许去美国销售。
我预订了9月16日的美联航飞西雅图航班的机票。9月11日，妹妹打电话让我立刻打开电视看香港凤凰卫视直播的关于9·11的新闻。从那一刻起，我白天黑夜都盯着电视看，晚上睡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生怕漏掉一点与9·11有关的消息。
我打电话到机场询问飞美国的航班是否正常，被告知所有飞美国的航班都取消了。我每天打电话询问航班信息，直到9月15日还不知道第二天是否能飞。
每年一度的美国芝加哥奖励旅游展销会在9月下旬举行，中国国家旅游局每年都带领各地方旅游局和企业参展。9·11后国家旅游局取消了到芝加哥参展的行程，总社美大部也取消了美国促销计划。
客户早就知道我要去拜访他们，如果因为9·11取消了美国之行，我觉得太不仗义了，这不是我的风格。大家都认为这个时候去美国危险，我就更应该去了，我相信这个时候客户更需要友谊和支持。客户问我是否如期访问，我说只要航班起飞，我就去。
9月15日晚上我得到消息说美联航第二天有可能要飞。16日一早我赶到机场，美联航柜台前排起了长龙，几天滞留在北京的美国乘客急切希望乘9·11事件后的第一个航班飞回美国。
在西雅图机场过边检的时候，边检人员要求我出示客户的邀请信，我才发现忘记带了。边检人员说：“没有邀请信，你不能入境。”我说：“有谁会在这个时候来美国？”边检人员愣了一下，随即就放行了。
客户很感激我能在别人都避之不及的时候访问美国，也因此更加信任和喜欢我。
匿名信风波
1999年和2000年，是我参加工作以来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两年。2000年春节之前，公司总经理请我和另外一个部门总经理吃饭。
席间他说：“知道我为什么单请你们两人吃饭吗？因为在过去的一年，公司所有的部门总经理中只有你们两个最默默无闻地工作，没有给领导添任何麻烦就做出了很好的业绩，你们让领导很省心。”
实际上1999年我个人受到很大的伤害。我在处理一起投诉时得罪了北京地接社的一名计调经理和一名导游，这位计调经理写了匿名信，寄了无数封给总社的各级领导和她认为对我不利的人。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这样愚蠢，所有收到信的人一眼就看出来是她写的。让我受到伤害的不是匿名信，是写信的人曾经是我的朋友，是我曾经非常欣赏的一个女孩儿。她非常聪明，有创造力，不发脾气的时候特别温柔，有女性魅力。她比我小一轮，但挺成熟的，我经常与她交流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她有足够的“题材”在匿名信中发挥。
她还做了一件特别不专业的事情，就是给我的美国客户写信。她在信中写道：
我给你们写信的原因是刘平迫使我辞掉了工作，甚至离开了旅游行业。写这封信是提醒你们警惕刘平，因为她说她给你们公司的报价利润很高，她可以从中赚到很多钱。刘平强迫西安的地接社暗地里给她回扣，并将成本加在旅游团的报价中。刘平一开始与你们合作就是这样做的。
有一点她说对了，因为这封匿名信，她有好多年在旅行社圈子里找不到工作。她的匿名信很有杀伤力，语言比较恶毒，传播的范围很广，把自己的名誉给损坏了。
我可能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从事旅游工作以来，我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凡是与我合作过的客户对我都十分信任。客户收到她的信后就给我打电话，并且立刻将信转发给了我。
我对这件事情没有追究。我给她发了一封邮件：
我觉得你长期以来工作特别辛苦，再加上工作环境让人不愉快，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很疲惫，这时候处理问题比较偏激，也比较轻听轻信。
你把一些事情的表面现象联系起来，再加上一些人的一面之词，得出与事实并不相符的结论。我现在做任何解释都没有意义，因此不想解释。
我觉得目前你最重要的是要静下心来，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因为事情处理不好，在伤害别人的同时可能会更严重地伤害自己，这决不是你想要的结果。我本来想以朋友的身份与你谈，并不想都讲好话，也想告诉你我对你的一些看法以及处理人事关系的方式。而你的信改变了我们之间关系的性质，我并不知道在你心目中我是这么坏的一个人。
你写信，是你的权利。对我而言，对信的内容，我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衷心希望你一切都好起来！
以上是1999年夏天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没有影响我的工作，到年底我以优秀的业绩回报给企业。
2000年我仍然做得很好，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公司开始盛传一个谣言，说我有可能被提拔为这个千人大企业的副总经理。我对此不屑一顾，因为我从来就不想当官。而就在这个夏天，关于我的两封匿名信复制了上百封在公司传播开来。全公司部门以上的领导人手一封，只有我本人没有收到。我挑语言相对干净一点的一份原文公布如下：
各位总社领导：
你们知道刘平是什么人吗？她居然坐上了总社部长的位置，简直令天下人耻笑。她从贵州山沟里能混到今天，全凭一身婊子本领，方能一路过关斩将，可见总社某些领导的素质并非像想象中那么高。
刘平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其卑贱的出身能出人头地，她拉拢客户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将来自身的考虑，她与某接待社合作是为了钱，当然也是为了自身的公司，因为她已秘密成为股东之一（这家接待社是国营企业并非股份制公司，我不可能成为股东，这是常识），并且早已成为某总的床上客。
刘平因长期夫妻不和，自进总社工作以来，数次对多名年轻小伙子进行性骚扰。对男性上司搔首弄姿，当遭到拒绝或个人目的未达到时就撒泼或对当事人进行人身威胁。
刘平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惜动用资源对部下进行无原则的拉拢，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击报复。近来刘平去欧洲之旅表现得令人作呕，把其婊子的本性在某些领导面前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组织了一个旅游界专业人士代表团到欧洲促销，有总社的领导参加。某些领导指的是他们。）
作为热爱总社的一群人，我们真心呼吁刘平这种人要远离总社的权力机构，否则会给总社造成恶劣的影响和损失。希望各位领导能擦亮眼睛，认清刘平的真面目，千万不要让其假象蒙住你们的双眼。
匿名信的落款是：一群热爱总社的人。匿名信里提到的人和单位都用了真实名称。
匿名信在公司盛传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我当时冒着酷暑考驾照，不在公司。后来有人拿信给我看，我没有什么反应，只是感到很无奈。
总社总经理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干吗，我说在练车。他让我立刻回公司，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真行，还有心思练车。”我说：“我能够怎么样？”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十三年了。几年前在美国参加展销会的时候，国旅的人见到我的同事说：“你知道是谁写的匿名信吗？是某某某。”
这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了。
求助“黑势力”
前面讲述了我在处理投诉时得罪了北京地接社的一名计调经理和一名导游的故事。
这名计调人员对这名导游一直很袒护，后来我了解到她们俩是亲戚，才恍然大悟。在这本书里，我给导游起个名字叫寇淑，给计调经理起个名字叫田莹。
寇淑经常担任一个美国系列团的全陪。她很霸道，与其他地接社的导游关系处得非常紧张，她给人造成一种与我关系很好的印象，别人都不敢得罪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