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称为激情岁月。
“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激情、理想和信仰是发自灵魂深处的。
几年来，为了写这本书，我一直在研究“文化大革命”，发现要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事情说清楚是非常困难的。“文化大革命”极其复杂，每一个经历过这场革命的人都可以从不同角度诠释这场空前绝后的政治运动。
我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讲述“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我的家庭和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
读者会发现在这本书里，毛主席和毛泽东两个称谓始终在交替使用，表述自己的感情时，我习惯称毛泽东为“毛主席”，小时候我们从来不直呼“毛泽东”的名字。
“文化大革命”中，我将自己的名字“刘和平”改成了“刘平”，理由是“和平”让人联想起“和平演变”，但父母、亲戚、磷矿的长辈、发小，至今仍然叫我“和平”。在这本书里，我的两个名字也在不断地交替出现。
阶级烙印
中国最早是在土改时期划分的阶级成分。
我从上小学的那天起就开始填写履历表，每次在家庭成分一览填写上“贫农”时，我就会感到由衷的骄傲。
母亲家的成分是中农，我感到特别遗憾，怎么不是贫农呀？越穷才越光荣。虽然中农在土地改革中被定为团结的对象，但我觉得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就应该是穷得叮当响的贫农或贫雇农。
贫农和贫雇农的区分是，贫农有极少的土地，少到产出不能够养活自家，贫雇农一点土地都没有，被地主家雇佣当长工，是中国最贫穷的阶层。我希望我家是贫雇农。
我尽量回避说母亲家的成分。回避不是那么容易的，每次填写履历表的时候，我必须分别填写父母的家庭成分。母亲家的中农成分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阴影。可想而知，那些地主、富农的子女该是怎样的自卑。
中国的家庭成分通常分为劳动人民出生和剥削阶级家庭出生两大类，其细分有九十九小类，十分复杂。
父母那一代人，很多出身于剥削家庭的青年背叛了家庭，参加了革命。由于他们是由剥削家庭抚养成人的，他们的家庭成分沿袭了剥削家庭的成分。
我的发小建华的母亲出身于地主家庭，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她的家庭成分一直是地主。虽然她的本人成分是革命军人，还嫁给了家庭成分是贫农的革命军人，但她的地主家庭成分还是让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很多苦。建华的父亲参军前是贫农家庭，他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军人，他的家庭成分仍然是贫农，本人成分是革命军人。建华的父亲在部队干到副团长的职位，他本人成分最后是革命干部，简称“革干”。建华这一代填写家庭成分是“革干”，是非常光荣的成分。
“文化大革命”中，家庭成分更成为区分好坏人的主要依据。即使某人的爷爷是地主，哪怕这个爷爷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他也会被这个没有见过面的爷爷牵连，被人当作“地主出身”而受到政治歧视。我的很多同学就是这种情况。
这种歧视从幼儿园就开始，小孩子吵架，出身好的小孩会骂出身不好的小孩，“你家是地主”、“你家是富农”、“你是地主（富农）狗崽子”等，出身不好的小孩无论有多占理，一定蔫了。
从新中国成立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入团、入党、毕业分配、招工、参军、提干、上大学等，都要进行政治审查，而且要审查三代人，从祖父、父母到子女。如果是“剥削阶级”的后代，就没有资格得到这些机会，即便可以，也是作为“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来考虑的。“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有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人，为了能够成为“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大义灭亲或公开声明与家庭断绝关系。
出身不好的人找对象也受歧视，出身好坏是找对象的一个重要条件。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是军人，和一个女孩儿好了好多年，女方家庭出身是地主。同学大学毕业后面临着回部队提干，如果他与地主的女儿结婚，不但不能提干，还要离开部队。他特别爱他的女朋友，但必须在爱情和仕途之间做出选择。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他忍痛与女朋友断绝了关系。记得他那段时间特别受刺激，精神恍惚。
父亲家在土地改革之前还是比较殷实的，爷爷抽大烟，将家抽破败了，在土地改革时，被定为贫农。我和弟妹们经常庆幸，幸好爷爷抽大烟将家抽穷了，否则我们这一代就要遭殃了。
阶级成分在“文化大革命”中衍生出了“血统论”。
“血统论”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
以高干子弟为首的红卫兵自称是“红五类”，即来自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农民家庭的子女。他们的对立面就是“黑七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和“走资派”的子女。
我属于“红五类”和“黑七类”之间。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段时间是“走资派”，还有就是我的大爷曾经在国民党部队当兵；尽管我与他从未谋面，却受到很大的牵连，因此，我算不上彻底的“红五类”。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即便比我们年长几岁的，虽然生在旧中国，但也是长在红旗下的，是接受共产党教育的。而由于我们父辈的家庭成分，我们一出生就被打上了阶级烙印，这个烙印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开始的，那年我不到十一岁。
北京清华大学附中的高干子弟通过他们父辈的渠道听说“中央出了问题，有人反对毛主席，要搞反革命政变”。这些高干子弟的父辈曾经与毛泽东并肩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不乏掌握共和国军政大权的开国元勋和中央各部委领导。
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容忍有人反对毛主席，为了保卫毛主席，我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只要是毛主席说的就百分之百正确，为扞卫毛泽东思想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去肝脑涂地。从我们一出生，父母、学校、共产党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理念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和灵魂中。
高干子弟行动起来了。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学生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天，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北京市各个中学的学生向清华附中学习，所有学校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毛主席给“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的行动。
毛主席说的话对我们简直就是“圣旨”，于是全国的学生都效仿北京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红卫兵”运动从清华蔓延到全国。
首都第一批红卫兵的特点就是“血统纯洁”，这些高干子弟红卫兵穿着父辈的旧军装、扎着军用宽皮带，有的还穿着厚重的黑皮靴，这样的装束成了红卫兵的标志服饰。很多人穿的军装是干部服装而不是士兵服装，两边肩上有挂军衔的布条。他们的装束表明了“红色贵族”血统，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家庭的孩子羡慕不已。
全国的红卫兵都效仿他们穿上各种各样的绿军装，很多人穿的军装都是自己家或裁缝做的，不伦不类。谁拥有一件真正的军装，其他孩子都会羡慕得不得了。
最早的红卫兵都是家庭出身好的“红五类”孩子，“黑七类”孩子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
当“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成立“红卫兵”组织没有什么限制了，随便几个学生就可以组织一个“红卫兵”战斗队，“黑七类”的孩子也组织起来，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战斗队。通常是几个孩子在一起商量成立一个战斗队，拉起一队人马，起一个名字，自封为兵团、战斗队或司令部等，缝制红袖套，再刻一个公章，就算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的名称大都来自毛泽东的诗词或某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我加入的红卫兵组织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全无敌战斗队”，取自毛主席1963年写的一首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红卫兵”有自己的歌：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大风浪里炼红心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横扫一切害人虫
敢批判敢斗争
革命造反永不停
彻底砸烂旧世界
革命江山万代红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无产阶级立场最坚定
踏着前辈革命的路
时代重任来担承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文化革命打先锋
团结群众齐上阵
横扫一切害人虫
敢批判敢斗争
革命造反永不停
彻底砸烂旧世界
革命江山万代红
红卫兵造反运功从最开始的初中和高中学生发展到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同时，也涌现了大批的工人“造反派”组织。
开阳磷矿位于距离北京约两千公里的云贵高原上。磷矿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是由学校成立的，不是学生的自发行为。外地的红卫兵不像北京的红卫兵一开始就有很明确的政治目的，只知道毛主席支持红卫兵运动，就一定不会错。磷矿首批红卫兵是在全校范围内选举产生的，都是一些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家邻居菊林和菊华两姐妹是磷矿的首批红卫兵。
开阳磷矿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磷矿的领导、工人和红卫兵代表组成。菊林作为红卫兵代表，当选为“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委员。
我当时还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小学没有红卫兵组织。小学生也要干革命，北京的一个小学成立了“红小兵”组织，推广到全国，以代替中国少年先锋队。有一段时间我既戴着红领巾，又戴着红袖章，虽然不伦不类，却感到十分荣耀。后来在一张照片上发现毛主席也曾有过又戴红领巾又戴红袖章的时候。
因为年龄小，没有人带我玩，看到别人热火朝天地干革命，我感到热血沸腾，想立刻投入到扞卫毛泽东思想的斗争中。我也想拉一些小孩成立一支队伍，连名字的都想好了，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接班人战斗队”。正在这个时候，开阳磷矿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收了我，我就放弃了成立一支自己的队伍的想法。
1966年的8月，红卫兵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
“破四旧，立四新”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两个半月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决定里一共有十六条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被简称为《十六条》。所有的红卫兵、学生、工人、干部人手一册，天天学习，走到那里都要带着《十六条》。
《十六条》第一条：“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我一个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红卫兵造反的对象我看到，凡是穿得漂亮的、烫头发的、搽雪花膏的、用香水的、爱化妆的、摆着小资姿势照相的、穿高跟鞋的、穿裙子的、穿瘦腿裤的都属于四旧；凡是古代的、国外的、有儿女情长的、有浪漫内容的书籍都属于四旧；外国的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所有的文艺作品，包括电影、戏剧、舞蹈统统都是四旧；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也都是四旧。
北京二中的红卫兵是“破四旧”的急先锋。1967年8月20日，北京二中三千多名红卫兵冲向城市各主要街道路口，张贴革命宣言《向世界宣战》。宣言说：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关于“破四旧”，中国的一位着名导演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
在整整一个八月里，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冲进天主教堂，捣毁一切，殴打并驱逐了外国修女；冲进藏满大师手迹的书画店，撕毁砸烂了所有的字画文玩；冲进诸如“全聚德”这样的名店，打烂了招牌，勒令炮制“人民菜谱”；冲进各类图书馆，将无数珍藏善本付之一炬。他们骑着自行车，忽聚忽散，招摇过市；他们砸扁了苏联驻华使馆所在地的路牌，宣布将“扬威路”改为“反修路”；他们用铁棒成片地打碎商店门前的霓虹灯，或者啸聚路口，手持大号剪刀，剪掉他们认为过长的男人或女人的头发、过细的裤管，再用铁钳拧断高跟鞋的后跟。在裸露着双腿蒙羞妇女的哭泣声中，用高音喇叭宣告：“打掉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每一次行动都引起围观群众狂热地叫好，推动红卫兵采取下一个行动。
北京的红卫兵还跑到山东曲阜挖了孔子的墓，捣毁了孔子塑像，烧了孔子书籍，砸了孔庙的石碑。
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的行为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
开阳磷矿建于1958年，位于大山沟内，矿山的条件本来就艰苦，不像大城市有那么多所谓“四旧”的东西。
“破四旧”是全国范围的革命行动，磷矿的红卫兵也要挖地三尺找出“四旧”的东西。
磷矿“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给红卫兵一个名单，要红卫兵到这些人家去抄家去造反。
“文化大革命”造反的对象大致有以下几类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排在第九位，就有了“臭老九”的昵称。知识分子是专政的对象，因为他们或是在建国之前上的大学或是接受建国十七年来的修正主义教育。这九种被专政的对象统称为“牛鬼蛇神”。
磷矿红卫兵得到的名单上大致都是这几类人。
造反对磷矿的红卫兵来说是一个很大考验，他们的造反对象都是认识的人，是他们的长辈、老师、同学的父母或是熟人。开阳磷矿一个夹皮沟中住着约三万职工家属，相互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但一想到造反是为了扞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们就可以不顾一切，勇往直前。
菊林带着一队红卫兵到同校同学曹明家去抄家。
曹明的母亲特别喜欢菊林，菊林与曹明在学校品学兼优，是同学爱戴老师喜欢的好学生，都是少先队大队委员会的干部。菊林和曹明虽然不是一个班级的学生，但经常在一起开会搞活动，是很好的朋友。两家大人都很熟悉，曹明的弟弟曹宁还是菊林的同班同学。
曹母见到菊林带着红卫兵到家里来很吃惊，菊林感到非常尴尬，一想到自己是在扞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为自己的私心感到惭愧。
红卫兵在曹家翻箱倒柜。
曹家父母新中国成立前就在政府里任职，照了很多照片。曹家孩子的同学和朋友有不少见过曹家的老照片。曹母年轻的时候是个绝代佳人，曹父风流倜傥，他们的结婚照漂亮极了，曹母穿着雪白的婚纱，曹父西服革履，凡是见到过这张结婚照的人都难以忘怀。
而现在，这些东西都属于“四旧”了。菊林怀着矛盾的心情搜查曹家的东西，她还是有私心的，凡是看到有可能给曹家带来麻烦的东西，她就暗示曹母烧掉。菊林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儿，看到那些美丽的照片被烧掉，心里感到很痛，同时又为自己的革命不彻底性感到自责。很多红卫兵内心都有这样的挣扎。
磷矿与曹家有相似历史背景的家庭都被红卫兵抄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