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步青上初三时，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来了一位刚从日本东京留学归来的教数学课的杨老师。杨老师的第一堂课没有讲数学，而是讲故事。他带着忧国忧民的真情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责任。”他旁征博引，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
苏步青一生不知听过多少堂课，但这一堂课使他终身难忘。杨老师的话，打动了他的心。从此，他的兴趣从文学向数学转移。有一次，苏步青用20种不同的方法证明了一条几何定理。校长洪泯初得知后，把苏步青叫到办公室，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学习，将来送你留学。”到苏步青中学毕业时，洪校长已调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但他仍关心苏步青的学习，寄来了200元资助苏步青留学。1919年，17岁的苏步青买了一张去日本的船票，余下170元钱要维持3个月的生活，实在很艰难。他每天只能吃两餐饭，无钱请日语老师，只好拜房东大娘为师。最后他用流利的日语回答了主考官的提问，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名牌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1924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师从著名几何学家洼田忠彦教授。
1927年，苏步青大学毕业后，他又在课余卖报、送牛奶、当杂志校对和家庭老师，用所挣得的钱做学费，免试升入该校研究生院做研究生。他并以坚强的意志，刻苦攻读，接连发表了41篇仿射微分几何和射影微分几何方面的研究论文，开辟了微分几何研究的新领域，被数学界称作“东方国度上升起的灿烂的数学明星”。1931年3月，苏步青以优异的成绩荣获该校理学博士学位，成了继陈建功之后获得本学位的第二个外国人。此后，国内外的聘书像雪片似的飞来，苏步青一一谢绝。因为两年前陈建功获理学博士位时，曾约苏步青到条件较好的浙大去。苏步青说：“你先去，我毕业后再来。让我们花上20年时间，把浙大数学系办成世界第一流的数学系……”这兴许就是苏步青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不愿离开浙大的情缘。走上工作岗位后，苏步青在科研和教学上取得了令世人叹服的光辉业绩，除做研究生时发现的四次（三阶）代数锥面，被学术界誉称为“苏锥面”外，后来他又在“射影曲线论”、“射影曲面论”、“高维射影空间共轭网理论”、“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和“计算几何”等方面都取得世界公认的成就，特别在著名的戈德序列中的第二个伴随二次曲面被国内外称为“苏的二次曲面”。他还证明了闭拉普拉斯序列和构造（T4），被世界学术界誉称为“苏链”。因此，德国著名数学家布拉须凯称苏步青是“东方第一个几何学家”，欧美、日本的数学家称他和同事们为“浙大学派”。
自1931年到1952年间，苏步青培养了近100名学生，在国内10多所著名高校中任正副系主任的就有25位，有5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连解放后培养的3名院士，共有8名院士学生。在复旦数学研究所，苏步青更有谷超豪、胡和生和李大潜这样的高足，形成了三代四位院士共事的罕见现象。
阅读点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苏步青等忧国忧民的科学家，以“国事为己任，前仆后继，关怀民生”为己任，才使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科技之林。可见，只有找到了力量的源泉，我们才能刻苦学习，奋发图强。
博学多才是怎样炼成的
汪文
米哈依尔·罗蒙诺索夫，俄国著名科学家、文学家。
1711年，罗蒙诺索夫诞生在俄罗斯北部沿海一个普通渔民的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个勤劳勇敢的渔民，常年在海上劈风斩浪、撒网捕鱼。母亲善良而贤淑，在家操持家务。
罗蒙诺索夫八岁时，妈妈把他领到邻居尼基蒂奇家里。
“米哈依尔是个勤奋的孩子，请您老人家收下他读书吧！”
尼基蒂奇原是一位教堂执事，因为上了年纪退职在家，村里人很尊敬这位颇有文化的长者。
“是你自己要读书呢？还是父母逼着你来的呢？”老人向孩子问道。
“是我自己要读的。”罗蒙诺索夫爽快地回答，把目光转向了堆满书的书架。
在尼基蒂奇的热心教导下，小罗蒙诺索夫学会了读书、写字，他像久旱逢雨的小禾苗一样，贪婪地吸吮着知识的扩军琼浆。
然而，罗蒙诺索夫幸福的童年却过早地结束了。10岁时，母亲因病去世，两年后，父亲续娶。他的继母是个凶狠而愚昧的女人，一见罗蒙诺索夫手里拿着书，就大吼道：
“天哪，十来岁的人就这样闲着，干活去！”
孩子的学习被迫中断了。白天，他帮助父亲出海捕鱼，担水劈柴，不停地忙碌着；夜晚，他常常躲进屋后的一间旧板棚里专心读书。这座旧板棚夏天闷热潮湿、霉味扑鼻，冬天，阵阵寒风从板缝中吹进来，使人肌骨发冷。罗蒙诺索夫却把这儿当成了天堂，他伏在角落里一只底朝天的木桶上，借着微弱的烛光专心地读着，这时他已完全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一切。
几年后，罗蒙诺索夫已长成一个结实高大的小伙子，紧张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他早已习惯，但强烈的求知欲却使他终日受着痛苦的折磨。父亲虽然疼爱他，但却目不识丁，一直不赞成他迷恋书本；在偏僻的渔村，想找到一本非宗教的书籍，更是异常困难。罗蒙诺索夫曾多次和父亲商量离家求学之事，父亲的回答是：“和你讲过100遍了，你的学问已绰绰有余，我决不允许你离开家，哪儿都不许去！”
在居住的附近，不仅没有人教他继续学习，更不能忍受的是继母，甚至把他心爱的书烧掉。罗蒙诺索夫终于决定背着父亲出走了。这位顽强的青年人历尽艰辛，只身一人来到了莫斯科，在一个好心神父的帮助下，他进入了只有贵族子弟才能进的斯拉夫一希腊一拉丁学院。这是当时莫斯科唯一的一所八年制学校，罗蒙诺索夫在这里过着艰苦的学习生活，他的唯一经济来源是学校提供的微薄的津贴。这位渔民的儿子表现出惊人的勤奋。清晨，同学们还在酣睡，他已伏案苦读；深夜，别人早已进入梦乡，他的窗前依然闪烁着微弱的烛光。由于他成绩优异，一年连跳三级，毕业时又作为最优秀的学生被选拔到彼得堡科学院大学深造。一年后，罗蒙诺索夫被派往德国学习物理、化学和采矿学。
罗蒙诺索夫来到德国马尔堡大学，在著名的物理化学家沃尔夫指导下学习。沃尔夫知识渊博，治学严谨，拥有当时设备最好的实验室。罗蒙诺索夫第一次感到，从童年起就折磨着他的、不可抑制的求知欲终于得到满足。他发狂般地学习着，一连几天呆在实验室里，饿了，啃几片面包；累了，靠在椅子上闭一会儿眼。
在马尔堡，沃尔夫被看成是科学的绝对权威，当时他的每句话都会被当成真理。罗蒙诺索夫从内心里敬重沃尔夫教授，却不满足现成的结论，他从来不同意老师的“燃素说”，更不赞成他那宇宙万物“先定的和谐”的唯心主义猜测。沃尔夫很喜爱这个勤奋好学、又善于思考的俄罗斯青年，在他的指导下，罗蒙诺索夫学习了力学、水利工程学等许多课程，完成了物理化学的大量实验，并写出一些有关理论物理的论文。沃尔夫在他学习结束时写了如下的评语：“罗蒙诺索夫是个才能卓越的青年，他酷爱学习。力求掌握有充分根据的知识，如能长此勤奋求学，将对祖国做出很大贡献。”
回国后，尽管罗蒙诺索夫受到冷遇，但他仍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科学研究工作之中，功夫不负有心人，罗蒙诺索夫多年辛勤劳动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成果。
1746年，俄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报告会，由三十五岁的罗蒙诺索夫用俄语做实验物理报告。他根据多年对物质结构的研究，提出了接近原子理论的微粒学说。
为了证明自然界根本没有“燃素”，罗蒙诺索夫在实验室里进行着一次次地实验。经过不懈的努力，自然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定律——物质不灭定律，在他的实验室里诞生了，统治物理化学领域几个世纪的“燃素说”宣告彻底破产了。
罗蒙诺索夫在无数次试验中，认识到物理同化学是不可分离的。经过长期研究，1752年他写成了一本《精确的物理化学引论》，成为“物理化学”这门新学科的奠基者。
罗蒙诺索夫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他的创造性活动几乎涉及了当时人类科学文化的一切领域。除了上述贡献外，他还在电学、光学、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采矿和冶金方面也有许多研究和发明；此外，罗蒙诺索夫还从事历史、文学、语言学的研究，撰写了许多重要著作，写出了不少铿锵有力的诗篇。1755年，在他的倡议下，建成了俄国第一所高等学府——莫斯科大学，为俄罗斯培养了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他的成就受到各国科学家的推崇和赞扬。
阅读点睛：当我们看到别人取得成绩时，总是肯归功于别人比自己更聪明一些。其实，对于成绩，努力比聪明更加重要。一个人要比别人获得更多的成功，就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除了用付出去换取获得，别无捷径。
不让岁月虚度的细菌学之父
汪文
罗伯特·科赫，世界细菌学的奠基人。
1910年5月27日，罗伯特·科赫与世长辞了。人们把他的骨灰安放在一个青铜盒内，安葬于柏林传染病研究院的院内。在白色大理石墓碑上雕刻着这位伟大人物的头像、名字及生卒年月，用金色大字记叙了他的伟大功绩。
1843年，科赫出生在德国克劳斯塔尔城哈尔茨山区。少年时代，他走遍了这个山区所有的森林。他常把野外捉到的毛毛虫、甲虫、蝴蝶和采集到的植物、矿物带回家里，用父亲的一个小型放大镜进行观察；他还在家中喂养了豚鼠、白鼠、家兔。因为他这样喜欢观察和研究动物，他的母亲给他起了个“鸡师傅”的绰号。
科赫从年轻时代起，就致力于研究病菌，造福人类的艰辛工作。他首先取得的成就是对炭疽病的研究。在当乡村医生期间，他多次跟炭疽病打交道。1873年的一天，科赫在森林中看到一只死鹿。科赫根据鹿血的颜色，立即判断出鹿是患炭疽病死的。他取回血样，一头扎进实验室仔细地进行观察。他看到鹿血里粗大而透明的杆状、线状和线团状的有机体，纵横交织，脑子里就出现了一个问号，难道这就是炭疽病病毒吗？
为了证实这个问题，科赫进行了艰辛的实验工作。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只要听说奶牛或其他牲畜死亡的消息，无论路途多么遥远，都要赶去亲眼察看。每次都带上一大堆试管，取满了死去牲畜的血液，然后几小时几小时地坐在显微镜前连续观察。他从屠宰场里，弄来新鲜畜血与病畜血液进行对比。他在白鼠的尾巴根上割开一个小口，注入患炭疽病动物的血液，彻夜不眠地试验。第一只白鼠死了，科赫就把这只死鼠的一小滴血注射到另一只健康的白鼠身上。他这样反复地做了三十次，三十只小白鼠都是同样的结果。这时他才断定，这些杆状物是炭疽病菌。以后．他又通过大量试验，研究这种病菌的生长和传播情况。在这些日子里，他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工作，身边的人纷纷议论：“我们的大夫真有点神经质了。”
1876年，科赫受布雷斯劳大学的邀请，去那里讲学。他随身带去装有小白鼠的笼子和一架显微镜。整整5天的时间，他的讲学没有空谈，没有长篇大论，而只是一直表演着他的实验，简要地说明他的研究过程。科赫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给布雷斯劳的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博得一致好评。
不久，科赫就把他的这些试验，写成了一篇题为《炭疽病病原学：论炭疽病杆菌发育史》的报告，刊登在《植物生物学杂志》上。这篇论文，意义重大，现代细菌学和征服传染病的斗争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880年，科赫到帝国卫生局工作。他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改进细菌学的研究方法。他发明了用固体培养基的“细菌纯培养法”，首先采用染色法观察细菌的形态，并运用这些方法首先分离出炭疽杆菌、结核杆菌和霍乱弧菌。借助这种固体培养基可以测定空气中、土壤中和水中的微生物，可以准确判断各种病毒是否存在，是进一步研究微生物的钥匙。
初战告捷，大大鼓舞了这位年轻的科学家，他决心乘胜追击，一生与病菌为敌。以后，他致力于结核病原、传染途径、治疗药物以及人畜结核病的区别等课题的研究，向结核病宣战。那时，结核病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欧洲国家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人死于肺结核。人们只知道肺结核可怕，并且会传染，却不知道它的病原体、传染途径。科赫在实验室里埋头试验、细心探索：他给动物做试验，对它们观察记录；他制作了近三百种结核菌样品，给各种样品染色，他的双手被染得五颜六色，挥发物使手上布满了皱纹；他无休止地反复观察和思考，有时回家竞走过了自己的家门，甚至还迷了路；他在死于结核病的患者身上观察细菌；他从兽医所、动物园的病畜、死畜中提取标本。
1882年，科赫在柏林生理学协会上，报告他的研究成果《论肺结核》。报告吸引了与会的科学家，会场非常安静，只有钦佩的目光，没有争论的声音，这在柏林生理学协会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科赫不仅是个天才勤奋的科学家，同时还是一个热情善良的医生。他一生致力于征服各种传染病，哪里有传染病，他就战斗在哪里。1883年6月，埃及发生了霍乱，科赫作为医疗队队长，奔赴埃及，随后又赶到印度，与病魔和死神奋力拼搏。甚至圣诞节之夜，他也在通宵达旦地工作。此后多年，他往返奔波于欧洲、亚洲、非洲的许多地区，为征服各种传染病而竭尽心力。
科赫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科赫的一生，始终遵循着1865年在哥廷根当学生的时候，写在解剖比赛试卷页眉上的那句诺言：“永不虚度年华。”
阅读点睛：时间就是生命。善于珍惜时间的人，才能把握住人生。永不虚度年华，才是成功的基础。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归。人生不过短短几十载，只有把握住时间的人，才不会碌碌无为。
刘东生的遗憾
魏强
刘东生，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由于对科技的贡献，刘东生和王志伟共享了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奖励资金500万。他63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74岁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85岁获得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国际“泰勒环境成就奖”。80岁上下，足迹仍遍布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等“地球三极”。
刘东生六十年潜心研究，被誉为“黄土之父”。